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评职称，为何引起争议？| 何兰生

辽宁省给农民评职称，按说是件好事，以前，也有多个地方评过，还被舆论称为创新。但此次却引起了网络争议，作为应对，当地很快就把征求意见稿撤下来了。

为什么看起来是对农民有利的一件事，却在网络舆论场引起争议？也为什么同样一件事，彼时此时命运如此不同？有人说，是涉农的事太复杂，顺了姑情失嫂意；网络农舆又太敏感，一句话使人笑，一句话又使人跳。太难了！

其实，为农之道，难肯定是难，但也不是难得没法办。衡量一件涉农举措对不对、好不好、能做不能做，标准可能有千万条，但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还是看对农民是不是有利。通俗地说，就是看农民从中得没得到好处、有没有实惠。这应该成为农村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具体到评职称这件事，给农民以荣誉，对农民职业技能以权威认定，像对其它行业和领域一样，是对农民职业和专业的一份尊重和认可，符合城乡一体化的要义，也是对歧视农民的社会观念的一种纠偏，对农民群体的一种道义补偿。但话说得再好、意义肯定得再大，最终还是要看落没落到实处。

也就是说，给农民评职称，农民除了得到精神肯定、情绪激励，农民的钱包有没有因此变厚？同样是职称，是不是像其它行业领域专业人员评上职称后，有相应的物质待遇？是不是每月、每年收入上有所增加？如果职称不与收入挂钩，只停留在精神和宽泛的各种优先上，那这职称有啥含金量？或者退一步说，虽不能与收入挂钩，但与就业能连接，找工作时有优先，找到工作后，职称与工资有对应，这也不枉评了一回职称。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对农民来说，评职称有何意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凡事总是要先问一声：利农否？》，当时我对这个“利”字的理解还是宽泛的，但看了给农民评职称的争议后，现在我对“利”的认知更明确了、更聚焦了：就是收入，就是钱，这也是此次争议的焦点所在：职称给农民带没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然，对相关部门来说，这是他们为农民谋福利、推进城乡居民同权的一种努力，也是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人才先行的一个举措，但农村工作面对的是亿万农民，他们是一个居于社会平均收入之下的庞大群体，这个群体曾经长期遭受二元社会的体系性歧视，他们对收入极度敏感而增加收入又最难，他们凡事最先考虑的是有没有利？能不能增加收入？如果与收入不相干，哪怕长远上有点相关，那也没多大意义。给不给、有没有，无所谓。名惠而实不至，不要也罢。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职称对农民来说，真是鸡肋。

这么说，对那些为农民谋划来、谋划去的相关机构和人员来说，确实有些心灰。他们的满腔热忱，农民却没感觉，农民最多客客气气地说谢谢关心，其实心里很可能在说：给职称不如加养老金！或者，把这些折算成钱给我多好！

其实，农民最急的不是这个好听但当不得饭吃的职称。他们最担心的是地里的收成能不能丰收，丰收了能不能增收，打工的工作能不能保住，工资年底会不会拖欠。种地和打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守住了这两个大头，生活就没大碍。如果这两个大头出了问题，哪怕任一头有纰漏，全家的生活立马堪忧，当然有各种政策兜底，但兜底兜的是“底”，要想日子过得好，得从“底”往上爬。所以，农民不是不欢迎评职称，农民不欢迎的是当不得饭吃的任何事情，农民欢迎的是一切能当得饭吃的事情。在极端天气频出的时候，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有什么能比稳收成、稳就业、稳收入更重要的？

农民最盼的是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上能尽快补齐短板。众所周知，我们对农民的历史欠账太多，不说别的，就说工业化和中国制造，先是建立在农民的“剪刀差”贡献上，后是崛起于农民的土地和劳动力上。如今到了还账的历史时期，国家也确实在逐年小步快走地补齐农村短板，农民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兜底”“补齐”在不断发力。农民就是日思夜想地盼望，哪一天，一觉醒来，养老金城乡统一了，医保城乡一样了，子女教育城乡一体化了。这是农民最大的期盼。在这方面任何举措、任何探索，不管步伐多大，农民都是举双手欢迎的。

这也提醒我们，做农村工作、为农民做事，一定要知道农民在想什么、急什么、难什么、愁什么、盼什么，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在玻璃门里，今儿这名词，明儿那概念，在文字中咬文嚼字，在概念中腾挪闪躲，或者泊来一些理论碎片，为农民设计这个、规划那个。甚至为一两个自己提出的新词而自我感动、自我欣赏、自鸣得意。而对这个新词是不是带来农民福祉增加，则一问三不知，或者是想当然。有关农民的任何决策，一定要到农民中间去，以谦卑心、悲悯心、同理心，问需问忌，也问计问效，我们要相信农民有把自己日子过好的能力，农民知道什么事对他们好，我们为农民做事，怎样是最好，问农民就是了。这就是做农村工作的谦卑心。

农民曾经受了大苦，劳了大累，贡了大献，想想那些交公粮、修水库的农民吧，想想那些披星戴月干活的农民吧，我们做任何涉农决策都要以悲悯心打底，有措施尽快出，出一点是一点，不必苛求完美、体系，让那些辛苦了一辈子的农民都尽早尽快享受到哪怕还不完美、还不体系的福利，是最大的悲悯。千万别等到完美的、体系的政策出来了，但最后一代交公粮的农民已经不在了。那是多大的历史悲情！

要把自己放在农民的位置上决策，设身处地，那样的决策才是同理心的，才是真正符合农民需要的，也才是最有效的。当然，问需问计问效于农，也不是无原则，要为农民着想，但不能替农民做主，这里也有个分寸把握问题，不能为农民着想到替农民做主，也不能尊重农民意见把自己变成群众的尾巴。这听起来有点玄、有点绕，也有点既要又要还要，但涉农工作、与农民打交道，就是一个多难多需多效的事，但一旦深入到农民中间，了解了农民的心理，大事起于小，难事作于易，上了道也就大事不大、难事不难。

回到开头评职称的争议。为什么一个不是首创的事，以前舆论叫好，现在却不敢苟同呢？同志，水在动、舟在动，而你的剑没有动啊！以前可以不代表现在可以，现在可以也不一定今后可以。“水流无限似侬愁”，互联网舆论水流无限浪打浪，我们必须是一个中流击水人，不怕水、能知水、会御水，方可适应水和用好水。

这警示我们，要学会在互联网舆情中做“三农”工作。一件决策出台，要分析到受众的场景和心理，哪怕是好的决策，也要考虑推出的时机，对的事情在错的时间发生，不一定对。对一个整天为收入焦虑的群体，任何无关增加收入的举措，都有可能沦为“何不食肉糜”的结果。“花活”虽漂亮，但抵不上“实惠”管用，尤其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趋紧的大背景。但不管怎么说，不务虚功，多干实事，肯定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