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隐去法官姓名，司法公开还剩多少透明度？

“查个文书像拆盲盒！法官是谁、案号多少全是谜！”2024年末，网友的怒吼炸穿了司法公开的遮羞布。

有细心网友扒出，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仅四川通江县法院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文书就藏着猫腻——这份本该清晰标注审判人员的判决书，审判员、书记员姓名被清一色篡改为“XXX”，连核心案号都缩减成“(2024)川1921民初XXX号”。

更触目惊心的是，这类“匿名文书”并非个例，截至2025年初已暴露出近2万篇，四川、内蒙古、河北成重灾区，杭州中院、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甚至把案号模糊成“（XXXX）京XX民终XX号”，连审理年份都不肯公示，彻底点燃了公众对司法透明度的信任危机。

这场“匿名闹剧”的源头，本是最高法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善意。2024年起，最高法三令五申要求对婚姻家庭纠纷、刑事案件被害人等群体隐名处理，到6月已实现“自然人仅留姓氏，企业隐去字号”的统一标准，初衷是为了筑牢个人信息防护墙，契合司法改革纲要的要求。

然而，基层执行硬是把“精准保护”玩成了“一刀切屏蔽”——该隐的当事人信息没隐全，不该隐的审判人员信息全抹光，这种荒诞的“扩大化”操作，本质是对规则的彻底曲解。

拿规则尺子一量，这种操作纯属“顶风违规”。2016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写得明明白白：隐名范围仅针对当事人、被害人等特定群体，审判组织成员姓名绝不在此列；案号作为案件“身份证”，哪怕不公开全文也必须完整保留。

最高法更在司法公开意见中划下红线：“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谁敢随意扩大隐名范畴，就是踩司法公开的底线。多位受访法官直言震惊：“从没收到过隐去法官姓名的通知，这根本就是基层操作人员怕担责，用‘理解偏差’当挡箭牌！”

“法官署名不是面子工程，是司法责任制的‘紧箍咒’！”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的话一针见血。司法透明的核心，是让权力运行有迹可循，而法官姓名、案号就是最关键的“轨迹坐标”。

汉江中院的实践早已证明：要求合议庭成员对分歧意见署名确认后，案件上诉率同比下降，审判质量显著提升。在“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背景下，法官在文书上签名，就意味着要扛下终身追责的重担——这既是对法官专业能力的认可，更是给公众的“定心丸”，容不得半点含糊。

“匿名裁判=责任真空”，这句评论堪称精准暴击。试想，四川通江县那起民间借贷案的当事人，若对判决不服，连主审法官是谁都不知道，何谈申请回避、申请再审？若出现错案，“XXX”这个符号能承担什么责任？更可怕的是案号模糊——连完整案号都没有，公众怎么核验文书真伪？怎么检索类案参考？

有律师直言：“这样的文书和伪造件没区别，完全丧失了参考价值。”这种做法不仅掏空了司法公开的内核，更在一点点瓦解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与司法公开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场风波撕开的，是基层司法公开的“硬伤”：执行标准混乱、权责界定模糊，还有懒政怠政的侥幸心理。部分法官助理、书记员怕出问题，干脆“一隐了之”，用“一刀切”的懒办法规避责任；更关键的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复核机制，让这些违规文书堂而皇之上了网。要解决问题，必须打破“保护隐私”的伪命题——隐私保护与司法公开绝非对立，找准平衡点的关键，就是拒绝“懒政式隐名”。

要根治这颗“毒瘤”，必须拿出硬措施：

其一，速出司法公开“负面清单”。最高法应明确划定“必公开项”——法官姓名、完整案号、审判组织构成等必须原样公示，仅对法定当事人信息精准隐名，从源头堵死“理解偏差”的漏洞。

其二，复制“全流程管控”经验。借鉴广州法院和汉江中院的做法，建立“承办人自查+审判管理部门复审”的双审查制度，让每一篇上网文书都经过合规性校验。

其三，强化问责倒逼规范。对“一刀切隐名”的责任人严肃追责，开展专题培训扭转“多隐比少隐安全”的错误认知，树立“精准公开才是合规”的底线思维。

司法公开不是“选择题”，而是法治社会的“必答题”，裁判文书网更不该沦为“匿名文书集散地”。从北宋包拯要求主审官在卷宗加注备案，到如今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署名、文书公开的核心从未变过——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

保护隐私没错，但绝不能成为司法公开“缩水”的借口。期待相关部门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彻底清理“匿名文书”，完善公开细则，让裁判文书既守得住当事人的隐私底线，更亮得出司法公正的阳光，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看到清晰的正义、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