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恋友妻弃25年原配，75岁再娶被气身亡

一九六三年，台北地方法院接了一个烫手山芋。

这案子要是搁在现在，绝对是热搜第一，还得挂上个三天三夜下不来。

原告是个坐轮椅的老头，八十岁了，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快没了。

他告谁呢？

告他两年前敲锣打鼓娶进门的“真爱”。

老头在法庭上那叫一个惨，说自己腿摔断了住院，老婆不仅不来端茶倒水，反倒趁着他动弹不得，把他存折里的钱、名下的股票全给卷跑了，最绝的是什么？

这女人连家里的米缸都给刮了个干干净净。

这不就是典型的“吃绝户”吗？

哪怕是个普通老头，这遭遇也够让人心酸的。

可偏偏这老头不是一般人，他是蒋梦麟。

那个接替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在民国教育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而那个把他逼到绝路上的女人，正是他当年不惜跟老友胡适翻脸、也要硬着头皮娶进门的徐贤乐。

谁能想到，这辈子最讲究“理性”的蒋校长，临了临了，在人生最后一道选择题上，把一辈子的积蓄和脸面都输了个精光。

这事儿吧，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一拉。

故事得从1960年说起。

那一年，蒋梦麟的老伴陶曾谷走了。

老蒋这人重感情，那是真难受，但他这人也怕寂寞，尤其是那种家里空荡荡、连个说话人都没有的寂寞。

对于一个74岁的老人来说，这种冷清比病痛还折磨人。

就在老蒋觉得日子没法过的时候，徐贤乐出现了。

这徐贤乐当时53岁，虽然不再年轻，但在那个圈子里可是有名的“徐娘半老，风韵尤存”。

她家世也不得了，爷爷是前清搞洋务运动的徐建寅，算是名门之后。

这女人在外交圈混迹多年，嘴甜会来事，把老蒋哄得是一愣一愣的。

老房子着火，那是没救的。

蒋梦麟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非要娶徐贤乐不可。

大家私底下都议论，说这蒋校长是不是糊涂了？

但真正敢站出来拦着他的，只有一个人——胡适。

这就很有意思了。

要知道，当年蒋梦麟娶第二个老婆的时候，全天下都骂他，只有胡适支持他。

怎么这一回，胡适反而成了最大的反对派？

因为胡适这人，看书多，看人更准。

胡适拖着心脏病的病体，愣是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去查徐贤乐的底。

这一查不要紧，吓出一身冷汗。

这徐贤乐在之前的婚姻里，就是个厉害角色，那是出了名的要把钱袋子攥在手里，性格强势得很，绝不是那种能伺候人的主儿。

胡适急得连夜写信，那信写得是真诚恳，大白话就是：老哥啊，你都这就岁数了，找老伴是为了找个拐杖，为了有人给你递杯热水，不是找个无底洞来填钱的！

为了拦住老友跳火坑，胡适甚至把陈诚、宋美龄这些大佛都搬出来了，想让他们去劝劝。

可这时候的蒋梦麟，哪里听得进去？

他觉得胡适这是在新社会搞封建包办，是干涉他的婚姻自由。

他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喊话，说自己身体棒得很，完全有能力追求幸福。

那叫一个自信。

你说蒋梦麟为什么这么自信？

除了爱情冲昏头脑，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曾经“赢”过一次。

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只要是为了“爱”去打破世俗，老天爷就会奖赏他。

这就不得不提1933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婚礼了。

当年的蒋梦麟，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但在后来被传为佳话的事——他娶了挚友高仁山的遗孀，陶曾谷。

这事儿背景挺沉重。

1928年，奉系军阀在北方杀疯了，李大钊就是那时候牺牲的。

北大教授高仁山也没躲过，被拉去枪毙了。

高仁山临死前，把一家老小托付给了蒋梦麟。

刚开始，蒋梦麟确实是出于哥们义气照顾嫂子，给陶曾谷在北大安排了工作。

但日子久了，两个同样在乱世里飘摇的人，慢慢就看对眼了。

为了给陶曾谷一个名分，蒋梦麟甚至回老家跟原配离了婚。

这在当时简直是被戳脊梁骨的事儿。

大家都骂他：“朋友妻不可欺，你这不仅欺了，还把原配给踹了，这是人干的事吗？”

在道德的十字路口，有人选择向左转做圣人，有人选择向右转做情人，蒋梦麟直接把路障给撞飞了。

婚礼那天，更是一出好戏。

胡适的老婆江冬秀，那是出了名的彪悍，她觉得这婚事伤风败俗，死活不让胡适去当证婚人，甚至把大门给锁了，钥匙揣兜里。

结果呢？

堂堂北大教授胡适，趁着老婆去厨房盯着炖肉的功夫，竟然打开书房的后窗户，从二楼跳了下去（也有一种说法是爬窗溜走），一路小跑去了婚礼现场。

在婚礼上，蒋梦麟说了一段震碎三观又感人肺腑的话，大意是：“我爱高仁山，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

我娶陶曾谷，是因为我爱朋友。”

胡适也在台上帮腔，搬出一套“自由恋爱”的理论。

那一次，蒋梦麟赌赢了。

婚后二十年，他和陶曾谷确实过得不错，相敬如宾。

这也让蒋梦麟坚定地认为：只要我初心是好的，结果就一定也是好的。

可他忘了一点，陶曾谷是跟他患难与共的知己，是读过书讲道理的女性；而徐贤乐，那是在十里洋场摸爬滚打、在名利场里练成精的玩家。

他以为自己又遇到了一个陶曾谷，其实他是遇到了一台只有吞币口的取款机。

悲剧来得特别快，连点缓冲都没有。

1962年底，蒋梦麟不小心摔断了腿，住进了医院。

按理说，新婚妻子这时候该床前尽孝了吧？

嘿，徐贤乐嫌医院脏，嫌消毒水味儿难闻，根本不露面。

这也就算了，最要命的是，趁着老头躺在床上动不了，徐贤乐开始搞“资产转移”。

今天转点存款，明天过户点股票，那是真的连米缸里的米都没放过。

等到蒋梦麟想交医药费的时候，发现兜里比脸还干净。

这时候，那个风度翩翩的北大校长，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估计肠子都悔青了。

他终于想起了胡适那封被他扔在一边的长信，想起了老友苦口婆心的劝告。

可惜啊，这时候想找胡适哭诉都没地儿找去。

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胡适已经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适之先生没亲眼看到老友这副狼狈样，不然得多心疼。

没办法，蒋梦麟只能拖着残躯，跟徐贤乐打官司。

这官司打得那叫一个丢人。

徐贤乐早就准备好了，找记者哭诉，把蒋梦麟描述成一个性格古怪、不好伺候的老头。

曾经的教育界泰斗，如今成了八卦小报的谈资。

官司打了一年多，最后蒋梦麟实在是耗不起了。

他从牙缝里挤出了最后的50万新台币——这在当时可是能在台北买好几套房的巨款——给了徐贤乐，才换来了一张离婚证书。

这哪是离婚啊，这简直就是赎身。

这场闹剧，把蒋梦麟最后的精气神彻底抽干了。

拿到离婚证后不到一年，1964年6月，他在孤独和悔恨中，因为肝癌去世了。

哪怕到了葬礼上，大家聊得最多的，不是他当年怎么改革北大，怎么推动教育，而是那场令人唏嘘的黄昏恋。

说到底，蒋梦麟就是太“天真”。

这种天真在做学问、搞改革的时候，是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可一旦放到充满了算计的现实生活里，这种天真就成了致命的软肋。

他在1933年跳出世俗的窗户，接住了朋友的遗孀，那是道义的胜利；他在1960年想再跳一次，结果这一回，窗户外面不是温暖的怀抱，而是冰冷的水泥地。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真挺不讲理的。

它不管你以前做对过多少道难题，只要你在最后一道题上填错了答案，它照样能让你输得倾家荡产。

参考资料：

蒋梦麟，《西潮》，中华书局，2010年。

马亮宽，《蒋梦麟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