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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想要破必死之局,只有打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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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被北方游牧民族压着打是因为得国不正,赵匡胤上位是凭借军权谋夺了后周的江山,他上位后为了避免武将有样学样,只能削夺武将的兵权。
赵匡胤夺兵权的手段很高明,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平稳的夺去了武将的兵权。
之后大宋兵权都归集到皇帝手中,他亲自掌握的禁军成了全国最有战力的部队。
除了剥夺武将兵权,赵匡胤还制定了文官治国的制度,武将被置于文官的管理之下。
重文轻武必然会导致武将能力下降,也就无法出现像卫青、霍去病、李靖这种能征善战的将领。
没有超一流的武将,想对付北方的入侵者,那只能皇帝本人撸袖子自己上。
宋太祖赵匡胤亲征过北汉,结果铩羽而归。
宋太宗赵光义打下北汉后,顺道去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在高粱河被契丹人大败,赵光义驾驴车逃跑。
宋真宗赵恒也御驾亲征阻击南下的辽军,在澶州和契丹打的有来有回,还击杀了辽军前锋主帅萧挞凛。但宋真宗不想和辽军打持久战,和辽军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朝高光时刻,之后一代不如一代,被北方游牧民族按地上胖揍。
宋仁宗时期,一个小小的西夏都让大宋吃尽了苦头,宋神宗时期,神宗一度想变法强军,再现大宋荣光,但无奈还是以失败告终。
之后就是靖康之耻,北宋亡国,徽钦二帝被女真人掳到林海雪原。
南宋还不如北宋,一代更不如一代,最终亡于蒙古之手。
两宋重文轻武,文官主导治国,诞生不了能北伐的超级将领,文官们普遍的骨头软,喜欢议和不喜欢议战,长期被北方的邻居打压,那就只会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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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历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可以看出他们和两宋完全不一样。
秦朝时,对匈奴采取的是铁血政策,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驻守长城,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因为秦二世篡位,赐死了蒙恬,秦朝内部动乱,北方边境松懈,得以让匈奴一步步做大。
汉朝立国后,刘邦也率军去打北方的匈奴,结果在白登山被围,刘邦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逃命。
白登山之围后,刘邦迫于国力的不足和诸侯王的叛乱,只能和匈奴和亲。之后文景二帝也一直采取和匈奴的和亲政策。直到汉武帝亲政后,国力强盛、国内安稳,汉武帝再也不想屈辱和亲,采取了进取的策略,和匈奴进行了多次决战。
汉武帝有两个超强将领,卫青七次北征,霍去病六次,两人将匈奴主力彻底击溃,匈奴自此衰弱,到了东汉直接分裂为两部分,匈奴再也不能对汉朝产生威胁。
武帝的数次北征,造成了国力的极大消耗,这就是国力的比拼,匈奴国力没有拼过汉朝,结果就是分裂消亡。
唐朝一开始对突厥的政策也是议和,唐太宗登基之初,突厥大兵压境,唐太宗在渭水和突厥颉利可汗达成渭水之盟,唐朝向突厥赠送大量财物,算是花钱买平安。
等到李世民稳固好国内形势,立即向突厥复仇,李世民派李靖为主帅,征讨东突厥,李靖率一万骑兵奇袭颉利可汗的牙帐,将颉利可汗生擒。
当年在渭水耀武扬威的颉利可汗,现在成了俘虏,在唐朝皇宫给唐太宗跳胡旋舞。
秦汉对待匈奴和唐对待突厥的政策大差不差,弱小时和亲或赔款,强大时就打他丫的。
和谈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战场上见胜负。
而两宋在澶渊之盟后,就丧失了进取的决心,既没有诞生一流名将,也没有主战的氛围,整个两宋都向北方游牧民族屈膝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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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唐的经验来看,想要战胜北方的游牧民族,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有一个雄才大略、不服输、不怂、不愿屈膝的君主,比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其二,有能征善战、独当一面的将领,比如蒙恬、卫青、霍去病、李靖。其三,有强大的国力。
两宋只有第三个条件,没有前两个条件,要想破辽金元的必死局,只有照抄秦汉唐的作业,但它根本就抄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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