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想 品悟孔子人生最后20年

◎穆爽

这世界的理想主义者非常稀有，如果有，孔子算一个。20多年前首版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下文简称《流浪的君子》），可以说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讲述和解读了孔子最后的二十年。

作为“万世师表”，世间已经不乏关于孔子的书，除了《论语》，第一部当推司马迁所作《史记·孔子世家》。《流浪的君子》作者王建文依托《史记》《论语》《左传》等典籍，以对史料和细节的细致解读，从孔子的最后二十年写起，为读者讲述了这位“一生不合时宜却又坚定地与他的时代搏斗的人。”这最后的二十年也正是孔子七十三岁人生中，对后世来说最具审美意义与伦理价值的二十年。

《史记》中关于孔子的出走鲁国，写得十分简略。只有寥寥数语：“桓子卒受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流浪的君子》恰好为读者补充了那些细节与前因后果，甚至补充到这不是孔子的第一次出走，三十五岁那年，孔子也曾因为“国内无君”、季氏当政而到了齐国。学者们比如钱穆认为，这一次孔子在齐国只停留了一年；《孟子·万章下》记载，“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洗好的米等不及煮就走），也许是夸张地描述，但至少说明他对齐国毫不留恋。作者抽丝剥茧地向读者揭示，孔子政治生命的一个重要事件——“堕三都”，是孔子从大司寇任上黯然下台的关键。从政治上来说，在鲁国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这才是五十五岁的孔子，离开自己祖国继续寻找实现抱负可能性的原因。

而这个机会，并不单纯指“做官”的机会；更是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更进一步说恢复和维护既往封建礼乐秩序的目标，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现大道行之于天下。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以“后见之明”了解到，随后他颠沛流离、不断受挫，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拥有一个较高的位阶，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作者写道，“待访的君子，永远等不到圣明的君王，才是现实世界的不二真相。”在孔子有生之年的国君们，基于自己种种现实的图谋与考量，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知识分子一辈子报答的都是知遇之恩，所以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出山之后，这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老臣，才会写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名句。

“六十岁以前的孔子，始终顽固地不向命运低头，也始终坚定地寻找现实中的政治出口，不管遭逢任何困厄。”他始终相信“天之未丧斯文也”，他的“道”终有实现的一天。即使在陈蔡之间流离失所，甚至饭都吃不上，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而且他自信，“当他有机会进入现实政治中，取得某种角色后，改变的是现实世界，而不是他自己。”虽然孔子也曾发出“吾道非也？吾何为于此？”的诘问，但那更是对弟子的考验。孔子自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然而现实始终未能如愿，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一直未能再次出仕。作者对此给出答案：“这正是先秦君子的结构性困境，知识必须附在权力之上才有实践的能动性。”旧的社会已在瓦解，新的秩序还未诞生。孔子所坚持的礼乐秩序，缺乏可依托的现实基础。

在《流浪的君子》中，作者也讲述了孔子与弟子们的关系。与孔子情同父子的颜回的早逝，让孔子发出“天丧予”的悲音；而子贡、冉有、子路这些后来相继在鲁国政坛居于要职的孔门弟子与孔子的分歧，带来“孔子生命中最后的挫败与落寞孤寂”。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也就是孔子回到鲁国后的第四年、他去世的前两年，齐国大夫陈恒以臣弑君。对于一生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封建秩序的孔子看来，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孔子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然而无论是国君还是拥有实权的三家大夫以及他们手握兵权的家臣，他们无一例外都不支持孔子的出兵请求。对理念的执守，最终败给现实政治的权衡，这对孔子无疑是一个重击。

晚年的孔子感叹，“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在政治理想始终无法实现的现实中，退而著书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四百年后的司马迁，成为孔子隔空的弟子，“垂空文以断礼义，作为王者之法。”所以作者说，“孔子晚年的真正成就，在于通过著述来记录他无法在当世实践的‘道’，并传其‘道’于晚年后进弟子。”

英国学者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她的著作《轴心时代：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开端》里这样介绍孔子：他“期望从政，然而屡屡落空。他太过耿直和诚实以致不能在政界获得成功。”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里，孔子始终没能“行道于天下”，作为一位热切希望改变现实的入世者与实践家，可以说他是抱憾而终。然而，孔子的坚持和他的追寻，他给弟子们树立的顶天立地的理想人格，他以自己一身的垂范昭示的君子风范，在漫长岁月中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无边的黑暗。

诚如作者所言，“理想主义者最大的试炼不是贫贱不移，而是富贵不淫；不在于颠沛流离，而在于安居以行道。这部关于2500年前‘失败者’的评传作品，对我们今天如何追求梦想，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孔子以自身上下求索的历程向我们证明：一条路是否能走到终点、是否能完成旅行并不重要，走在这条路上本身，已是意义与价值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