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就是地主，而且还是比较大的，听我二妈讲，不但没有顿顿吃肉

我家就是地主，而且还是比较大的，听我二妈讲，不但没有顿顿吃肉，连干饭都不行。二妈嫁过来的时候，才十七岁。那时候家里有上百亩地，雇着十几个长工短工，在方圆几十里算是数得着的大户人家。外人都以为地主家的日子，顿顿白面馒头红烧肉，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青砖瓦房，享尽了荣华富贵。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家里的规矩大，粮食要先交租税，再留足种子和长工的口粮，剩下的才是家里人吃的。每年收完粮食，粮仓看着满当当，一算下来，能自由支配的没多少。

二妈说，家里人吃饭，都是分等级的。老爷太太和少爷小姐，能吃上掺了少量白面的杂和面馒头。长工短工干重活，得让他们吃饱有力气，顿顿是粗粮干饭管够。唯独家里的女眷和孩子，跟着吃最差的，大多是红薯面掺着野菜蒸的窝头，偶尔能喝上一碗稀粥，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干饭更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能蒸上一锅白米饭。男人们上桌吃，女眷和孩子只能在灶房里，啃着窝头，闻着米饭的香味。二妈刚嫁过来的时候，以为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连着半个月，顿顿都是窝头野菜，饿得晚上睡不着觉。

家里的田地看着多，可种地靠天吃饭。遇到旱涝年头，收成锐减，租税却一分不能少。官府的苛捐杂税名目多，今天摊派修路钱，明天征收军需粮，层层盘剥下来，家里的存粮越来越少。

为了保住家业，老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件长衫打了好几个补丁。太太的首饰早就当了，换了粮食和银子，用来打点各路官府。家里的丫鬟仆人也越来越少，能辞退的都辞退了，省下口粮。

二妈说，家里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吃上肉。肉是自家养的猪，杀了之后，先挑好的部分送给官府和乡绅，剩下的边角料，切成小块，炖上一大锅白菜，全家人分着吃。一人能分到一两块肉，就算是过年的福利了。

平时家里也养鸡，下的鸡蛋却不能自己吃。要攒起来，拿到集市上卖掉，换些油盐酱醋。有时候鸡下了双黄蛋，太太会偷偷收起来，留给身体不好的老爷补身子。

遇到灾年，日子更难熬。地里颗粒无收，官府的租税却没减免。老爷只能变卖家产，先是卖首饰，再是卖田地，一点一点地掏空家底。长工短工也留不住了，只能放他们回家，自谋生路。

那时候，穷人逃荒要饭，地主家也不好过。二妈说，有一年大旱，家里的存粮见了底，全家人都靠啃树皮挖野菜度日。老爷看着空荡荡的粮仓，一夜之间白了头。

后来，时局变了。土地改革开始了，家里的田地被分给了佃户和长工。老爷没有反抗，平静地接受了一切。他说，这些地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现在还给老百姓，也是应该的。

家里人搬到了村里的一间小土房里，开始自己种地。二妈跟着学农活，从一个连锄头都不会拿的富家少奶奶，变成了能下地插秧割麦的庄稼人。

日子虽然苦，却也踏实。自己种的粮食，想吃干饭就蒸干饭，想吃窝头就蒸窝头，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不用再为苛捐杂税发愁。

二妈说，以前当地主的时候，看着风光，其实活得憋屈。顿顿吃不饱，天天担惊受怕，生怕哪天官府找上门，生怕哪天家业败落。现在好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虽然粗茶淡饭，却吃得心安理得。

现在二妈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她经常跟我们念叨以前的日子，说别听别人瞎传，地主家的日子，根本没有那么好过。

有时候我会想，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在那个年代，都逃不过时局的裹挟。能吃饱饭，能安稳过日子，就是最大的福气。那些关于地主家顿顿吃肉的说法，不过是外人的想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