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1982天，复旦教授主动辞去副系主任一职

转自：中国科学报

教授们为啥不愿当副院长？马臻给出了身体力行的答案，只不过他的头衔是副系主任。

从2020年7月16日上任，到2025年12月19日正式卸任，马臻在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下称环境系）副系主任的岗位上干了1982天。这5年零5个月，过得殊为不易。

这位环境系教授此前还担任了8年的副系主任助理，加起来有十多年的行政管理经历。在卸任发言中，他开宗明义：“我是一个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集于一身的人。”

发言结尾，他引用了自己此前发表过的一段感慨：“走过十几年的行政路，我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奋斗过，失落过，也收获过。心怀对教育的热爱，不必计较利害得失。我相信，努力付出，天地终会给予回响。”

卸任之际，他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上面写有“一马平川，臻于妙境”字样。

马臻获得的纪念品。

甘苦自知的头衔

马臻是主动辞职的。值得吗？近一年多来，这个问题常常在深夜叩问着他。

复旦环境系设有三位副系主任，马臻分管教学——这被认为是高校副院长、副系主任岗位中最让人身心俱疲的“重灾区”，是一个注定要为他人作嫁衣的角色。

马臻是个“非典型”行政干部，几乎成了系里的“首席保姆”。申报奖项时，他不仅会群发通知，还会逐字逐句修改材料；就连许多教授觉得“跌份”的打印、盖章等琐碎环节，他也总是提供一站式服务——其实很多工作完全可以分摊给别人，他只需做好“总指挥”即可。

他的辛苦没有白费。值得一提的是，环境系的环境科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更是从B+跃升至A；三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出版教材十余本，获批1000多万元教学仪器专项经费。

刚担任副系主任时，马臻就立下“军令状”：5年内推动环境系出版7本教材。他不仅要督促其他教师执笔，更以身作则。

2025年1月，他的著作《读研有方：研究生科研与学习指南》正式出版，此书脱胎于他主讲的课程。

这本书的写作历程颇为曲折。早在2016年，马臻就为研究生开设了“学术规范和科研技能”课程，这为写作奠定了基础。按照原计划，书稿应于2022年3月交付，他却因行政事务缠身，一拖再拖，最终只能利用几个寒暑假集中攻关，才完成了书稿。

除了教学管理，马臻还负责复旦在沿海某大省的招生工作，每次都要率数十人“出征”。他带领的招生组曾获得复旦大学本科生招生宣传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3次以及二等奖2次。招生战场上，他们要和其它名校“短兵相接”，尤其是大家口中的“隔壁”学校。按照马臻的说法，一等奖意味着他们赢了，二等奖则是与对手基本打平。为了做好招生工作，他每次都会提前至少半年，逐一与组内教师确认招生安排。

几年间，马臻深陷文山会海，被各类申报与评估事务缠得抽不开身。最忙碌的时候，他一天连开六场会议；手机更是常年24小时不关机，领导的大段语音指令会在临睡前突然“抵达”。

然而，世异时移。2025年，复旦大学启动“大手术”式的改革，不少院系被拆分重组，全校整合为六个创新学院。按照学校要求，所有学科需重塑人才培养体系，所有学位项目要改革培养方案，所有本研课程都得逐一调整更新。接踵而至的“硬核”任务，让马臻亲力亲为的工作方式彻底跟不上节奏。

相较于2020年刚上任时，他的工作量陡增三倍不止。面对应接不暇的任务，他甚至为此和领导发生过争执。

当接到“每门课都必须配套思维导图”的任务时，马臻彻底招架不住了——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畴。2025年10月，他正式提出了辞职。

并非官迷

马臻坦言，自己的辞职带着几分情绪。他向来听不得别人的催促和挑剔，毕竟这位年近五旬的教授，一直生活在肯定之中。

1994年，马臻以493分的“三加一”高考成绩——超过录取线28分，从上海一所普通中学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2001年，他从复旦硕士毕业后，远赴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他回到复旦大学环境系担任副研究员，2013年晋升为教授。在旁人眼中，马臻的头顶一路都闪耀着光环。

2009年，回国前的马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他踌躇满志。

他的副系主任职务，并非自己主动争取，而是源于组织的推荐。

2012年，马臻出任副系主任助理，这一干就是8年。起初，他对这条行政管理的职业路径毫无规划。直到有一次，时任副系主任的领导问他，是否愿意参与外地招生的工作。事后，马臻才反应过来，领导这是有意在培养他。但当时他的回复是，家里孩子年纪还小，他不愿离家太远。毕竟，若有心竞争教学副系主任的职位，熟悉招生业务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后来，系里选拔后备干部，领导询问他是否愿意报名参选，他并未积极回应。直到领导再次打来电话劝说，他的心里才突然涌起一股干一番事业的冲动。

此后，他也曾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过规划。有一段时间，他的理想是成为学校研究生院的副院长——这源于他多年来发表的多篇研究生教育相关文章，他渴望能在这个岗位上尽情施展自己的专长。2021年，恰逢学校选拔“一年期”中层挂职干部，其中就有研究生院副院长的职位。可当领导询问他是否报名时，他却犹豫了。

他担心，白天去研究生院上班，晚上回到环境系干副系主任的活，恐怕难以兼顾。思来想去，他觉得不如踏踏实实地把副系主任的工作做好。从仕途发展的角度看，他无疑放弃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事实上，繁杂的行政工作早已严重挤占了他的科研时间。曾有几年，他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未果；名下的学生，也只剩下一名与同事联合指导的硕士生。

作为分管教学的副系主任，马臻每年的行政岗位津贴有5万多元，相比自己的付出，他认为不算多。不仅如此，每次去外省招生，他还常常自掏腰包请团队成员吃饭。2025年3月，他更是将一笔3万元的预期的图书稿费，全部捐给环境系设立奖学金。要知道，这笔税后3万元的稿费，需要卖出5000多本书才能挣得。

马臻的电脑文件一瞥。

被化学“耽误”的教育述评家

行政工作的繁杂，并未磨灭马臻的个人热爱。这位身形微胖的复旦教授，还有另一重身份——科教圈笔耕不辍的写作者。

马臻是一位资深博客爱好者，从2008年起便坚持更新科学网的博客。为了提升写作的专业性，他不仅购买了大量新闻写作类书籍，还专门进修相关网课。自2009年回国以来，他已在《文汇报》《南方周末》《中国科学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内容涵盖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

马臻对写作的热爱，源于年少时的记者梦。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本想报考复旦新闻系，奈何化学成绩格外突出，高考更是斩获133分的高分；再加上母亲认为记者职业不够安稳，他才最终改了志愿。但这份爱好从未被搁置，他始终盼着能将写作特长施展出来。

此外，他曾担任复旦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工程技术组副组长，这段经历让他得以深入了解各院系办学情况，不仅为撰写教育述评积累了大量一手素材，更让文章兼具广度与深度。

马臻的写作，常带着几分“说走就走”的“风风火火”。一次，他开车带妻女出门，路上正用手机听写作网课，突然接到媒体人的约稿电话。他当即把车停在路边，匆匆沟通几分钟后，便转头对妻女说：“你们打车去外婆家吧，我得回家写稿了。”如今，家人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回到家，他能一口气奋战十小时完成初稿；收到编辑的修改意见，又会再花三小时打磨润色。

他还总结出不少写作经验分享给大家：选题要紧扣社会热点或教育领域核心议题；行文切忌写成工作汇报、变相广告，也不能局限于个人故事抒发；文章既要启发读者思考、直击痛点，结构上又要层次分明，行文则行云流水。

系里曾有领导戏称，马臻是“潜伏在复旦大学的新华社记者”。但也有领导对他的做法不甚认同，认为衡量干部的核心标准是实际工作成效，写作这类事，不如留到退休后再做。同时，也有同事善意提醒他，发表观点时要把握分寸，别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马臻很容易被他人的肯定所激励。有一天，他在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校门口等孩子放学，遇到已是“杰青”的老同学。对方拍着他的肩膀说：“马老师，你千万要坚持写作，在复旦，你是独一无二的。”

马臻还找到了科研、行政与写作三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这个关键词就是“催化剂”。在他看来，催化剂是他科研工作的核心；在教学管理中，他的穿针引线、推动他人干事出成果，也恰似催化剂的作用；而写作，则是为了推动更多人理解教育的本质，同样是一种“催化”。

不仅如此，他在写作中提炼出的教育理念，还反过来为教学管理工作提供了思路，甚至被写进了系里的评估报告。

马臻给自己起了好几个笔名。“赵国帆”这个名字，源于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紧邻的国帆路；“秦文至”的“秦”与“至”，是他本名“臻”字的拆分，“文”则代表着写作事业；还有一个笔名是“景至文”，“景”字取自父亲曾找人给他刻的一枚“景云”印章，“至”依旧是“臻”字的一部分。

归来仍是少年

《辞去副系主任职务，归来仍是少年》，这是马臻不久前发布的一篇博文的标题。

这个题目是贴切的。早就过了不惑之年的马臻，身上始终透着一股少年感。就连跟他吵过架的领导都称，马臻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

每当有文章在《文汇报》发表，马臻都会难掩内心的喜悦。当天清晨5点多，他一睁眼就会打开《文汇报》的网页版，确认文章是否已经刊发。等送完孩子上学，他便会立刻奔向报刊亭。后来，常去的报刊亭停业了，他又辗转数公里，赶到虹口区的邮局——那里的“卖报状元”姜俊总会笑着告诉他：“马教授，你的文章见报了。”

马臻分享发表文章的喜悦，向来格外热忱。每次有文章见报，他总会特意订购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报纸，有时还会让邮局直接快递100份到家（运费到付）。开车穿行校园时，遇上同事或领导，他会当即停车摇窗，递上一份登有自己文章的报纸；在“学术规范和科研技能”课堂上，他也会把报纸分发给学生；微信朋友圈里，更少不了他分享这份成就感的身影——他恨不得让所有人都一同感受这份喜悦。

在校园偶遇同学，马臻送书给对方。

在过去一年半的焦虑时光里，马臻还发展出了一个小众爱好——周末去寻访碉堡遗址。这些碉堡，都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

他会在社交媒体上搜集碉堡的位置线索，还特意购置了上海所有行政区的详细地图。每种地图都买了两份，一份放在车上，一份留在家里。地图上的每一个叉或圆圈，都代表着一座圆头方尾的碉堡，或是一处长方形的掩体。

很多个周六，上完“学术规范和科研技能”研究生课后，马臻便会即刻开启他的碉堡“寻访之旅”，一天最多能探访十几座。迄今为止，他已探查过近400座这类水泥建筑，“估计还有100座左右尚未找到”。

马臻说，小时候他家附近就有两三座碉堡，在机枪口的缝隙里钻来钻去，是他童年最主要的乐趣——那时的他，没有太多地方可以玩耍。幼年时，他和父母的关系有些疏离，粗砺的碉堡成了他童年的“安全港湾”。

他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尽管已经提出辞职，他还是会把这几年的工作业绩分享给身边的人；尤其是那些每年多达近百个的电脑文件夹，他都会一一截屏保存下来示人，作为自己辛勤付出的见证。

几年的行政工作，也让马臻的身体付出了代价。前年体检时，他被查出患有肝血管瘤和胆囊息肉，去年他“甚至不敢去体检了”。这也是他坚持周末寻访碉堡的原因之一——至少能通过走路锻炼身体、调整心情。好消息是，近期体检结果显示，他的胆囊息肉缩小了不少，肝血管瘤的情况也很稳定。

在他提出辞职前后，有同事说如果能在学校里找一个处级副职的岗位就好了。但马臻说不需要，他觉得每天在机关里坐班，需要看别人脸色行事，“自己实在做不来”。他只想退守到自己熟悉的领域，做自己喜欢的事。

马臻想明白了：年近五十，人生该换一种活法了。接下来，除了要把课上好、做一些科研，还要把精力投入教育写作中，当好一名“教授级笔者”。那是他的精神碉堡。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