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下来，复旦教授王放带你看见城市的“动物邻居”

王放还记得，小学四年级的那个下午，他合上法布尔的《昆虫记》，脑子里嗡嗡响，那不是困，是兴奋。书上那些寄生蜂、蝴蝶、蜻蜓，忽然在他眼里活了过来。他冲出家门，蹲在北京小区花坛边，真的找到了它们。“原来那个几百万字的世界，就在我身边。”

这个“蹲下来”的动作，好像贯穿了他之后的许多年。

如今，他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但他更愿意说：“我就是个老师。”

他带着学生、市民、林场工人一起“蹲下来”，看上海小区里的貉、小灵猫，看王朗的大熊猫、斑羚，也看宁夏森林里的华北豹和林麝。

“传道、授业、解惑，都在这里面了。”

当野生动物回到城市

当东北虎在村庄周围留下足迹；当亚洲象一路向北，穿过公路；当野猪闯进南京奶茶店，海狸鼠出现在上海的小区草地——野生动物早已不再只属于遥远的自然保护地，在飞速变化的环境作用下，它们一次次走进人类的生活现场，进入公共视野。

随之而来的，是困惑、争论与焦虑：生态系统究竟是在退化，还是正在修复？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距离，应该被重新拉近，还是谨慎拉开？什么才是共存？

在王放看来，

和野生动物的冲突与共存，是一个需要被科学认真回应的社会疑惑。

镜头下的小灵猫

2020年，王放和团队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及周边生态廊道，通过多点位系统布设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的活动影像。轰动之余，他更看重：“这证明了野生动物的适应能力，或者说行为可塑性，很可能被我们长期低估了。”

相比惊鸿一瞥的小灵猫，“一丘之貉”的貉，这种外形似浣熊的犬科动物，才是上海更普遍的“动物邻居”。它们频繁出现在居民区、河道边和城市绿地中，随之而来的是目击市民关于人身安全、环境卫生乃至疾病风险的担忧。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放联合上海市林业总站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推动了上海首次大规模、系统化的“貉口普查”。

“和荒野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是一个高度密集的人类环境，在这里你可以、也必须依赖人。”王放这样说。

回想2019年，他刚到复旦任教，想做上海野生动物调查，却发现当时这座城市几乎没有相关物种的数量和分布等关键数据，无论是保护还是管理，都缺乏相应的科学基础。

他没有急着跑野外，而是先上网搜索“上海、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松江的中学生物老师姜雅风。王放托人找到电话，打过去：“姜老师，我能拜访您吗？”

那位快退休的老师请了半天假，带着王放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转，指给他看哪里曾出现过貉。随后，自然博物馆的何鑫研究员、动物园的徐正强博士、摄影师孙晓东、观鸟的市民……零散的资料和热情，像拼图一样汇集起来。

那不是自上而下的科普，是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王放更愿意这样定义自己的工作，“不是研究者先把研究做完，再去教育市民。而是从研究开始的阶段，市民就在参与，来自他们的数据本身就是科研的一部分。”

一场“貉口普查”

2022年，王放与团队面向市民发出了第一次大规模公开招募：“我们诚挚邀请您一起在夜晚的上海，参与一场真实的科学调查，填补这个城市的野生动物数据空缺。您只需要忍受在夜间调查，只需要忍受夏季四十度高温，只需要自行承担路费……当然，您能收获难得的城市自然探索体验，成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

一周内，竟有超过350人报名。

公众参与安装红外触发相机

团队为报名者进行了两轮线上培训，讲清调查方法、路线规划和记录规范，统一表格与流程。在2022年7月9日星期六的夜晚，数百名市民按照既定时间出发，分布在上海不同区域的街道和社区，开展对貉的同步调查。

这种方式效率惊人。原本团队5个人要跑一个多月的样线，市民志愿者一晚就能覆盖。“那晚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潮水一样滚动。”王放翻出手机，展示着那些群：“‘2025貉口普查群’，352人；‘2024群’，360人……这些群现在还活跃着。”几年下来，参与貉口普查的人次累计已超过1500人，一个围绕城市野生动物逐渐形成的长期科研社群随之出现。

城市中的貉

数据收上来，王放与团队严格质控：轨迹是否合规？速度是否合理？每年剔除不符合标准的数据，剩下的，变成了扎实的科研论文。“公民科学推动的城市野生动物研究，目前已发表7篇sci和3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中不少是生态学一区的top期刊。”

团队刊登的第一篇论文的结论有些“炸裂”：传统认为会驱赶野生动物的人口密度、夜间灯光、路网密度，在上海反而成了吸引貉的因素。并且，当时城市里的貉只占据了适宜栖息地的约10%，“意味着还有广阔的城市空间供它们持续扩散，带来急迫的研究和管理挑战。”王放说。

“公民科学带来的，不仅是数据。”王放说，跟随“貉口普查”，有纪录片导演拍出了中国第一部关于“貉”的纪录片，有人创作出了第一本关于“貉”的绘本，市民志愿者更是将故事推上了地铁屏幕、支付宝首页、中学试卷页。

“我们不需要自己做所有传播，各行各业的参与者会在自己的赛道二次、三次传播，让科学故事以更丰富的形式触达公众。”

公众参与“貉口普查”调查

如今，“貉口普查”已连续四年召开成果发布会，成为了上海野生动物保护月的闭幕活动。王放的博士生赵兮甚至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建立志愿者社群，用年轻人熟悉的方式持续招募和维系参与者。

王放与“貉口普查”登上央视

科研之外，“貉口普查”也用于城市管理实践。从更新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到制定更灵活的城市管理方案，2023年，在《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修订过程中，王放基于多年的调查发现，大胆提议加入三条：禁止投喂野生动物、鼓励社区参与保护、中小学应开展本土生态教育。这三条极具针对性的建议，最终全部被采纳。

王放基于上海这座城市开展的工作，也两次得到了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2024年，他联合团队还获得梁希科普奖，并且被环保部评为2024年全国十佳公众参与行动。

科普，不止对孩子

王放的另一部分时间，属于远离城市的荒野。

他和团队最多的研究工作在宁夏、河北、山西等区域展开，那里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豹子捕食食草动物，食草动物的取食压力又会直接影响森林更新，于是顶级捕食者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控，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稳定性。”

上述过程是一个经典的生态学问题，但王放思考的是：如何让这个知识，真正改变一片森林的命运？

王放正在培训保护区员工

这一次，他面对的，是长期以来以木材生产为导向的林场。林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种植了大量整齐划一的单一树种——华北落叶松，曾经在森林急剧退缩期间起到了重要的水土保持等功能，但是这些像士兵列队一样方便管理的森林，也存在林下空空，生物多样性低等显著缺陷，亟需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单讲物质循环和营养级联的理论太枯燥了，我们和林场的员工们讲到了很多生态系统的故事。”王放说。他们换了一种方式：讲欧洲森林中存在的“空林效应”，美国黄石公园怎样成为自然遗产；和林场负责人一起参观可持续经营的森林，看生态旅游如何带来更稳定、更丰厚的收入……

于是过去几年里，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支持下，王放和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林科院、河北大学等不同机构的合作者一起培训了超过500人次的林业工作者。他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制作纪录片，面向林场、林草局等机构放映，希望通过这种“更定向、更精确”的传播，推动森林经营方式的改变。

团队还争取到了落地操作指标，围绕野生动物“食源地、栖息地、庇护地”建设，把密不透风的商品林变稀疏，开出“林窗”，为森林开辟出像窗口一样的空地。基于前期科学研究，将野生动物喜食的蒙古栎、山杏等乡土物种重新种回土地。

人工林中开辟林窗进行补植和改造

两年后，“林窗”工作成效开始显现，监测显示，改造后的林区，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活动强度整体增加了超过30%。更关键的是，“项目的参与林场未来会成为更大规模工作的‘示范点’，林业工作借助科研成果找到新的生长点，有机会成为林业人的自豪。”王放说。

如今，在河北和山西，已有5个林场开始了这种“基于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可持续经营”转型。王放所在的团队正与林业部门合作，为全国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提供惠及生物多样性的实操示范，为全球森林景观恢复贡献“中国方案”。

“在荒野，我们和林业工作者以及决策者一起完成科研和科普方面的共同成长。”王放说，“手里的一纸规划、一个决策，影响的是成千上万亩森林，和里面无数生命的未来。”

“不规矩”的课堂作业

在复旦，王放开了五门课，既有《生物多样性科学导论》这样的专业必修，也有《探究大熊猫栖息地》这类充满野外气息的行知课程。

他喜欢出“不规矩”的作业。在他的课堂上，小组作业更像一场小型“城市田野”：有人“暗访”上海的异宠馆，从浣熊到水豚，追问这些动物背后的饲养与交易机制；也有人调查城市流浪猫狗的管理现状，或走进动物园，观察笼舍设计与动物福利。

“传道”并不停留于理论知识，王放想传递给同学们的“道”，关乎世界运行的规律——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出现或消失，城市和自然如何彼此塑造，制度和人的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他希望学生能把课堂里讲过的生态系统变化、动物认知和保护生物学前沿研究，真正带进现实世界。

比如，这学期《保护生物学》的期末题之一，是“基于生物多样性提升，提出江湾校区空间改造策略”。

王放要求学生们实地走访校区的一个个角落，拍摄短片，指着具体地点分析校园未来的可持续建设方案。还有一个作业是“重新评估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我告诉学生，我和一批专家学者们参与了这部条例的形成过程。每一部条例都是会随着社会的变化修订的，你们大胆探索，有机会以复旦团队的名义提交这些合理建议。”

除此之外，还有基于“貉口普查”，设计的“蝙蝠公民科学调查方案”。“没人系统调查过上海蝙蝠，你们来设计，明年可能真用上。”他这样和学生们说。

王放说自己“有点傻”，希望推动从研究到行动的闭环。也许在一个更理想的世界里，科学家负责写论文，另外有人负责传播、有人负责把成果落地。但现实并不如此，需要更加身体力行的人去完成产学研的结合。

“我希望同学们未来能很骄傲地说，当年我在课上做的作业，就是今天你们看到的某项成果，那我这门课就没白上。”

这种实践导向的教学，也吸引了不少“跨界”的学生。哲学系本科生万恒旭最初是冲着《探究大熊猫栖息地》来的，王放没想到他会在野外和保护区职工“混得最熟”，吃饭坐一桌，聊天聊得最投入。后来他又选修《保护生物学》，把哲学视角带进理科课堂。王放笑说：“有些理论我其实也听不太懂，但确实给传统的理科讨论打开了新的窗口。”

让每个学生

找到与世界的连接

王放的团队里有13名在读学生。学生进来，他总会认真询问他们的兴趣所在。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或都有意愿成为科学家。”王放说。有些学生明确想走学术道路，他们的课题更偏基础理论创新。另一些学生则希望工作能直接与社会连接，他们从一开始就聚焦于理论到落地。他也很支持学生不同的成长路径。

硕士生王洪敏热衷生物多样性保护，但自觉科研道路竞争激烈。在王放支持下，她研二开始创业，开发生物多样性文创产品、设计研学课程，如今已与迪士尼合作推出科普绘本，并参与上海共青森林公园的生态修复规划，毕业后将直接投身于此。博士生赵兮将“貉口普查”组织得如火如荼；博士翁悦在学期间培训了不少自然保护区职工和青年学生，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专职本科生教学和科普教育……

“就像孔子说的，因材施教。”王放说。如今他的博士毕业生，有的在宁夏大学、贵州大学成为研究生导师，将公民科学的经验用于管理人猴冲突，有的留校从事科普教育，有的从事更加偏重实践的工作。

国家一流本科生课程《生物学野外实习》现在由王放负责

课堂之外，他把学生推向更大的世界：野外实习、天目山课程、生态学暑期学校，以及今年在复旦开设的“移动生态学讲习班”。他希望学生不只在教室里“理解生态”，而是尽早进入真实的问题现场，和保护区职工一起走样线，和研究者一起分析数据，也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面对复杂的野外现实，最终从不同方向推动中国的生态研究和保护事业。

面对更小的孩子，他希望把这种科普做得更早一些。为了让中小学课堂里能出现本地生态系统的内容，他写过人民意见，也向相关部门提过建议。后来，他与社会机构合作，在企业支持下开发“上海城市自然观察”课程包。课程包正不断在上海中小学里试讲，把上海的鸟类、兽类、河流和城市生态变化，变成孩子们可以观察、记录和讨论的内容。

2025年的貉口普查报告封面，由市民参与者的照片拼成

最新一期的“貉口普查”报告刚发布。一个结果是：上海关于“貉”的市民投诉，这几年大幅下降了。

“科普和公民行动起了作用。”王放解释，人们不再随意投喂，社区湿垃圾管理更规范。当野生动物不再依赖人类的食物，它们的种群密度会自然回落，变得更隐秘，更接近它们原本的样子。

王放每天睡眠时间都不长，因为时间总是不够用。科研、教学、团队指导、科普传播、政策咨询……他坦言“精力确实是有限”，自己的办法就是“寻找伙伴”。

政府机构、专业组织、企业伙伴、媒体与公众，被他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专业工作得以高效推进，资源与创意不断涌入，科学故事因此走出校园，拥有了更广阔的生命力。

“没有哪个工作是一个人完成的。科研工作者得学会做连接点。”缘何能如此坚持，他用古道尔的一句话来回应：唯有了解，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初二那年，王放和伙伴骑着自行车往郊外跑，一骑就是一个半小时。往北是燕山，往西是太行山，抬头就见真实的自然，山谷里奔涌而出的河流，天空盘旋的鹰，还有悬崖边突然停住、低头看人的斑羚。

“那些童年的经验从未离开过，它和我今天做的所有科研工作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王放说。

在他看来，这些自然的故事天然就具有被讲述的力量。无论是城市里的貉，还是长江里的江豚，抑或是孕育了熊猫和雪豹的山地森林，它们既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是社会理解自身、理解文明来源的线索。

“所以对我来说，从科学到科普，并不是一个额外的步骤，”王放这样评价道，“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件事。”

也正因为如此，

他始终相信，复杂的动物世界并不需要语言的润色，它只需要被看见——像一个孩子第一次蹲下来，看见昆虫那样。

组 稿

校融媒体中心

文 字

陈晨、赵天润

图 片

受访者提供

编辑/责编

赵天润

上观号作者：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