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特务密谋暗杀华野将领，最后栽在四个小姑娘手里

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海的清晨已有凉意，在四川北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大楼里，刚过七点，稽查处二楼便响起噼里啪啦的打字声。四位二十岁上下的姑娘已坐在座位上开始工作。她们打出的文件，纸上大多盖着“机密”甚至“绝密”的红印。进出军官步履匆匆，没人多留意这些埋头打字的姑娘。空气里飘散着油墨和旧纸张的气味。这间看似平常的办公室，后来成了一桩重大阴谋的终结地。

时间回到半年前，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把行动处长毛森叫到办公室。当时，华野在山东、苏北一带作战，国民党军难以招架。正面战场失利，毛人凤便策划暗中行动。两人密谋许久，制定了一项绝密的“斩首”计划，目标是华野高级指挥员。

他们最终选定了金柯。此人原为中共无锡地区干部，前一年刚投靠了国民党，被保密局秘密吸收。因熟悉苏北解放区情况，保密局就把任务交给他。四月，金柯在南京接受情报训练，领取了活动经费和一支手枪。他的任务是设法潜入苏北，摸清华野指挥部位置，伺机行动。

当保密局在南京密谋之际，上海的地下组织也在积极活动。地下党员陈来生，公开身份是“四如春”点心铺老板。他接到指示，要设法打入敌人情报系统核心。而淞沪警备司令部下属的稽查处，正是掌管东南地区特务活动的重要部门。

党组织慎重考察后，挑选了四位出身可靠、背景单纯的年轻姑娘，周月英、赵幼芷、柳茂才和傅亚娟。一九四八年五月，正逢稽查处招考文书，四人顺利考入，成为这里的打字员。报到那天，她们身着朴素的蓝布旗袍，随人穿过层层岗哨，就此隐藏在这危险之地。

夏天闷热，打字机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姑娘们每天处理大量文件，其中有部队调动的命令，也有监视可疑分子的记录。规定极其严格，严禁抄录。她们只能依靠记忆。

周月英利用稽查处管理上的漏洞，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有时会故意打错几个字，然后把作废的底稿纸悄悄留下。而赵幼芷记性极好，常趁午休假装去厕所，把上午看到的重要信息匆匆记在小纸片上。

柳茂才注意到，每周三下午送来的文件往往最重要。傅亚娟耳朵灵敏，军官路过时低声交谈的片段，她总能听清一两个有用词。这些零碎情报，最终都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危险始终伴随左右，但她们手下的打字机声总是平稳如常，听不出一丝慌乱。

然而，平静在九月中旬被打破。那天看似很正常，赵幼芷在整理一叠题为“忻元锡案”的卷宗时，手指忽然停住。一页文件的边角，有一行极小的红笔字，“交给金先生协办，限两月内。”旁注编号“0417”。她心头一紧，马上想起两个月前曾在另一份文件中见过“金柯”这个名字。

她不动声色继续翻阅，在卷宗末尾又看到一句更模糊的批语，其中提到“目标”和“华野前指”。赵幼芷意识到，这可能和暗杀计划有关。

就在这关键时刻，意外发生。九月二十日，傅亚娟在下班途中偶遇一位旧识，不料对方已在党通局任职。第二天拂晓，傅亚娟便被党通局人员从宿舍带走，理由是她“身份可疑”。消息传到打字室，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一人被捕，很可能牵连全体。

形势危急，必须分头行动。赵幼芷判断，关于“金先生”的情报一刻不能耽误。十月三日清晨，她如常提着菜篮出门，走到三角地菜场鱼摊前，把折好的情报迅速塞给卖鱼的老徐。这道危险警报很快通过地下电台发往解放区。

与此同时，营救傅亚娟的行动也在紧张展开。陈来生深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保密局和党通局素来互相倾轧。他通过内线巧妙放风，暗示傅亚娟被捕是党通局故意刁难，意在破坏保密局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

这一招果然奏效。保密局很快出面要人。双方争执数日，党通局始终拿不出确凿证据，只得在十月七日将傅亚娟释放。她回到打字室，面色虽然苍白，眼神却平静如常，没有多言语。

情报送出后，解放区反应迅速。一九四八年深秋，苏北江都邵伯镇码头笼罩在薄暮雾气中。一艘从镇江驶来的客船缓缓靠岸。下船乘客寥寥，其中一位穿灰色长衫、手提藤箱的中年男子随人流出舱。此人正是金柯。

他刚踏上码头石板，几名工人模样的男子便围拢上来。为首者低声问道，“是0417号的‘金先生’吗？”金柯浑身剧颤，手中藤箱哐当落地。箱子被打开，除了换洗衣物，里面藏着一幅手绘苏北地图和一把手枪。金柯的“斩首”行动还没有开始，便已告终。

执行逮捕的是华中公安处人员，带队处长名叫李士英。事后查阅档案才知，他们所获情报极为准确，连金柯的代号、所乘船班及到达时间都一清二楚。

战争终有结束之日。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苏州河边一幢老房子的三楼窗外，有人挂出四条红绸，在五月的风中轻轻飘扬。这是周月英、赵幼芷、柳茂才和傅亚娟早先约定的平安信号。她们在欢庆胜利的人潮中远远望见，便知姐妹四人都安然无恙。

战后，她们如千万普通人一般，走上新中国的工作岗位。周月英进入教育部门，赵幼芷分配到纺织厂，柳茂才在卫生局担任文书，傅亚娟成为一名小学教师。那段潜伏于敌营近旁、日夜警惕的岁月，她们日后很少提到，家人也只知她们曾在旧政府机关任职。

时光流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开始搜集整理党史资料。一位工作人员在翻阅旧档案时，偶然发现几份简要报告，记载了一九四八年如何挫败一起特务暗杀计划，报告中提到几位代号“女同志”。凭此线索，多方寻访后，终于在虹口区一户普通民居中找到早已退休的赵幼芷。

面对来访者，白发苍苍的老人语气平和。她说当时并不觉得多么害怕，也不认为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只是看到不对的情况，便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而已。她最后说道，“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不过是做了在那个位置上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