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5日,朝鲜高丽航空JS152次航班降落在平壤顺安国际机场。我是旅行团里唯一的“朝裔海外学者”——这是邀请函上精心选择的称谓。我的祖父是朝鲜战争期间南下的难民,这个身份让我在申请签证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通过。
导游金玉珍在机场迎接我们时,目光在我身上多停留了三秒。她约莫四十岁,穿着剪裁得体的深蓝色套装,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金日成主席像章——后来我才知道,这枚像章的大小和位置都有严格规定。
“金教授,欢迎您回到祖辈的土地。”她的中文略带东北口音,握手时力道很足。
头三天的行程是标准模板:万寿台大纪念碑、主体思想塔、凯旋门。每到一处,金玉珍的讲解都像录音回放般精确,连每个手势的幅度都似乎经过测量。直到第四天,行程单上出现了一个未曾预告的地点:平壤国际友谊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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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里的资本主义符号
商店位于一栋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内,门口没有任何招牌。金玉珍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卡片,门口的军人仔细查验后,向我们敬了个标准军礼。
电梯下降到地下二层。
灯光亮起的瞬间,我产生了时空错乱感。两百平米的空间被布置得像米兰的奢侈品买手店:深灰色地毯,射灯,金属货架。左侧一整面墙是路易威登,右侧是爱马仕和香奈儿,中间区域陈列着茅台、五粮液、苏格兰威士忌。最深处还有瑞士手表专柜,劳力士和百达翡丽在玻璃柜里静静旋转。
“这是为国际友人和特殊外宾服务的商店。”金玉珍的声音在密闭空间里产生轻微回响,“所有商品通过特殊贸易渠道获得,支持主要货币结算。”
价格标签依然只有欧元标价。一只LV Capucines手袋:3200欧元。这个价格很微妙——欧洲正品约4500欧元,中国A货高端仿品约800欧元。它恰好处在中间地带,既不像真品那样昂贵,也不像假货那样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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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性沉默”金玉珍的
我走近LV专柜,拿起一只Neverfull检查。皮质手感、缝线工艺、五金重量都与我巴黎买的那只惊人相似。但内衬的序列号位置有一处细微不同:正品序列号通常在内袋侧缝,这只的却在底部接缝处。
“金导,这些商品的来源能透露吗?”
她走到我身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食指轻轻点了点玻璃柜台。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柜台角落贴着一张极小的标签,上面是朝文和数字编码:2018-087号供应品제。
“所有商品都有供应编号。”她说,“这代表它们通过了国家品质检验。”
“所以是真品?”
“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的关怀下,朝鲜能够为国际友人提供世界一流的商品。”她的回答像外交声明,“特别是一些为加强国际友谊而准备的优质商品。”
这种措辞让我警觉。她似乎在强调“国际友谊”这个词,每次说的时候都会稍稍加重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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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部长”那位神秘的
购物进行到一半时,侧门打开,一位六十岁左右、穿着人民装却戴着劳力士Day-Date手表的老者走了进来。金玉珍立刻站直身体,微微鞠躬。
“崔部长,您来了。”
被称作崔部长的老者扫视了我们一眼,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他用朝语对金玉珍说了几句话,我勉强听懂几个词:“海外同胞”、“特殊关照”、“商品认知”。
金玉珍转向我,翻译道:“崔部长说,您作为海外同胞学者,如果有特别感兴趣的商品,可以向工作人员咨询更多信息。”
这太不寻常了。六天来,所有朝鲜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不主动、不推荐、不解释”的原则。而现在,一位显然身份不低的长者特意提出可以“咨询更多信息”。
我决定冒险一试。
“我想知道这只LV包的产地和采购渠道。”我指着手中的Capucines。
崔部长笑了。那是我在朝鲜第一次看到有人露出真实的、非标准化的笑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这在朝鲜极为罕见——递给我。名片上只有三行字:| 对外文化交流总局 | 特别供应处崔永浩。
“金教授,有些问题在平壤的答案,和在巴黎的答案可能形式不同,但本质一致。”他的中文流利得令人吃惊,“商品的价值在于它承载的功能。这只包在平壤的功能,和在巴黎的功能,您认为哪个更重要?”
这个问题像个哲学谜题。我谨慎地回答:“在巴黎,它是时尚单品。在平壤,它是什么?”
崔部长没有回答,只是对金玉珍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开了。整个互动不超过三分钟,却彻底改变了这次购物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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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交易与测试
金玉珍在崔部长离开后,把我带到商店角落的休息区。她递给我一杯茶,第一次用平等的语气说话:
“金教授,您祖父是黄海道出身吧?”
我心头一震。这个信息我在签证申请中简单提过,但她准确说出了具体道级。
“是的,您怎么……”
“崔部长看过您的资料。您知道,在朝鲜,海外同胞的访问不仅是旅游,更是一种……政治觉悟的体现。”她斟酌着用词,“您刚才的问题问得很好。但更好的问题是:您为什么要在乎真假?”
我愣住了。
“我的工作,”她继续说,“不仅是带领游客参观,更是观察和评估。评估海外同胞对祖国的理解程度,对主体思想的认识深度。”她的声音压得更低,“您看到这些商品时,第一反应是质疑真伪。但更高层面的思考是:为什么朝鲜需要有这些商品?它们在对外交往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购物体验,而是一场测试。测试我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的真假二元论”,理解朝鲜式逻辑:在主体思想框架下,一切存在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如果这些奢侈品能换取外汇、能作为外交礼品、能展示朝鲜的“国际交往能力”,那么它们的物理真伪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们在系统内的功能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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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收据”我的选择与
我最终买下了那只Capucines手袋。付款时,收银员没有给我常见的简易收据,而是一张印制精美的《国际友谊商品购买凭证》,上面有编号、商品名称、价格,以及最关键的——朝鲜对外文化交流总局的公章。
更令人惊讶的是,凭证背面有一行小字:“持本凭证可在下次访朝时享受优先供应服务。”
金玉珍送我回酒店时,在车上说了最后一句话:“金教授,您今天通过了一个小小的理解测试。记住,在朝鲜,真正重要的不是商品从哪里来,而是它要到哪里去。您买的不仅是一个包,更是一个认识祖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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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双重验证
回到上海后,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找奢侈品鉴定师。三位鉴定师分别给出结论:一位说“高仿但工艺顶级”,一位说“可能是真品但渠道特殊”,一位干脆说“无法判断,某些细节超出我的认知范畴”。
第二件事,我托外交部的朋友查询“朝鲜对外文化交流总局特别供应处”。一周后,朋友回电,语气严肃:
“老金,你最好别深究这个单位。我只能说,它不完全是商业机构。他们确实会通过特殊渠道采购一些……外交用品。有些是真品,有些是特供品。关键是,这些商品的功能不是日常使用,而是作为‘关系媒介’。”
“什么意思?”
“意思是,如果朝鲜要给某个非洲国家部长的夫人送礼物,可能会通过这个渠道准备。礼物的‘官方真实性’比‘物理真实性’更重要。只要接收方认可它是LV,它就是LV。这是一种外交语言,不是消费行为。”
三年后的明信片
2021年秋天,我收到一张从柏林寄来的明信片。没有署名,只有一行打印的字:
“真正的理解发生在标签之外。您当年提出的问题,现在有新的答案了吗?”
邮戳是德国,但纸质和印刷风格让我想起平壤。我翻出那只Capucines手袋,三年里我只用过两次——每次都被朋友夸赞“质感超好”。我从未告诉他们它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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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的真相
如今我终于明白,在平壤地下商店的那一刻,我面对的从来不是“真假LV”的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镜像测试。
资本主义社会教会我们:真伪是客观属性,由产地、工艺、品牌授权决定。
而那个下午,朝鲜在教我另一套认知体系:真伪是功能性属性,由国家需要、政治目的、外交场合决定。一只被朝鲜政府授权销售、用于展示“国际交往能力”、作为“外交关系媒介”的LV包,在朝鲜逻辑里就是真实的——功能真实大于物理真实。
金玉珍和崔部长在测试我能否理解这一点。测试我作为“海外同胞学者”,是否还困在西方认知框架里,还是能够切换到主体思想的逻辑频道。
那只包至今放在我的书柜里,和朝鲜旅行照片放在一起。我不再关心它物理上的真假。因为它教会我的东西,远比一个奢侈品的身份更重要:
而最深刻的觉悟也许是:当我们执着于追问“这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错过了更重要的问题——“这为什么在这里?”
在平壤的地下商店里,LV从来不是LV。
它是试卷,是外交工具,是意识形态的镜子,是认知体系的测试仪。
而我,在付出3200欧元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理解祖父离开的这片土地——它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提醒着所有人:你以为的常识,可能只是你所在世界的局部真理。
这个教训,值回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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