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当丛林法则回归，委内瑞拉绝不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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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美国已不再在意体面，丛林法则正在回归

2026年伊始，美国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给动荡不安的世界秩序以沉重一击。如何看待美国“退回西半球”之后的这一举动？如何看待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考量与战略博弈因素？

围绕上述问题，郑永年教授接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媒体“侠客岛”的专访。他在采访中深刻指出，当下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正面临解体，美国正试图重新以“新殖民主义”和武力逻辑主导世界，在丛林法则回归的背景下，委内瑞拉绝非孤立事件。

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地民众手持委内瑞拉国旗参加抗议活动。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强行控制并带离他国领导人，首先是一种赤裸的武力展示，其次表明其始终将大国秩序置于国际法之上。

在战略层面，美国正“退回西半球”，并按照“国内—周边—重点区域”的顺序，重新调整力量投入的优先方向。拉美作为其“后院”，将因为美国的重新嵌入而承受冲击与混乱。拉美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附西方，难以实现自主发展，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发展倒退，因而难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此次行动还凸显出美国政策工具的转变——从以往更多依靠“颜色革命”和扶植反对派等动作，转向直接下场，掌控政权更迭与经济命脉，呈现出“新殖民主义”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看来，任何与其竞争对手走得过近的“后院国家”，都可能成为被“整治”的对象。拉美虽不至于成为世界大战的“火药桶”，但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特朗普已对古巴、哥伦比亚、伊朗等国发出警告，拉美的政治版图势必被进一步改写。

最后，尤需警惕的是，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发其国内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情绪。此外，若中期选举继续获胜，共和党将进一步失去制衡机制，我们绝对不能低估特朗普。美国过去尚保持某种“文明”的外衣，如今已不再在意体面，丛林法则正在回归。二战之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已发生实质性解体，世界正进入某种“无政府状态”。在这一背景下，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思考，如何保护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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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新阶段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公众号“大湾区评论”发文，从文明与制度演进的视角出发，展望2026年中国在发展、改革与对外关系中的走向，并对中国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发表洞见。

他提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终取决于其核心文明价值观：中国外交不是遵循“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而是内生于中国文明所强调的开放包容、坚守主体性与“达则兼济天下”，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现代版“天下观”作为面向未来的目标。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并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组织。图源：清华校史馆

郑永年教授指出，今天，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恐惧时代变化，将中国崛起和产能外溢带来的影响称为所谓的“中国冲击第二波”，并将自身“国强必霸”的逻辑强加于中国。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新阶段。

围绕“中国外交往何处去”这一核心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实际上取决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其一，是经济基础及军事力量；其二，是政治领导层的意志；其三，是国家所拥有的核心文明价值观。

首先需要意识到的是弱国无外交。但同样重要的是力量如何使用、服务于何种目标，这取决于国家的核心文明价值观。例如，“国强必霸”反映的就是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外交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其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天下大同”等天下价值观也是高度契合的。

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也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外交政策之中。中国在拥抱世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始终保持并不断强化自身的主体性，并坚持国际斗争。在国际斗争过程中，我们实现了与美国的关系“斗而不破”，逐渐呈现出“阶梯式递进”的态势，超越单纯的贸易摩擦层面，日益指向对一种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探索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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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构建新质生产力之上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湾区经济的核心要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港澳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迈入“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发展湾区经济有何重要意义？港澳又应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把握未来发展机遇？

围绕上述问题，郑永年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时，结合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路径作出阐述。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6日 12版）《发挥独特优势 高水平打造国际一流湾区——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其核心技术和产能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从全球高科技竞争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理应承担重要的竞争载体责任，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新质生产力源自科技创新。粤港澳大湾区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实验室，通过统筹中心城市科研资源、构建大科创体系，并加强成果转化，可以释放基础科研潜能，推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化产业集群发展。

他进一步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型开放方面具备独特优势。依托改革开放和特区经验，推动试验区式的“块块改革”。在此基础上，可总结湾区实践、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湾区经济学”。

最后，“十五五”规划建议还强调要建设区域增长极和城市群。城市群可被视为“地域嵌入型经济平台”，具备科技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要素，能够吸引全球优质资本、高端技术和高端人才。粤港澳大湾区可以继续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协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并同步提升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软基建”水平，高水平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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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希望以后有一半院士来自企业

当前，我国一些“卡脖子”问题的形成，与人才供给不足、体制机制约束等因素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营企业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正发挥着愈发突出的作用。有统计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约70%的技术创新成果，并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现有科研体系存在结构性的瓶颈。要真正打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通道，亟需对既有科研路径上的堵点进行疏通，并对人才与科研体系从科研定位到评价标准进行相应的改革。

2012年以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由62.4%提高至92%以上。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直言，当前科研与高校评价体系过度强调论文指标，导致大量研究与现实经济和产业发展脱节，成果转化能力不足。他指出，企业与高校在科研路径上存在差异。企业的基础研究往往以现实问题和应用需求为起点，通过工程实践反向推动科研探索。因此，未来的人才与科研体系改革，需从定位到评价标准进行系统性的调整。

他特别提到，2025年有三位来自民营企业的科学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认知的重要转变，释放出积极信号。“希望未来中国工程院至少有一半院士来自企业。”

围绕“内卷式”竞争，郑永年教授指出，在既有考评体系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容易演变为对企业的过度干预，行政体制改革因此尤为迫切，以防止竞争滑向破坏性的“向下竞争”。在监管层面，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应适度放松监管，在游戏、人工智能等领域推动发展与安全并行。

谈及开放体系，他认为，中国在宏观层面已具备较高的开放水平，但开放政策在微观层面的落实仍有提升空间。中美在产业、技术和人才上的较量，谁能占据上风，归根结底看的是改革能否真正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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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经贸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

近日，郑永年教授就中国在2026年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中美关系走向，接受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新媒体“South”记者专访。

郑永年教授对2026年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总体持“谨慎乐观”态度。目前，风险主要来自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与仍将持续的特朗普关税政策，但我们完全有办法应对。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近日表示，“自5月以来，我们看到两国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呈现出更平衡的发展态势。” 他同时提到美国贸易逆差表示，将继续寻求“可控”的双边贸易关系。图源：路透社

对于中美关系走向，郑永年教授认为，2026年双方关系存在继续改善的空间。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一旦高层形成共识，双方官僚体系便具备相应的执行条件，这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了现实支撑。

在经贸层面，郑永年认为，经贸关系仍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中美经济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美国在基础科研、金融和服务业方面占有比较优势，中国则在应用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具优势，“脱钩”既不现实，也难以持续。如今，特朗普推动再工业化，中国转向以内需和消费为导向的发展，两国在经济领域开始相向而行。2026年，中美在经贸关系上或将进一步达成协议。

谈及潜在风险，郑永年指出，若中美关系继续改善，一些美国盟友可能会从中搞破坏。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抬头。我们需要在涉台问题上保持高度警惕。在他看来，若发生大规模冲突，最可能的区域仍在亚太。

此外，郑永年教授研判，特朗普推动的关税政策仍将持续。特朗普在货币政策上的权力有限，关税几乎成为其最主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之一；另一原因在于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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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所有创新的最终落脚点都是制造业

在“十五五”规划即将启动、全球产业竞争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如何夯实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规划建议显要位置，释放出以实体经济稳住发展底盘的清晰信号。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毫不动摇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实体经济不能过早、过度金融化，金融体系的目标，应当是服务制造业和真实经济活动。”

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很多创新，但所有创新的最终落脚点都在制造业。没有制造业，任何创新都无法真正实现。必须以制造业为支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对制造业的影响，郑永年教授强调，人工智能的泡沫主要源于投资过度和应用脱节，“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与制造业和具体应用场景相结合。过度平台化、过度“人工智能化”都不可行。

谈及能源产业，郑永年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以“（生物工程＋人工智能）×能源”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在新能源领域进展显著，但仍需在基础设施、利用效率、价格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持续完善。

在科技创新层面，郑永年强调，基础科研必须通过工业人才转化为应用技术和经济活动，需要由企业主导技术应用，产学研一体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央企要挑大梁，同时也要鼓励民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打造更适合科学家与技术人才成长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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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社会正面临“五化”的结构性挑战

2025年12月28日，郑永年教授参加了由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广州论坛2025年年会”——巅峰对话：2026年国内外政经形势预测会，并在会上的发言中分析了当前国际格局与国内挑战。

郑永年教授指出，当前国际局势紧张与区域冲突叠加，美国利益深度嵌入全球，成为当前国际不稳定的核心变量。同时，国内外社会均面临严峻压力。

他从社会稳定层面探讨了明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用“五化”来描述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经济平台化、国资化、自动化、金融化、虚拟化等结构性挑战。

他提出，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社会”三者协同、动态平衡的治理结构，是应对国内外复杂变局、推动社会平稳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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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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