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曾庆红去四川出差时看望万海峰：感谢您当年保护我父亲

80年代末，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去四川出差时，专门抽空去看望了时任成都军区政委的万海峰。曾庆红诚挚地对万海峰说：“感谢您当年对我父亲的保护。”临别之际，曾庆红还赠送给万海峰一块上海牌手表，留作纪念。

曾庆红

曾庆红之所以要感谢万海峰，是因为在60年代末的“运动”时期，万海峰保护过曾庆红的父亲曾山，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1968年4月，在唐山驻军某部任副军长的万海峰，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委派，以军代表的身份，率领一个由7名干部组成的军代表小组，进驻内务部（国家民政部的前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极左思潮席卷全国，“全面内战”的派性斗争恶性发展，到处都充满了火药味。内务部也不例外地陷入了混乱的境地，正常的工作已无法开展，部里的造反派们坚决要打倒内务部的“头号走资派”——部长曾山。

4月9日，万海峰一行刚刚进驻内务部，就被造反派们来了个下马威，迎接军代表小组的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打倒民政系统头号走资派曾山！”“反对保皇派！”“不革命的滚到一边去！”的口号声浪。造反派们认为军代表小组肯定是来给“革命”泼冷水的，因而对万海峰等人采取了冷漠的敌视态度，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们腾房子、搬行李。面对这种状况，万海峰坦然地对小组的人说：“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干！”

万海峰

随后万海峰立即召集军代表小组开会，宣布约法三章：

一、全体军代表在生活上严格律己，一切自理，不增加机关工作人员的半点负担；一律到大食堂就餐，非公事不准乘坐机关的小车，不准挪用内务部的任何公物，不准接受任何人的请吃馈送。树立起廉洁奉公的形象，首先从纪律上取信于民。

二、对两派群众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待人处事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

三、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看待正在接受审查、批判的领导干部，重证据而不轻信流言。军代表小组任何成员不得在群众场合轻率表态，不乱下结论。

规章制定以后，万海峰率先垂范，军代表小组在他的带领下，凭着模范执行纪律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在内务部站稳了脚跟。

万海峰（左）

对于造反派强加在曾山头上的一个个罪名，万海峰是不相信的：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万海峰所在的部队一直战斗在华东地区，他对曾山是了解的，这位在华东地区为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后勤保障工作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革命，怎么可能会在顷刻间就成了“反革命”呢？

不久以后，万海峰与曾山进行了第一次谈话。曾山坦诚地说：“我自己的情况，组织上是清楚的。我对个人的去留得失在所不计，也做好了返乡当个农民的思想准备，唯一担心的是内务部的混乱局面，将使党的事业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失。”

万海峰平心静气地阐明了党的干部政策和军代表的原则立场，然后诚恳地对曾山说：“你相信党和群众，实事求是地讲清自己的问题，相信最终会有正确的结论。”

这天曾山回到家后，兴奋地对老伴邓六金说：“今天，军代表找我谈了话，我的问题澄清有日，内务部的秩序恢复有望！”

曾山

造反派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看到军代表小组对于批斗曾山这个内务部的“头号走资派”态度很不坚决，决定给他们施加压力。造反派一面散布“军代表对造反派支持不力”“对这场革命热情不高”等言论，一面竭力鼓吹“走资派还在走”“变色龙还在变”，号召群众更加频繁地发起对曾山的批判，甚至专门组织了“揪曾兵团”，企图将批斗升级。

万海峰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遵照党中央对于批判领导干部的有关政策，严格规定：对曾山的批斗，必须遵循“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让曾山坐着接受批判，绝不允许动手打人，不准搞“喷气式”。即使这样，万海峰仍不放心，每次开批斗会，他都要亲临现场，严格维护这些政策规定。在军代表小组的悉心保护下，曾山在大小数十次批斗中，没有一次被打过，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党的“九大”前夕，周恩来希望能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为了使曾山能参加“九大”，万海峰遵照周恩来的意图，积极推举他当“九大”代表。造反派却搬出“叛徒”“逃兵”“大地主”等罪状，试图阻挠曾山当“九大”代表。关键时刻，万海峰动员全体军代表，以大量事实逐一澄清了历史真相，推翻了强加在曾山头上的罪名，终于使整个内务部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在最后的选举大会上，曾山以全票当选为内务部的“九大”代表。

曾山（左）

当万海峰向周恩来汇报内务部的选举结果时，周恩来高兴地说：“曾山是当年江西苏维埃的第一任主席，这样的老同志理该当选“九大”代表，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他还号召中直各机关要向内务部学习，做好各派群众的工作，尽量多选出一些老同志当“九大”代表。

1969年下半年，由于中苏边境冲突加剧，北部边陲形势严峻起来。为充实部队，加强北线边防建设，万海峰奉命调回某军任军长。万海峰在临行之前，专门向接任的军代表交待，必须继续关心保护好内务部这批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干部。万海峰回到部队后，仍然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时时牵挂着曾山及其一家。

1972年4月，曾山因心脏病猝发逝世，邓六金也因过度悲痛住院治疗。万海峰得悉这一消息后，专门抽出时间赶到医院慰问，并劝邓六金保重身体，教育孩子们继承曾山的遗志。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城，北京的家家户户都想方设法在室外搭建临时防震棚，邓六金及其子女既无财力，又缺劳力，防震棚迟迟搭建不起来。此时已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万海峰得知曾家那幢年久失修的古老的四合院岌岌可危，当即指示军区管理部门派人携带木料，为邓六金搭起简易的防震棚。

万海峰

1982年，万海峰调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虽然远隔千里，他仍惦念着邓六金一家。每逢赴京参加中央或军委召开的会议，万海峰总要抽空去探望邓六金一家，力所能及地在生活上给予关怀和照应。

曾有人问万海峰：“你离开内务部都十几年了，为什么仍然如此关心这些干部的遗属？”

万海峰淡然一笑说：“没有老一辈革命家打下的江山，哪有美好的今天，哪有我们这些后来人呢？今天，我们生活好了，就更要关心他们和他们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