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男子猝死，女友延误1小时救援被判，法院划清亲密关系红线

寒冬深夜的救护车鸣笛，划破了甘肃天水的宁静，也击碎了一段亲密关系。55岁的谢某倒在女友巩某家卫生间的那一刻。

他此前所有漠视健康的选择，与女友后续错乱的救援操作，共同拼凑成了这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不是偶然的“倒霉猝死”。

而是生命红线、救助时机与法律责任的激烈碰撞——当酒精、欲望撞上严重基础病，生与死的距离，或许就隔着身边人“第一时间打120”的一念之差。

悲剧的伏笔，早在2024年2月就已埋下。彼时谢某因左侧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入院，被确诊为缺血性脑血管病，伴随极高危的2级高血压。

医生明确警示：他的血管如同老化管道，酒精、情绪波动、劳累都可能引发崩盘，这是对生命的最后通牒。但不到一年，所有警示都被抛诸脑后。

2025年1月12日晚，谢某在女友巩某家中端起酒杯。对他而言，酒精入喉的瞬间，就按下了悲剧倒计时。当晚10点左右，身体已发出强烈不适信号。

谢某却做出致命误判——翻出胃药服用，想用胃药压制心脑血管的潜在危机。更致命的是，服药后他仍未停止透支，继续与女友发生两性关系。

即便健康年轻人，酒后剧烈运动都有风险，何况是有明确脑血管病史、刚饮酒的55岁高危者？法院一审直指核心：谢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他明知病史却放任饮酒、纵欲，这种“自甘风险”行为，是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需承担90%的主要责任。

谢某的放纵是主因，但女友巩某的操作，是否让悲剧雪上加霜？深夜1点至2点（心源性猝死高发时段），休息后的谢某起身去卫生间，随后一声闷响晕倒——这是最关键的“生死分界线”。

常识里，目睹伴侣晕倒应第一时间打120，但巩某的行为却完全偏离轨道。她先敲邻居门，请求帮忙将谢某从卫生间抬到床上，耗费了最初宝贵几分钟；

安顿好后，竟出门打车去找谢某的工作单位和同事，直到半路才想起拨打120。从谢某倒地到120接警，超过1小时的黄金救援窗，在无效忙碌中白白流逝。

医学上，心脑血管意外抢救分秒必争，“猝死”不代表毫无抢救机会。法院审理认为，巩某与谢某同居的亲密关系，赋予了她特定的法律救助义务。

她并非毫无作为，但其救助方式严重不合理，客观上延误了抢救时机，这种作为上的“过失”，与谢某死亡存在法律上的关联性。

谢某离世后，家属悲痛之余将巩某告上法庭，认为其延误救援导致死亡，要求承担20%责任，索赔18万余元。巩某却倍感委屈：“我不是医生，已经慌乱中找邻居、找同事帮忙了，为什么还要赔钱？”

这正是案件的核心争议：亲密关系中，“努力救人”与“尽到责任”是否等同？法院给出明确答案：法律不强求普通人具备专业急救技能，但要求理性成年人在他人生命垂危时，做出最优解——最快接入专业医疗资源。

最终，天水中院维持一审判决，认定巩某承担10%次要责任，赔偿9.3万余元。这一判决平衡了法理与情理：既未夸大巩某责任。

也未忽视其过失，更给所有亲密关系者敲响警钟：即便非法定夫妻，稳定同居或共同参与高危活动（如饮酒）时，一方陷入危难，另一方就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责任相关人”。救助义务的关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做得是否及时、有效”。

普法提醒：本案中，谢某明知自身重病仍饮酒、进行剧烈活动，属于“自甘风险”，需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巩某因与谢某存在稳定同居的亲密关系。

在对方突发危难时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其未及时拨打120、延误救援的行为，违反了《民法典》中关于民事主体应遵循公序良俗、履行救助义务的相关规定，需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在此提醒，成年人需对自身健康负首要责任，有基础疾病者切勿漠视医嘱、透支身体；身处同居等亲密关系中，遇伴侣突发疾病或意外，第一时间拨打120、110等急救或报警电话是首要义务，盲目慌乱的无效操作可能酿成悲剧并承担法律责任。

家庭或亲密关系中的纠纷与风险，应优先通过理性处置、专业救援规避，敬畏生命、恪守法律底线，才是守护自身与他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