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区域发展的生态之问:如何成为黄河流域的数字生态赋能中心？

【济南】区域发展的“生态之问”：强省会战略下，如何成为黄河流域的“数字生态赋能中心”？

摘要

在“强省会”战略的驱动下，济南作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正大力推进“数字济南”建设，目标建成智能经济强市。然而，这一目标的深层内涵，远不止于城市自身的数字化升级，更在于济南能否超越行政区划的物理边界，在广袤但发展不均衡的黄河流域，承担起“数字生态赋能中心”的历史性角色。本报告指出，济南的机遇与挑战皆系于“赋能”二字：其成功与否，不取决于自身数字产业规模多大，而取决于能否为流域内其他城市与产业提供不可或缺、成本更优、价值独特的数字化动能。报告构建了“资源吸纳-平台支撑-赋能辐射”三维动态模型，诊断出济南当前存在“硬件集聚优于软件溢出”、“本地应用强于跨域服务”、“要素沉淀多于网络链接”等结构性矛盾。基于增长极理论、创新扩散理论与数字生态系统观，报告提出济南必须从“数字经济的参与者”转向“数字生态的架构师”，实施路径聚焦于打造“黄河数字治理协作平台”、“国产信创软件开源共同体”与“数据资产化服务枢纽”。这一系列举措旨在将济南的算力、算法、数据与政策先行优势，转化为可交易、可部署、可协同的“流域级公共产品”，从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完成自身从“区域数据高地”到“流域赋能枢纽”的能级跃迁。

引言：“强省会”的使命重构与“流域赋能”的战略命题

“强省会”战略为济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集聚与政策聚焦，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壮大中心城市，带动山东半岛城市群乃至更大区域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战略的落实路径，必然体现为“数字济南”的全面建设。近年来，济南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布局迅猛，华为、阿里巴巴等数字巨头区域总部落地，国家超算济南中心、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继建成，一座“数字新城”的骨架已然清晰。

然而，一个根本性的战略命题随之浮现：当济南自身的数字大厦日益巍峨时，这座大厦的“能量”是仅仅用于照亮自身，还是能够穿透行政壁垒，辐射并滋养整个黄河流域？传统的“强中心”发展模式，往往伴随着“虹吸效应”——人才、资本、企业向中心城市单向汇聚，可能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各省市数字化基础、产业结构、转型需求差异巨大，既存在山东、河南等数字经济活跃区，也包含大量亟待数字化的传统产业腹地与生态脆弱地区。简单的产业转移或项目复制，无法解决流域协同发展的复杂系统问题。

因此，济南所追求的“强”，必须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网络外部性的“赋能型强大”。这种强大的衡量标准，不是济南本地数字产业产值多高，而是济南能否成为黄河流域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可信赖的问题解决者、关键能力的提供者与协同规则的倡导者。“数字生态赋能中心”的定位，要求济南完成三重角色认知的转变：从追求自身产业链完整的“数字产业集群”，转向培育服务流域的“数字能力母港”；从建设智慧城市应用的“本地先进示范”，转向输出可复制解决方案的“跨域赋能工具箱”；从参与全国数字竞争的“独立选手”，转向组织流域数字协同的“平台组织方”。

这一定位的实现，面临双重挑战。对外，需破解流域内“数字鸿沟”与“信任隔阂”，建立跨省域的数据流通、算力调度、标准互认与利益共享机制，这远超单一城市的行政协调能力。对内，则需克服自身发展惯性，将一部分优质资源与注意力，从直接创造本地GDP的“内卷式”投入，转向建设前期回报不明、但具有巨大网络正外部性的“赋能型基础设施”。本报告旨在系统解析这一命题，为济南设计一条兼具战略高度与实操可行性的跃迁路径。

第一部分：理论框架——定义“数字生态赋能中心”与评估维度

要构建“赋能中心”，首先必须清晰界定其在数字时代区域协同发展理论谱系中的坐标，并建立可衡量其效能的分析框架。

1.1从“增长极”到“赋能中心”：区域发展理论的数字演进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是“强省会”战略的经典依据，该理论强调通过培育创新主导部门集聚的“极”，产生“扩散效应”带动周边。然而，在数字经济的网络化结构中，传统的“极化-扩散”线性模型面临解释力不足的困境。物理空间的产业转移（扩散）成本高昂且缓慢，而数字要素（数据、算法、软件）的流动与复制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意味着，一个成功的数字时代区域中心，其影响力不应主要依赖实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应依赖于数字能力与服务的低成本、高通量、网络化输出。

因此，“数字生态赋能中心”的概念，超越了“增长极”。其核心功能不是“替代”或“转移”，而是“增强”与“连接”。它通过提供共享的数字基础设施、开放的技术中台、可信的数据服务与协同的治理框架，降低流域内其他主体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固定成本”与“试错风险”，从而激发广泛的、自下而上的创新。简言之，赋能中心不直接生产最终的数字产品，而是生产“生产数字产品的能力”，并将这种能力像水电一样便捷地提供给生态伙伴。

1.2 “数字生态赋能中心”的核心功能模型
一个成熟的数字生态赋能中心，应具备三种核心的、相互增强的“流”生产能力：

·算力与算法流的生产与调度能力：不仅拥有强大的计算基础设施（超算、智算、边缘算力），更能通过统一的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调度、异构兼容与普惠服务，让流域内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能以极低门槛获取顶尖算力。同时，能将先进的算法模型封装为标准化、易调用的服务（AIaaS），形成丰富的“算法超市”。

·数据要素流的确权与增值能力：在合法合规前提下，能够为流域内多源、异构的数据（政务数据、产业数据、科研数据）提供权威的登记存证、质量评估、安全融合与价值挖掘服务。中心作为可信的第三方，通过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搭建“数据不出域、价值可流通”的协作环境，将分散的数据“死水”盘活为可增值的“活水”。

·数字规则与知识流的扩散与协同能力：能够将数字化转型中的最佳实践（如智慧泉城的管理经验）、关键标准（如物联网设备接入规范）、开源技术（如工业软件模块）进行提炼、封装和开源，形成可快速复制的“数字工具箱”。同时，能组织跨区域的线上社区、开发者大赛、人才培训，促进隐性知识的流动与碰撞。

1.3评估赋能中心效能的“吸纳-支撑-辐射”三维模型
为诊断济南现状并规划路径，本报告提出一个动态评估模型：

·维度一：高阶数字资源的吸纳力。衡量中心从全球、全国吸引顶尖数字企业、高端研发机构、领军人才、风险资本的能力。这是赋能中心的“能量输入”端口。指标包括：数字领域独角兽企业或区域总部数量、顶尖科学家与工程师流入净值、数字产业风险投资额。

·维度二：赋能平台的基础支撑力。衡量中心将吸纳的资源转化为可对外服务的标准化、平台化产品的能力。这是赋能中心的“能量转换器”。指标包括：公共算力平台对外服务收入占比、开放API接口调用次数中非本地用户比例、主导或深度参与的开源项目社区活跃度。

·维度三：跨域数字价值的辐射力。衡量中心的平台与服务实际在多大范围、多深程度上被外部用户采纳并创造价值。这是赋能中心的“能量输出”效果。指标包括：向黄河流域其他城市输出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合同金额、基于济南平台产生的跨域数据创新应用数量、外部企业在济南平台上的研发投入与知识产权产出。

一个成功的赋能中心，三维度必须形成正向循环：强大的吸纳力为平台建设提供燃料；robust的支撑力将燃料转化为高效能源；广泛的辐射力则验证价值并反过来增强中心的品牌吸引力，从而吸纳更多资源。

第二部分：济南现状的深度诊断——集聚的“硬度”与赋能的“软度”

将济南置于“数字生态赋能中心”的视角与三维模型下审视，可以发现其正处于从“资源吸纳”向“平台支撑”与“价值辐射”艰难跨越的关键阶段。

2.1吸纳维度：硬件与机构的“星丛”聚集
在“强省会”战略加持下，济南在高阶数字资源吸纳上成绩斐然，形成了显著的“星丛效应”。

·重大基础设施的“国之重器”：国家超算济南中心、山东量子技术研究院、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北方）等国家级平台相继落地，构成了济南在算力、前沿科技、垂直领域数据资源的“硬核”优势。这些是大多数流域城市无法自力建设的稀缺资源。

·头部企业的区域性总部布局：华为、阿里巴巴、百度等巨头在济南设立区域总部或创新中心，带来了技术、品牌与产业链关联企业的聚集。

·科研院所与高校的密集智力支撑：驻济高校在信息技术领域底蕴深厚，为产业提供了稳定的人才基础。

这一“星丛”构成了济南担当赋能中心的潜在能量池。然而，这些“星体”之间，以及“星丛”与外部世界之间，尚未通过强大的“引力网络”（平台与规则）紧密连接，形成协同放大的整体能量场。

2.2支撑维度：平台服务的“内倾性”与“碎片化”
济南将吸纳的资源转化为流域级公共服务的能力，面临显著瓶颈。

·平台能力的“内循环”倾向：许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平台，其服务对象首要指向本地高校、科研单位与重点企业，服务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其运营模式、收费机制、接口标准并未充分考虑到对流域内广大中小企业、其他城市政府用户的普惠性、易用性支持。超强算力如同深山中的电站，却未建设通往普通用户的“智能电网”。

·政务数据开放的“浅层化”与产业数据融通的“缺失”：“数字济南”在政府内部数据打通与便民服务上取得进展，但政务数据向社会开放仍以静态数据集为主，缺乏实时、高价值的API服务。更为关键的是，推动本地龙头企业开放产业数据、构建跨行业数据融合应用生态方面，进展缓慢。数据要素市场的“场内交易”机制与信任体系尚未成型。

·技术成果转化的“单点突破”与“系统输出”不足：本地不乏优秀的软件企业与解决方案，但多针对特定项目定制开发。缺乏有意识的、将共性技术模块（如城市感知组件、工业AI模型、区块链存证服务）进行抽象、封装、开源，形成标准化“数字积木”的平台化思维。这使得赋能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

2.3辐射维度：流域影响力的“认知洼地”与“信任赤字”
尽管拥有硬核资源，济南作为黄河流域数字赋能者的品牌认知度和信任度，仍处于建设初期。

·“数字济南”品牌与“流域赋能”形象的脱节：外界对济南的认知仍多停留在“智慧城市做得好”、“有一些大科学装置”，而非“能为我所用、助我转型的赋能平台”。济南尚未能清晰、持续地向流域内外传递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独特价值主张。

·跨区域协作的机制与案例稀缺：与郑州、西安、兰州等流域重点城市在数字领域的制度化合作机制（如算力网络联盟、数据流通合约、数字人才互认）尚在探索阶段。缺乏标志性的、由济南主导并成功解决跨省域难题（如黄河防汛协同、物流供应链可视化、跨境贸易便利化）的数字化协同标杆案例，使得辐射力缺乏实证支撑。

·本土数字企业“出海”意愿与能力不足：大量济南数字企业满足于服务本地及山东市场，缺乏面向黄河流域更广阔、更多样化市场的产品适配能力、服务体系与战略雄心。企业层面的“不出济南”，制约了城市层面的辐射广度。

第三部分：生态架构路径——构建“黄河数字赋能共同体”

济南要成为真正的赋能中心，必须启动一项超越自身发展的战略性生态工程。本报告提出构建“黄河数字赋能共同体”，旨在将济南的硬核优势，系统性地转化为网络化、制度化的软性能力。

3.1顶层架构：从“城市战略”到“流域契约”
济南需推动成立由黄河流域主要城市、代表性企业、研究机构共同发起的“黄河数字赋能共同体”，并推动签署《黄河数字协同发展济南倡议》（或称“数字黄河协定”）。

·倡议核心原则：包括“算力并网，弹性共享”原则，倡议建设一体化算力调度网络；“数据不动模型动，隐私优先促融合”原则，推广隐私计算作为跨域数据协作的基准技术；“开源共研，标准共建”原则，在国产软件、行业数字化等领域设立共同开源项目。

·设立常设协调机构：在济南设立共同体秘书处，下设“算力网络”、“数据要素”、“开源生态”、“数字人才”等专业委员会，负责具体协作规则的制定、争议协调与项目推进。济南以提供核心基础设施与秘书处服务，自然嵌入协同网络的核心节点。

3.2核心赋能平台建设：“一网、一库、一集市”

·“一网”：黄河一体化算力服务网。以国家超算济南中心、济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等为枢纽，联合流域内其他算力中心，通过标准协议接入，构建逻辑一体、物理分散的“算力联盟”。开发统一的算力服务门户，面向流域用户提供“算力电商”般的便捷服务，实现“东数西算”在区域内的率先实践。济南作为主调度中心，收取平台服务费并积累调度数据这一战略资产。

·“一库”：黄河流域特色产业开源软件库与模型库。聚焦黄河流域优势产业（如高端装备、现代农业、文化旅游、新能源），由济南骨干企业、高校牵头，联合流域内同行，将行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软件模块、算法模型、解决方案进行开源。济南负责运营这一开源社区平台，提供代码托管、项目管理、知识产权法律支持等服务。通过运营开源社区，济南不仅能培育产业软件生态，更能掌握定义行业数字接口标准的话语权。

·“一集市”：黄河流域数据资产服务集市。在国家和省数据要素相关政策框架下，依托济南已有的数据交易平台基础，升级建设面向流域的“数据资产服务集市”。该集市不追求原始数据的集中交易，而是重点发展三大服务：1）数据资产登记与评估服务，提供权威的“数据资产”确权登记和价值评估；2）数据产品开发与托管服务，帮助数据持有方开发合规、可交易的数据产品（如指数、报告、模型）；3）隐私计算沙箱服务，提供安全环境供多方进行数据融合计算。济南通过提供这些高附加值的“数据中介”服务，成为流域数据要素化进程的关键枢纽。

3.3赋能生态的激活策略：“场景开放”与“资本催化”

·实施“黄河数字场景开源计划”：济南市政府联合共同体成员，每年发布一批具有流域共性的“数字场景挑战”，如“智慧黄河生态保护协同监测”、“沿黄文化遗产数字化沉浸式体验”、“跨境农产品供应链溯源”等。以“揭榜挂帅”方式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并承诺对优秀方案进行政府采购或协助在流域内推广。此举能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快速牵引技术、数据、人才的跨域流动，并产出赋能标杆案例。

·组建“黄河数字赋能母基金”：由济南市财政牵头，联合省级引导基金、流域内其他城市国资、社会化资本，共同组建一支专注于投资赋能共同体生态的母基金。该基金重点投资：1）基于共同体算力网、开源库和数据集市进行创新的初创企业；2）致力于将济南平台能力向流域推广的本地服务商；3）关键数字技术（如隐私计算、区块链）的研发团队。资本成为链接与放大赋能效应的强力纽带。

从“强省会”到“韧网络”——济南在数字时代的流域文明使命

济南构建“黄河数字生态赋能中心”的探索，其意义远超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这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流域治理”这一古老命题的全新解答，是对“强省会”战略内涵的创造性升华。

这一转型要求济南完成三重根本性的价值重塑：在发展哲学上，从追求自身经济规模的“单点极强”，转向追求网络协同效应的“系统共强”；在城市功能上，从提供税收、就业的“经济产出中心”，转向提供算法、数据、标准等新型公共产品的“能力供给中心”；在区域角色上，从与兄弟城市竞争资源的“锦标赛选手”，转向组织大家共享繁荣的“联盟秘书长”。

“黄河数字赋能共同体”的构想，是为这一宏大国战略落地提供的“济南方案”。其成功，不仅将奠定济南在黄河流域乃至全国数字格局中的独特地位，更将为中国探索一条以数字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提供宝贵的实践范式。当沿黄城市在解决发展难题时，能习惯性地首先思考“济南的平台能否提供帮助”；当一项数字创新能通过济南的枢纽，迅速在流域内开花结果时，“数字生态赋能中心”便不再是一个愿景。这将是济南在数字文明时代，对母亲河最深刻、最持久的反哺与致敬——以数字之能，增流域之治，促协同之兴。

本文是狮也咨询《思想领袖系列》区域产业篇之一，旨在引发行业前瞻性思考。欢迎交流，拒绝任何形式的剽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