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就是佛教协会会长，初中毕业一路高升，释永信曾仅是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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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演觉法师”这个名字，是在一则看似普通的人事通报里。

2025年12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相关会议发布任免信息，演觉法师的名字再次被点到台前。

对经常刷娱乐新闻的人来说，这种消息很容易被划走：不熟、离生活远、也没有话题度。

但奇妙就在这里，一个在热搜里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实际上已经当了五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同时还是中国佛学院院长。

再往下看，你会发现更反常识的一点：2020年那次，很多人熟悉的释永信法师，职务只是副会长之一。

这不是要做对比，也不是要拉踩谁，而是提供一个看人看路的新角度。

当一个时代习惯用镜头、包装、流量来给人物排序时，宗教界恰恰存在另一套排序方式，那就是看资历，更看你这些年到底做成了什么事、能不能把摊子稳稳接住。

演觉法师的路径，就是这种慢排序的典型样本。先从结果说起：2020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会议上，演觉法师当选会长。副会长有三十多人，其中也包括释永信。

这意味着在大层面的佛教事务中，他是那个最终拍板、统筹日常工作的人。

再往后，2021年2月他兼任中国佛学院院长，负责人才培养的顶层安排，他的角色又延伸到公共议题的调研与建言。

问题也随之出现：一个大众并不熟悉的人，为什么能走到这个位置？答案不在人设，在履历，不在口号，在他几十年里持续做的那些具体工作。

1956年4月演觉法师出生在甘肃甘谷农村，俗名张觉义。最容易被抓住的标签是初中毕业，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是学历低，而是时代烙印。

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能读完初中已经不算容易，更多人早早就进了农活和生计。

1981年12月，25岁的张觉义在陕西长安县香积寺剃度出家，师从常慧法师。这个节点很关键，因为它不是少年出家那种顺势，而是成年后做出的选择。

成年人的选择意味着成本更高、回头更难，也更能说明他对这条路的笃定。

香积寺当时条件并不理想，寺院设施破旧，修缮工作繁重。他没有把修行理解成躲清净，而是在寺里做很具体的事：参与修缮，干体力活，承担杂务。

很多人对寺院生活的想象容易停留在香火与钟声，但现实是，寺院也有后勤系统，也需要有人把最基础的活儿做好。

演觉法师早期的特点就是不挑活，不嫌累，这对后面转向管理岗位影响很大。

出家之后，他很快意识到仅靠热心不够，佛教界的工作需要系统训练。1983年3月，他进入陕西省佛教协会办的僧伽培训班学习，当选班长。

两年后又到北京广济寺参学，进入正果法师主持的僧伽培训班继续学习，同样表现突出。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他不只在经典学习上用力，也在组织协调上花心思。

佛教界的人才培养并不只看讲经水平，寺院管理、僧团秩序、对外沟通、公共事务处理，都是一整套能力。演觉法师的路线更像综合型僧才，既重视佛学修学，也早早在实践里练手。

1988年8月，他出任北京广济寺副当家。广济寺在北京佛教格局中地位特殊，很多大事务、接待交流也会在这里发生。

能在这里进入管理层，说明他已经从学习者转向承担者。

1989年9月，他在上海圆明讲堂接明旸法师临济正宗第四十二代法脉，1990年5月在上海龙华寺受具足戒。

对外行来说，这些名词陌生，但放在僧团体系里，它们对应的是宗门传承与戒律仪轨的关键步骤，意味着他在宗教身份与修行路径上也逐步完善。

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代表、理事、常务理事。这一年可以理解为他进入系统的起点。

随后，他在广济寺长期任职：1993年起担任监院，直到2006年升任住持。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做的不是容易上新闻的事情，而是把寺院的日常管理、僧众生活、对外事务协调得稳定有序。

娱乐报道喜欢高光瞬间，但这种岗位没有高光，只有持续的稳定。能把一座寺院长期管稳，往往比一场讲经讲得漂亮更难，因为稳定意味着制度、流程、协同与长期信任。

2004年6月，他兼任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副馆长，工作重心涉及佛教古籍、文物整理保护。

这类事务最考验耐心与专业协作，也最不容易被大众注意，但它决定了文化传承是不是有“根”。

2010年6月，担任西城慈善协会新街口街道分会副会长。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寺院工作封闭在庙门之内，而是开始表达宗教界关切，同时推动慈善公益落地。

这条线很有意思：很多人以为宗教人士最重要的是讲，而他的履历显示，他更擅长做和组织。这种能力在后来的大平台上会非常吃香。

2015年4月，他当选中国佛教协会驻会副会长。驻会的含义是常驻负责具体工作，不是挂名，这意味着他开始承担更日常、更繁琐、更需要统筹的任务。

2016年，他又出任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时获得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佛教哲学荣誉博士学位。

这一段的关键词是被认可，一方面在国内宗教交流与和平事务中承担职务，一方面在学术与佛学研究层面获得外部认可。

2018年8月，他开始主持中国佛教协会日常工作，2019年，出任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宗和联合主席，国际交流的参与度明显加深。

到这里，路径已经很清晰：先在寺院系统积累管理能力，再进入协会承担实务，最后以主持日常工作的方式完成事实上的接班。

所以2020年12月当选会长，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结果，而是长期推进后的正式确认。

那次换届中，释永信等人担任副会长，也说明协会的架构更像分工协作，而不是靠某一个名气人物支撑。

在对外交流方面，他推动中美加佛教论坛持续举办。2019年第二届论坛在纽约举行，行程进入联合国总部，还举办了中国佛教梵呗艺术音乐会，2023年第三届论坛在杭州举办。

这些活动看似外事，但核心其实是文化表达，让海外社会看到中国佛教不只是寺庙和香火，也有音乐、艺术、仪轨和文明对话的能力。

他的观点也比较明确，佛教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连，国际交流不只是宗教互动，也是文明互鉴。

这种表达方式很系统内，但落点是务实的：把交流做成平台，把平台做成持续机制，而不是一次性热闹。

把演觉法师的履历串起来，会发现他几乎走了一条与网红化完全相反的路线，不靠曝光博存在感，不靠争议抢注意力。

他的公众形象更像一个长期做项目的管理者：佛学院人才培养、协会制度建设、文物保护、慈善推动、国际论坛机制化运行。这些事不容易爆，但很容易成。

这也是今天很多人感到反差的原因。大众熟悉的宗教新闻，往往与商业化、争议或奇观相关。

而他这类人物的存在感，来自内部对可靠性的评估：你能不能扛事，能不能长期稳定推进，能不能把复杂关系处理得不出问题。

对旁观者来说，这件事也提醒了一个现实，名气并不总等于位置，曝光也不总等于能力。

尤其在一些讲究资历、责任与稳定的领域，真正能走到核心的人，往往不是最会被看见的那一个，而是最能把事情做完、做稳、做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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