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发明的“过河”酷刑到底有多恐怖？日本女间谍体验后当场全招

1937年秋，南京城里气氛紧张，街头巷尾谣言四起。

军统内部突然发现，国民政府一些高度机密的外交文件，竟然提前落入了日方手中。

而且连续好几次。

有人怀疑是文件传送环节出了问题，也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情报部门。

可是谁也没想到，最后牵出来的，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年轻女子。

她叫“廖雅权”。

至少表面上是这么叫的。

真名叫南造云子，是日本特务机关在中国深耕多年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她的中文太好了，不光说得地道，连南京本地的小方言都能讲得像模像样。

外形温婉，待人亲切，还特别懂礼数。

没人怀疑过她的身份。

可当她真正暴露的时候，连调查她的人都忍不住说了一句：“这人，太狠。”

说起来，南造云子走上这条路，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1909年，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13岁那年，被送去了日本特工学校。

那会儿，帝国对外扩张已经动了真格，像她这样的“工具型人才”是被专门挑出来培养的。

训练内容包括格斗、密码、心理学，甚至还有书法、古琴、舞蹈这些“文化课”。

说白了，就是往全能间谍的方向培养。

她确实学得快。

尤其擅长跟人打交道。

毕业以后没多久，她就被派回中国，化名“廖雅权”，成了中国银行南京支行的一名普通职员。

那是1936年，南京还算太平。

她用了一整年时间，慢慢铺开关系网，最后盯上了一个人——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

黄浚是那种标准的中产知识分子，出身不错，但家底不厚，正好处在“有点权力、但不太牢靠”的位置。

她先是以邻居身份靠近，再帮他解决生活上的小麻烦。

后来就成了“知己”。

这段关系发展得很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主动介绍她认识了自己的儿子——外交部副科长黄晟。

从那以后，南造云子的情报获取效率开始几何级上升。

父子俩一个在行政系统、一个在外交系统，很多文件她根本不用自己动手，只要等他们送来就行。

有一份情报尤其关键——蒋介石将要搭乘英国使馆的汽车前往上海。

她把消息传了出去。

几天后，英方车辆在途中遭受空袭。

蒋介石因为临时改变行程，逃过一劫。

事情从这里变了味。

军统注意到了。

戴笠直接介入调查。

他有个习惯，越是重大案件，他越要自己盯。

情报组分析了最近几次情报泄露的时间点、内容源头，逐渐把目标锁定在了黄浚父子和他们身边那个神秘的“银行女职员”身上。

南造云子被捕的时候，没有挣扎。

戴笠亲自审讯。

起初，她态度冷静，不承认任何事情。

军统那时候已经不是刚成立时的散兵游勇了，审讯手段很系统。

可对她这种训练有素的特工来说，常规手段根本不够看。

戴笠决定换一种方式——“过河”。

这个词听着像是个比喻，其实不是。

是真实存在的一种酷刑。

把人按进一桶冰水中，只露出头部，然后往桶里投放黄鳝和蚂蟥。

那些东西会在水里乱窜，贴着皮肤钻，甚至试图往隐秘处钻进去。

生理上的反应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心理上的折磨。

她撑了三轮。

到第四次，被蚂蟥咬破皮肤后，她突然开始哭。

不是嚎啕那种，是低声呜咽。

戴笠没说话，只是在旁边坐着，抽了根烟，然后问了句：“你叫什么名字？”

她终于开口。

供出来的东西，厚厚一摞。

不仅有她自己，还牵出了十几名隐藏在各地的日方特工。

南京情报网络就此瓦解。

黄浚父子被判死刑。

她则被判了无期。

可故事还没完。

三个月后，日军攻入南京。

城里乱成一锅粥。

监狱也没能幸免。

她趁乱逃了出来。

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逃的，但军统内部有人猜测，是日方特工趁乱营救。

她跑回了上海，重新开始活动。

用了新身份，但手法没变。

只是这回，军统没再给她第二次机会。

1942年4月，上海法租界。

她刚从一家法式咖啡馆出来，走了不到十米。

一声枪响，她倒在了路边。

子弹穿过胸口，没有多余动作。

枪手走入人群，没再回头。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

参考资料：

王奇生，《戴笠与军统》，新星出版社，2013年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00年

胡平，《谍战之后：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工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编，《抗战时期敌特活动档案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