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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率指财政赤字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当财政支出大于收入时,就有了赤字。
当然,赤字率不必然是一个负向的指标,财政开支高于收入,也不必然是因为体制内的福利太高,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但中国不同,中国提高财政赤字率,至少从目前的流向看,不在民生,更多的是在引导生产,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支付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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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少有点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下,财政赤字是应对经济下行、化解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但有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通过投资与扩大财政赤字拯救经济,有一个逻辑前提,这就是资金使用高效,如果资金没有流向高效的企业,效率递减,结果适得其反,是在加大风险;第二个问题是,工具总归是一把双刃剑,财政赤字率不能无限加大,国际上通常将 3% 作为赤字率安全线,我国 2000 年至 2019 年一直保持在 3% 以内,2025 年首次突破了 4%,但经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负债率倒是加大了。
2026 年政策重心将从 “规模扩张” 转向 “风险防控”,不再强调赤字率提升,正是对上述两种问题作出的应急的反应,目前防风险已经置于中国经济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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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要把风险的存在归罪于财政赤字率呢?
相反,应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率,问题并不在财政赤字率数据值的高低,而在资金的流向偏离了财政赤字的主要功能,经济呈现出的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不足,扩大赤字当然要聚焦民生,对冲需求不足。
然而,专家们似乎一直有一个美好的假设,认为通过物的投资,基建与传统产能,可以带动起就业与收入,形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完美闭环,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物的投资出现了资本边际收益持续下滑,大量的资金沉淀了,没有带动起就业与收入。
那么,中国经济的 2026,政策要做的,是走出林毅夫式的中国凯恩斯主义,继续扩大财政赤字,直接赋能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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