这里离浙大很远，又很近

2025年7月，陈天来（右三）、钱永红（右五）等“西迁二代”将家中的西迁旧物捐赠给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受访者供图

　　浙江大学距离贵州省湄潭县1500多公里，86年前，这所大学在战火纷飞中西迁到这座小城得以庇护，如今，小城处处留有这所大学的印记。

　　400多岁的“文庙”前是“浙大广场”；在以浙大校长竺可桢命名的“可桢路”上，人们吃着豆花面、糯米饭、羊肉粉、油茶汤圆等；人们跳广场舞的市民广场以浙大校训“求是”为名；湄江上的“院士大桥”，车来车往……西迁到湄潭的浙大师生中，后来有50多人当选为两院院士。

　　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占据着县城老城区最核心的位置，那里保留着当年出版的《浙大园艺》《病虫知识》等刊物，纸张粗糙灰暗。

　　“浙大广场”的石碑上刻着当年西迁师生、校工的姓名，不时有老人来这里寻找父辈的名字，抚摸着石头上的名字流泪。

　　抗日战争胜利80年后，这段历史的碎片仍留存在当地民间，延续至今。

在湄潭县永兴古镇，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浙大办学的遗址，附近还有竺可桢等教授的雕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摄

　　保存文脉

　　00后唐书山初中就读于湄潭中学，所在的班级以浙大物理系教授程开甲命名——浙大西迁期间，湄潭中学曾与浙大附中合并办学。

　　2022年，唐书山考上了浙江大学。那年暑假，正值浙大校长在湄潭访问，唐书山从校长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

　　80多年前的历史被这名00后铭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战火快速蔓延，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在侵略者的炮弹中支离破碎。

　　1937年，日军用飞机轰炸南开大学，又纵火焚毁图书馆等建筑；同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十余所上海高校遭到轰炸；1938年，湖南大学遭日机投弹80余枚，广州岭南大学遭日军机枪扫射和炸弹轰炸，中山大学校舍多次被炸……

　　1937年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决定让一年级新生到距离杭州城区80多公里外的西天目山禅源寺开学。他告诫大一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百折不挠、坚强刚果”，未来还要“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仅仅两个月后，日军在全公亭偷渡登陆，距离杭州仅120公里。浙大师生匆忙搬迁至距杭州100多公里外的建德县。

　　离开杭州前，竺可桢在院中踱步，院子里的罗汉松、桃树、柿子树、梅树都让他不舍。

　　此后的两年多，浙大师生带着图书、仪器、行李，又从浙江建德搬到江西吉安、广西宜山等地。

　　随着日军占领广西桂林，浙江大学校舍也遭遇轰炸。这所已经搬迁数次的大学又要面临迁徙。

　　这两年多，浙江大学已经迁徙四地。校长竺可桢和同事四处考察新校址。有时寻觅校址途中，教授们不得不蜷缩在两节火车车厢相连的过道上睡觉。

　　搬迁路上，还要运输图书、仪器、档案等。每到一处，又得租赁、修缮或新建校舍，所费不赀，校长竺可桢得忙着跑经费。

　　炮火迫近，竺可桢考虑迁往贵州遵义，但这时“遵义尚无一间屋可以靠得住”。

　　竺可桢倍感煎熬。在江西泰和，他失去了妻子张侠魂和14岁的幼子竺衡。与众人的周旋也让他心力交瘁。这名气象学家在日记里一再发誓辞去校长职位，但屡次辞职都未得应允，他只能接着干。

　　面对时局，他也无奈：“每次一播迁，必须费尽人力财力，于公于私均为极大损失……而不料南宁竟失守如此之速也。”

　　1940年2月，竺可桢在遵义忙着为浙大找房子时，收到从军的儿子竺希文从广西宾阳寄来的明信片。这个19岁的年轻人写道：“此地离火线约百里或八十里云云。今天大概是二十号吧。儿不死，有机会总上函问候大人。儿死了，就算了。”

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保存着当年浙大师生出版的期刊《病虫知识》。因当时条件简陋，纸张、印刷都很粗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摄

　　报国埋在心里

　　在湄潭县一所乡镇学校的杂物间里，90后校长佐明洋拼凑出一块跟浙江大学相关的历史碎片。

　　佐明洋翻出一堆木头。在村里老人的指导下，他拼出了一套造型特殊的连体桌椅，跟浙大使用的桌椅如出一辙。原来，80多年前，一名当地农民到浙大当校工，又受到启发返乡办学。

　　80余年前，校长竺可桢第一次为浙江大学寻觅新校址时，就特别提出不去大城市，“而是要搬迁到那些未有过大学的城镇，甚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的内迁与内地的开发相结合”。

　　1940年2月，浙大师生们迁到贵州遵义，时任湄潭县县长严浦泉力邀竺可桢来湄潭办学。严浦泉曾在英国留学，较为开明。1940年5月，严浦泉成立“浙大迁移协助会”，统计全县的房屋，举全城之力给这群颠沛流离的师生提供250多间房屋。

　　当时，中央实验茶场、武汉头等测候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陆续迁来湄潭，一所后方医院的伤残官兵在这里疗养，还有400多名孤儿安置到湄潭生活……小小的湄潭城里挤满了避难的人们，县长严浦泉催促竺可桢速来“占位”。

　　于是，湄潭县城的文庙成了图书馆，天主堂成了教师宿舍；永兴镇的火神庙成了农学院的畜牧试验基地，财神庙成了生物实验室……

　　有记载，抗战时期，大学“流离转徙，散居于川滇黔者数以百计”。湘雅医学院迁到贵州贵阳，贵阳至今有个“湘雅村”；广西大学迁到贵州榕江，给当地带来足球文化；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同济大学迁到四川李庄，更知名的还有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等等。

　　在浙江大学英文教师冯斐的日记中，“空袭”“警报”等词曾频频出现，自从浙江大学搬到贵州湄潭，这些战争词汇几乎消失了。

　　在贵州小城里，浙江大学师生获得了难得的喘息。小城低廉的物价和丰富的物产，让他们度过了相对安稳的时光。

　　隔了数十年，1948届毕业生郑家骏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在湄潭赶场的场景：“硬柿子、金盖梨、木瓜梨、洋桃、栗子、李子、桃子应有尽有，价钱便宜得人人都能买一大堆。”

　　赶场也成了学生们的乐趣，有的瓜果论碗卖，“如果你有本事能在碗里堆放比别人更高更多，乡人不但不以为意，而且哈哈大笑，高高兴兴卖给你”。他们在这里第一次吃到了猕猴桃，爬到树上吃“比桃子还要多汁”的鲜梨。

　　浙大20世纪40年代毕业生唐广荪记得，“每餐大米饭任你吃饱，中晚餐四菜一汤（六人共用）”。但1942年下半年以后，通货膨胀严重，师生的生活水平一降再降。

　　尽管物资贫乏，但学习上的要求很高：生物系学生做标本鉴定、撰写报告必须标注物种拉丁文学名；物理系是全英文作业；中文系学生要整本书圈点批注、会写各种文体。校长竺可桢鼓励学生们，文科学生要选修理科课程、理科学生要选修文科课程。此外，有3科不及格就要留级，考试作弊即开除。

　　17岁的李政道1943年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在物理系教授王淦昌、束星北的影响下，他对物理产生了兴趣，转到物理系学习。“白天到茶馆里看书做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茶馆再闹也不管。”

　　报国是学生们埋在心里的愿望。

　　竺可桢在浙大开始推行导师制，木讷寡言的男生马国均成为竺可桢的“入室弟子”。有一次谈起未来的打算，马国均告诉校长，自己打算考公费留学，学航空工程，“我想，将来救国，万事莫如航空急”。

　　竺可桢沉吟一会儿，感慨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知道怎么选择。

　　在抗战中，很多人饱受惊吓。即便在湄潭，总有人夜里把动物的叫声当成警报声而惊醒。西迁途中，他们遭遇过土匪、炸弹，挤过人货混运的“黄鱼车”，总算抵达一块未被战火殃及的土地，又不免饿肚子、买不起书和文具。当时有些学生为了省钱，读完这一年级就卖掉本年级的教科书、再买下一年级的书。

　　竺可桢说起自己16岁去美国留学的经历。那是清朝末年，“剪了辫子，才准上船。到了美国连英语都听不明白，莫说选课了。”

　　竺可桢决心学习能够服务国家发展的学科，先是学了农科，后来又决定改学理科，可是又不知选什么系，只要求读“与农业有关的理科”，就这样进了气象系。

　　他说：“我们那一代人，连立个志愿都不知道如何适合国家的需要。”

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保存了浙大西迁办学时期的一些物品，图为苏步青之子苏德洋当时抄写的诗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摄

　　关注国家，也关注身边

　　竺可桢在《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中记录了当时带到贵州的全部家当：“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

　　那些箱子跟随师生到江西、广西、贵州。每到一地，打开箱子，取出书籍、仪器，便可就地开课、做实验。

　　浙江大学不少教授从德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留学回来，有的在奥运会上当过裁判，有的在爱因斯坦的实验室工作过。他们放下优渥的生活，回到这个贫弱的国家，又随浙大一次次西迁。

　　遵义、湄潭虽然无警报声，但教学、研究条件依然简陋。师生们用油纸做温室、用竹竿做导管、从江里打了水过滤成“自来水”。他们平时只用桐油灯，只有看显微镜才舍得点煤油灯。

　　1941年，浙大物理系从遵义搬迁到湄潭，双修寺的物理楼里，有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等4个实验室。

　　王淦昌回忆：“没有稳定电力，我们就用汽车引擎发电；仪器设备匮乏，很多实验耗材只能用木炭、茶杯等替代。”

　　物理教师何增禄更是以“吹制复杂玻璃设备”而闻名，他开设实验技术课，带着学生们吹制试验设备，简单的如切割玻管，复杂的如麦克劳真空计、多级水银真空泵。这群师生还用简陋的设备做出了测量电磁强度的盖革计数器。

　　在破旧的寺庙里，这些教授、学生关注着国家的前途、战事。

　　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消息传来，王淦昌在物理系开设原子弹原理课，吸引了各个专业的学生来听；卢鹤绂则在湄潭写出了两篇著名论文，阐述原子弹爆炸的基本原理；浙大生物系教授谈家桢在遗传学课上也“蹭热点”，讲基因突变与辐射效应，“学生围着破木桌提问”。

　　他们不光关注远方，也关注身边的人们。

　　物理实验室每年向普通百姓开放一次，成为小城里的盛事。“把有限的几个电源合理调配，由老师带着学生作讲解员”。开放期间仪器免不了有所损坏，但来年照开不误。

　　浙大教授、贵州贵阳人罗登义发现了贵州野果刺梨中富含维生素C，这成了今天贵州刺梨产业的源头；农化系师生研制出防治稻瘟病的药剂；师生们还为当地百姓开设夜校与扫盲班……

　　在简陋的环境中，这个小县城为中国保存下抗日胜利后富国强兵的火种。

　　1940年至1945年间，浙大教授王淦昌发表了《中子的放射性》等十几篇论文，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核物理领域的后备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隐姓埋名，参与研制原子弹、氢弹。

　　束星北参与研制我国早期雷达，解决电磁波频率匹配等关键技术，助力抗日，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推动建立了我国海洋物理研究；苏步青成为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

　　1945年8月10日夜里，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遵义，竺可桢听到：“新旧城各鸣炮十响，满街炮竹，至子夜不绝。”学生跑到他家急切地砸门，兴奋地抬起校长呼喊。浙大教授蔡堡作诗庆祝：“心痒欲抓抓不着，呼童且把酒来斟。”

　　浙大物理系教授程开甲等人回忆：1946年离开贵州时，浙大4个年级的学生总数，是1940年到贵州前的3倍还多。

　　战争结束，浙江大学电机系教授、浙江杭州人汤文开却没有随校返回杭州，他留下了。《湄潭县志》记载：“文开因湄潭电力匮乏，毅然留县……1947年修复浙大遗留3000瓦火电设备，解决县城照明与小型工业用电；1952年主持设计修建‘东方红水电站’，为湄潭首座水力发电站……运行30余年，奠定湄潭电力基础。”

2025年7月，钱永红将祖父钱宝琮当年的物品捐赠给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图为钱宝琮写给儿子的家书。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摄

　　续写历史

　　浙江大学退休教授陈天来很少听父母讲起当年西迁的故事。经历过动乱年代，他们学会了谨言慎行。“浙大西迁再伟大，也是旧政府统治下的事了，那时候觉得不光彩。没人提。”

　　2006年，父母以百余岁高龄去世后，陈天来决定去贵州湄潭当年出生的地方看看。在他出生的1945年，日军投降。1946年，浙大迁回杭州。

　　第一次到湄潭，陈天来感觉到了浓郁的人情味儿：人们得知他是“西迁二代”，自告奋勇开车载着他参观，还不时有人要请这位退休老教授吃饭。

　　陈天来在湄潭待了快20年。这名耄耋老人忙着给当地生病的孩子找医生、联系资助，忙着给乡村孩子找心理辅导，也忙着带同为西迁二代的老人来湄潭回访，捐赠家中长辈当年的书箱、书籍、笔记、家书。

　　2025年7月，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会特聘研究员钱永红来到湄潭，捐出了祖父钱宝琮的物品。当年这位浙大数学系创办者用的是全英文的微积分教材。

　　如今，湄潭县还有不少人沉迷于研究这段历史。

　　早在2006年，湄潭县前政协主席周开迅牵头出版了《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

　　文史爱好者张宪忠采访过不少西迁的亲历者，笔记本的纸页已经泛黄。他越来越感到时间不等人，当年的亲历者年事已高，有的接受采访后不久就去世了。

　　张宪忠家楼下是热闹的“求是广场”，他在那里散步。紧挨着“求是广场”的是双向四车道的“院士大桥”。他走过院士大桥，可以到老城的“浙大路”，吃碗羊肉粉。

　　这样平凡的生活，曾是80多年前的人们梦寐以求的。

　　1939年12月31日夜里，冯斐在睡梦中惊醒，听到“人叫狗咬，小孩啼哭”。

　　山上响起钟声。又是空袭警报。冯斐“从温暖的被窝里抽出身来，浑身发抖，牙齿格格作响”。但她还是爬起来，跟着人群躲到防空洞里。半夜4点多，又一次响起警报。

　　折腾了一宿，冯斐筋疲力竭。她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39年除夕，希望这种动乱的生活与旧岁同逝。除旧迎新，愿新的一年，祖国战胜，个人幸福，世界太平（1939年12月31日，星期日，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