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上将钱大钧上门寻仇军统杨若琛：告黑状就是这下场

一九三八年六月，长江边的战事越来越紧张，日本炮舰逐渐逼近汉口。洞庭街边有座灰色小楼，门口挂着普通公司的牌子，其实是军统湖北站的秘密办公点。

六月十五日下午一点多，站里人刚午休醒来，楼里静悄悄的，只有头顶电扇嗡嗡转着。忽然，一阵又重又急的皮靴声从楼梯传上来，啪嗒、啪嗒。来的是位穿将官制服的人，肩章上三颗星亮闪闪的。他是航空委员会主任、上将钱大钧。

湖北站里的人都认得他，但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一时都愣在原地。钱大钧脸色铁青，谁也没看，径直走上二楼，一把推开副站长杨若琛办公室的门。

杨若琛当时正趴在桌上写东西，抬头看见钱大钧，脸一下子白了。钱大钧一句话也没说，从腰间掏出手枪，对准杨若琛扣下扳机。“砰”的一声巨响，在狭小的办公室里震得人耳朵发麻。杨若琛身子一歪倒在地上，血从胸口涌出，很快流成一片。

楼里的人全吓呆了，没有人敢动，也没有人出声。钱大钧收好枪，转身下楼，脚步声渐渐消失在门外闷热的街道上。

那时，前线几十万军队正在和日军血战，这位空军最高指挥官为何亲自枪杀一名军统特务？这一声枪响，像撕开了一道口子，把隐藏许久的激烈斗争暴露在人前。

这件事很快在高层传开，但战事紧张，一时没有人深究。钱大钧为何如此愤怒，甚至不顾身份亲自动手？这要从他这些年的处境慢慢说起。

钱大钧是江苏昆山人，生于一八九三年。他小时候父母去世，家道中落。十几岁时，他和哥哥到上海学生意，但他不喜欢打算盘、站柜台，一心想去当兵。

一九零九年，钱大钧因聪明好学，被地方保荐进入南京江苏陆军小学。这是他人生的起点。之后他一路升学，读武昌预备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一七年，他又考上赴日留学名额，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套完整的军校经历，为他打下扎实的军事基础。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急需懂行的教官。钱大钧因为读过国内外多所军校，经验丰富，被聘为中校兵器教官。他讲课清楚，训练严格，很快引起校长蒋介石的注意。北伐开始后，钱大钧在战场上表现稳重，逐渐成为蒋介石信赖的亲信。

正是这份信任，把他推到离权力最近、也最危险的位置。一九三五年，钱大钧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侍卫长。这个职务听起来不大，实际权力却很重。蒋介石的警卫、机密文件、日常行程都归他管。他成了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几人之一，外人私下称他“御前侍卫”。

担任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荣耀虽大，风险也极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西安临潼华清池的枪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张学良的部队行动时，钱大钧一听到动静，马上冲出去保护蒋介石。黑暗中一片混乱，不知从哪儿打来一枪，子弹从他后背射入，前胸穿出。他当场重伤倒地，血流不止。后来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表面上，他为保护领袖受伤，是尽忠职守，理应表彰。第二年二月，他伤势没有痊愈，就恢复了原职。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蒋介石从西安脱险回来后，心里一直有疑问，警卫工作怎么安排的？为何让张学良的人轻易闯入？出事前为何毫无风声？钱大钧作为侍卫长，难逃其责。

更麻烦的是，后来有人提到，事变前几天，钱大钧曾把停在临潼车站、专为蒋介石预备的一列火车调走。尽管钱大钧多次解释调车是公务需要，但这件事在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心里，留下了一个问号。

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就很难完全修复。蒋介石从那以后，有些事情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交代给钱大钧。这种细微变化，一般人看不出来，但那些紧盯权力中心、嗅觉灵敏的人，马上察觉到了。军统副局长实际负责人戴笠，就是其中嗅觉最灵的一个。

武汉会战期间，钱大钧身兼航空委员会主任，担子很重。当时中国空军在开战初期就损失大半，能用的飞机和飞行员寥寥无几。日军天天轰炸，钱大钧必须用手中这点薄弱的力量应对，压力极大，常夜不能寐。

就在他焦头烂额之时，自己人却从背后捅来一刀。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杨若琛悄悄向重庆方面打了秘密报告，揭发钱大钧利用职权，倒卖空军专用汽油。那时汽油比黄金还贵重，是飞机上天的命脉，这个罪名如果坐实，足以掉脑袋。钱大钧不得不一边指挥防空，一边应付上级一波波的查问。明处的敌人好对付，暗处的冷箭最让人憋屈。

杨若琛那边不但没有停手，反而告得更紧，杨若琛可能以为自己抓住了钱大钧的把柄，可以立下大功，也可能想通过扳倒一位上将，为自己铺开升官之路。他告发的内容越来越不着边际，措辞也越来越尖锐。对钱大钧这样一位身在前线、又有历史“旧账”的将领来说，这种空穴来风的指控终于让他忍无可忍。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下午，钱大钧直接闯入军统湖北站，找到杨若琛。没有争吵，没有对质，在满屋人惊恐的注视下，他直接拔枪，了结了杨若琛。

一位上将亲自动手，在军统机关内处决一个中层干部，这完全打破了官场“斗而不破”的潜规则。这一枪，是他长久积压怒火的总爆发，也是打给杨若琛背后那些人的警钟。

事情闹得这么大，如何收场，全看最高层的态度。戴笠闻讯后暴跳如雷，坚决要求严惩钱大钧，杀人偿命。但蒋介石的处理方式却颇有意味。他并没有把事闹大，他表面理由是武汉战事紧张，临阵处置空军指挥官是兵家大忌，会影响士气。

但往深处看，这其实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搞平衡。那时戴笠领导的军统势力扩张极快，手伸得越来越长，权力大得连蒋介石自己也有些担忧。蒋介石甚至秘密成立了一个包括钱大钧在内的小组，专门用于监督和制约戴笠。

钱大钧怒杀杨若琛，无意中反倒帮蒋介石敲打了戴笠。蒋介石于是顺水推舟，既保住了前线将领，又敲打了权势过大的特务头子，一举两得。

但钱戴两人的较量并没有因这一声枪响而结束。它在几年后的又一次人事变动中达到顶点。

一九四四年，抗战还没有结束，蒋介石突然下令，让钱大钧兼任军统局局长。

这个任命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军统是戴笠一手创建、经营十几年的独立王国，如今蒋介石却把他最大的对头之一来当这个“婆婆”。这本身就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号。

钱大钧上任后也没有客气。他开始在军统内部动手，裁撤部分戴笠的亲信，清理各种糊涂账目。戴笠在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里，突然被人插进来指手画脚，浑身不自在。两人在军统局那栋大楼里明争暗斗，互不相让。每次开会、每项人事安排，都成为他们暗中较劲的战场。

这段持续近十年的恩怨，结束得非常突然。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郊外的岱山撞山坠毁，戴笠当场死亡。后来有人苦笑道，那山叫“岱山”，戴笠姓戴，真是“戴山撞岱山，雨农死得惨”。

这位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工王”，就这样突然谢幕。飞机为何失事？有人说是因为那天雾太大，也有人说飞机可能被人动了手脚，还有各种更离奇的猜测。真正原因至今没有定论。

戴笠一死，烜赫一时的军统时代基本结束。钱大钧和他之间所有的争斗也随之烟消云散。此后，钱大钧逐渐远离军队权力中心。他后来去了台北，担任过一些顾问之类的闲职，晚年大多时间练书法、读佛经、享受家庭生活。一九八二年，钱大钧在台北去世，享年九十岁。

他和戴笠的这段往事，早已超出个人恩怨的范畴，成为那个特殊年代里内部斗争激烈、相互损耗的一个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