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青岛、成都等地教育局相继宣布取消高一高二期末统考时,家长群里的消息提示音此起彼伏。这并非地方政府的临时决策,而是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落地的直接体现。该文件明确要求:严禁面向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统考,严格控制考试频次。一纸公文,掀起了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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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核心逻辑直指“考试异化”现象。教育部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当前中小学日常考试存在“次数偏多、命题质量不高、教考脱节”三大顽疾。以某地调研数据为例,部分初中非毕业年级一学期竟组织8次年级统考,学生疲于应付机械刷题,教师陷入“以考代教”的怪圈。这种高频低质的考试模式,不仅挤压了学生自主学习空间,更扭曲了教育本质——考试本应是教学反馈工具,却异化为教育终极目标。
教育专家熊丙奇的解读揭示了更深层矛盾。他认为,取消统考是破除“唯分数论”的关键一步,但若中高考制度不改,政策很可能陷入“发文-落实-反弹”的循环。现实中,部分家长已开始寻求校外机构“隐形比考”,这种“下有对策”的现象印证了改革复杂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升学率仍是学校核心KPI,分数仍是学生唯一通行证时,任何减负政策都可能被应试惯性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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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芬兰等教育强国“少考精教”模式,更能看出我国改革的必要性。芬兰中学生年均仅参与2-3次诊断性测试,教师通过课堂观察、项目评估等多元方式跟踪学习进度。这种模式下,芬兰学生在PISA测试中持续领先,印证了“减少考试≠降低质量”的辩证关系。我国此次政策调整,正是试图将教育重心从“分数生产”转向“素养培育”。
政策落地面临双重考验。对学校而言,取消统考意味着要重建校本评价体系,但部分薄弱校缺乏命题能力和数据分析技术。对家长群体,突然失去“全区排名”这一参照系后,焦虑情绪需要科学疏导。某重点中学教师透露,已有家长联合聘请校外机构命题,自行组织跨校联考,这种“民间统考”现象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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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改革实质是对教育公平的再定义。当统考这把“标尺”消失后,如何确保不同学校、不同区域的学生仍能获得公正评价?成都等地的探索给出了方向:市教科院提供标准化试题资源,学校可自主选用;厦门试点数字化成长档案,记录学生多维发展。这些尝试都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教育评价的终极目的,究竟是选拔“考场优胜者”,还是培养“终身学习者”?
期末统考的存废之争,本质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又一次正面交锋。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仅靠取消考试难以扭转积弊,必须同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教师评价体系优化、家长教育观念更新等系统工程。正如专家所言:“当剧场里第一排观众站起来时,后面的人不得不跟着站起。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整个剧场的座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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