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夏天,空气里都是浮躁的热气,黏糊糊地粘在皮肤上。
我,李文彬,二十三岁,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市轻工业局。
像一棵被移栽的树,带着一身泥土的忐忑,被扔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水泥森林。
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混合着疲惫和精明的表情。
我被分到了办公室,干些收发文件、打扫卫生的杂活。
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头,姓王,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对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小李,机灵点。”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怎么才算机灵,他没说。
我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多看,多听,少说。
一个月后,一纸调令下来,我被调去给新上任的副局长苏婉当秘书。
消息传开,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了一瞬。
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有同情,有幸灾乐祸,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怜悯。
王主任把我叫到一边,叹了口气。
“小李啊,是福是祸,你自己掂量吧。”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苏局长,是我们局里第一个女领导,三十出头,从下面纺织厂一步步干上来的,是个狠角色。”
“以后,有你受的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狠角色?一个女人,能有多狠?
揣着这份不安,我敲响了二楼最里面那间办公室的门。
“请进。”
声音清脆,甚至有点好听,但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
我推开厚重的木门,第一次见到了苏婉。
她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埋头批阅文件。一身干净利落的蓝色工作服,短发齐耳,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
她没抬头,只是用笔杆点了点对面的椅子。
“坐。”
我拘谨地坐下,屁股只敢沾半个凳子。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她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我能闻到一股墨水的清香,混杂着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
过了足足五分钟,她才放下笔,抬起头。
她的眼睛很亮,像两颗黑曜石,目光锐利,仿佛能穿透你的身体,看清你所有的心思。
“李文彬?”
“是,苏局长。”我赶紧站起来。
“坐下说。”她又摆了摆手,“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名牌大学毕业,高材生。”
“不敢当。”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敢不敢当的。”她语气平淡,“我不管你是什么牌,到了我这儿,就得做事。”
“是。”
“我的要求不高,就三点。”
她伸出三根手指,纤细但有力。
“第一,绝对服从。第二,绝对细心。第三,随时待命。”
随时待命。
这四个字像小锤子一样,在我心里敲了一下。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今天下班前,把这份报告重新誊写一遍,一个字都不能错。”
她把一沓厚厚的手稿推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手稿上的字迹娟秀有力,但修改的痕迹很多,红蓝黑三色笔迹交错,看得人眼花缭乱。
“另外,”她补充道,“以后我没走,你不能走。”
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第一天上班,我就领教了苏婉的“狠”。
那份报告,我从下午三点一直写到晚上八点。
办公室的人早就走光了,窗外天色漆黑,只有我头顶的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
苏婉也一直没走,她就在我对面看文件,偶尔喝口水。
整个空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安静得可怕。
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手腕酸得像要断掉。
好不容易写完,拿给她过目。
她一页一页翻得很快,然后,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这个‘的’字,结构写得太松散。”
她指着其中一个字。
我凑过去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的”,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松散。
“拿回去,这一页,重写。”
她把报告扔了回来,语气里没有丝毫温度。
那一刻,我真想把手里的纸摔在她脸上。
但我不敢。
我拿着那张纸,回到座位上,重新铺开,研墨,提笔。
委屈和愤怒在胸口翻滚,眼眶有点发热。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股情绪压了下去。
等我重写完那一页,已经快九点了。
她又看了一遍,这次总算没再挑刺。
“好了,你可以下班了。”
她说着,自己也开始收拾东西。
我如蒙大赦,逃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
骑着我的永久牌自行车,穿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
我突然觉得很没劲。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后的工作?
给一个女人当牛做马?
接下来的日子,我彻底成了苏婉的“御用加班机”。
她似乎有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文件,永远也开不完的会,永远也写不完的报告。
而我,作为她的秘书,自然要奉陪到底。
“小李,这份文件送去印刷厂,催他们今天必须印出来。”
“小李,下午的会议纪要,晚上整理好给我。”
“小李,这个月的生产数据,你再核对一遍。”
我的生活被压缩得只剩下办公室那一方小小的天地。
朋友约我吃饭,我得推掉。
家里人让我周末回去,我也回不去。
因为苏婉,她周末也经常来加班。
她就像一台永不疲倦的机器。
我对她的情绪,也从最初的愤怒,变成了麻木,最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奇。
她为什么这么拼?
她好像没有自己的生活。
我从没见她穿过工作服以外的衣服,从没见她跟谁聊过家常,也从没见过她笑。
她就像一个被冰封起来的女王,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
但有时候,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我会看到她疲惫的一面。
她会用手捏着眉心,长长地叹一口气。
那一声叹息,很轻,却像一块小石头,投进了我心里。
原来,她也会累。
有一次加班到深夜,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就从抽屉里拿出白天藏起来的一个烧饼,偷偷啃。
我以为她没看见。
“好吃吗?”
她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我吓得差点噎住,嘴里的烧饼咽也不是,吐也不是。
“对……对不起,苏局长。”我窘得满脸通红。
她看着我,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分我一半。”
我愣住了。
“啊?”
“我说,分我一半。”她重复道,“我也饿了。”
我机械地把剩下的半个烧饼掰下来,递给她。
她接过去,竟然真的就着桌上的白开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了起来。
动作很斯文,和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她其实,也只是个普通人。
一个会饿,会累,会吃烧饼的,普通女人。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气氛,似乎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加班的时候,她偶尔会跟我聊几句工作以外的事情。
“你家是哪的?”
“父母身体好吗?”
“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问题都很简短,像是随口一问。
我也很拘谨地回答。
但至少,我们之间不再是死一般的沉寂。
有一次,我重感冒,烧得稀里糊涂,但手头有个紧急的稿子要写,只能硬撑着。
到了下午,我头重脚轻,看东西都带重影。
苏婉开会回来,看到我脸色不对。
“你怎么了?”
“没事,苏局长,有点感冒。”我强撑着说。
她伸出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
她的手很凉,贴在滚烫的额头上,很舒服。
我的心,没来由地漏跳了一拍。
“都烧成这样了,还说没事?”
她的眉头皱了起来,语气里第一次带上了一丝责备之外的情绪。
“赶紧回家休息。”
“可是稿子……”
“稿子我来写。”她不容分说地打断我,“你现在就回去。”
她甚至亲自打电话,帮我叫了一辆三轮车。
坐在三轮车上,吹着风,我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她第一次,让我“提前下班”。
第二天我退了烧,一早就去了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个网兜,里面是几个橘子,还有一瓶罐头。
那个年代,水果罐头是稀罕物,是探望病人的最高礼遇。
我问王主任是谁放的。
王主任挤眉弄眼,“还能有谁?苏局长呗。啧啧,小李,你这待遇,局里独一份啊。”
我看着那瓶黄桃罐头,心里暖洋洋的。
原来,冰山下面,也藏着暖流。
我对苏婉的看法,开始一点点改变。
我不再觉得加班是一种折磨,反而,有点……期待。
我期待在寂静的深夜里,和她共处一室。
听她偶尔说起工作上的烦恼,听她说起当年在纺织厂当女工的辛苦。
她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得丰满、立体。
她不再只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女魔头”,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脆弱,也有梦想的女人。
她告诉我,她出身农村,家里穷,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才走到了今天。
“别人看不起女人,我就要做出比男人更强的成绩。”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那束光,深深地灼痛了我。
我开始崇拜她,仰慕她。
这种感情,很复杂,掺杂着对上级的敬畏,对强者的崇拜,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属于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慕。
是的,我好像,喜欢上她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是谁?她是我的领导,比我大将近十岁,离过婚,还带着一个孩子。
而我呢?一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一无所有。
这怎么可能?
我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表现得比以前更加恭敬,更加小心翼翼。
我不敢让她看出一丝一毫的端倪。
我怕我的非分之想,会玷污了我们之间那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超越了上下级的情谊。
可是,感情这种东西,就像咳嗽,是藏不住的。
我的眼神,我的动作,我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在出卖我。
有一次,我们俩又加班到很晚。
临走时,外面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我们被困在了办公楼里。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苏婉看着窗外说。
“嗯。”我心不在焉地应着,心里却在狂跳。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在那个年代,是足以引来无数流言蜚语的。
“要不,你今晚就别回去了。”她突然说。
我猛地抬起头。
“我们单位后面有间招待所,我去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开个房间。”她解释道。
“不……不用了,苏局长,我等雨小点再走。”我慌忙拒绝。
“这么大的雨,怎么走?别感冒了。”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她拿起电话,真的给招待所打了过去。
安排好一切,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
“这是我家的钥匙。”
我彻底懵了。
“我家就在单位旁边,走路五分钟。招待所的被褥可能有点潮,你去我家,把我儿子房间里的那床新被子抱过去。”
她的表情很自然,仿佛只是在交代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我接过那串冰凉的钥匙,手心却在冒汗。
那是我第一次,踏进她的家。
一间很小的两居室,收拾得一尘不染。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她笑得很甜,依偎在一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身边。
那应该是她的前夫吧。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酸酸的。
她的儿子已经睡了,在小小的房间里,呼吸均匀。
我轻手轻脚地走进他的房间,一股淡淡的奶香味扑面而来。
我找到了那床新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
抱着柔软的被子,我突然有一种错觉。
好像我不是一个外人,而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那天晚上,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闻着被子上属于她家的味道,一夜无眠。
我病了,相思病。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想更多地了解她的生活。
我知道了她儿子叫小勇,今年六岁,上幼儿园。
我知道了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送儿子上学,然后自己再来上班。
我知道了她不爱吃辣,喜欢吃甜食。
我知道得越多,就陷得越深。
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末。
那天,局里组织去郊区植树。
苏婉作为领导,自然要参加。
我也跟着去了。
那天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下面是一条军绿色的裤子,头发用一条红色的发带束在脑后。
没有了工作服的包裹,她整个人看起来柔和了很多,也年轻了很多。
植树的时候,大家都干劲十足。
苏婉也脱下外套,拿起铁锹,亲自挖坑。
她干活很利落,一点也不像个领导。
中途休息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提议,说要比赛爬山。
年轻人都爱凑热闹,一窝蜂地往山上跑。
我也被裹挟在人群里。
苏婉本来没参加,但她手下的一个科长,平时就爱跟她别苗头,故意用话激她。
“苏局长,您不来试试?当年您在纺织厂,可是劳动模范,这点小山,不在话下吧?”
苏婉的脸色沉了沉。
她是个要强的人。
“好啊,比就比。”
她把袖子一挽,真的就跟了上去。
那座山不高,但很陡,很多地方都没有路。
苏婉穿着一双普通的布鞋,爬得很吃力。
我一直不远不近地跟在她身后,心都揪紧了。
在一个拐弯处,她脚下一滑,踩到了一块松动的石头。
“啊!”
她惊呼一声,整个人就往后倒。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想都没想,就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从下面抱住了她。
她结结实实地摔在我怀里。
很软,很香。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苏……苏局-长,您没事吧?”我结结巴巴地问。
她的脸也红了,像天边的晚霞。
“没……没事。”
她挣扎着从我怀里站起来,眼神有些躲闪。
“谢谢你,小李。”
周围的人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她有没有受伤。
那个挑衅的科长,也假惺惺地凑过来。
“哎呀,苏局长,您看这,何必呢?”
苏婉瞪了他一眼,没说话。
她的脚踝,崴了。
肿得像个馒头。
回去的路,她一步也走不了。
几个男同事商量着,要轮流背她下山。
“我来吧。”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拨开人群,走到了她面前。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苏婉。
“小李,你……”
“苏局长,我年轻,有劲。”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在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怕了。
我不想让别的男人碰她。
她看了我很久,眼神很复杂。
最后,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背起她,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往下走。
她的身体很轻,伏在我背上,呼吸就响在我耳边。
我能感觉到她胸前的柔软,紧紧地贴着我的后背。
我的心,跳得像擂鼓。
那段下山的路,很长,也很短。
长到我希望永远也走不完。
短到我还没来得及回味,就已经到了山脚。
从那以后,整个局里,都开始传我们的闲话。
说我一个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想攀龙附凤。
说苏婉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不甘寂寞。
话传得很难听。
我走在走廊里,总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目光。
连王主任都找我谈话了。
“小李啊,有些事情,要注意影响。”他语重心长。
我很难受,很憋屈。
但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以为,苏婉会为了避嫌,开始疏远我。
可她没有。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让我加班,给我安排做不完的工作。
只是,她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有时候,她会看着我,突然就走了神。
等我问她,她又会慌乱地移开目光。
“没什么,你继续写。”
有一天晚上,又只有我们两个人加班。
她突然问我:“小李,你……是不是听到外面的一些传言了?”
我心里一紧,笔尖都顿住了。
“没有。”我撒了谎。
“没有就好。”她低着头,声音很轻,“别让那些无聊的话,影响了工作。”
我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我鼓起勇气,抬起头。
“苏局长,我不怕别人说。”
她也抬起头,看着我。
“那你怕什么?”
“我怕……”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有我看不懂的深邃,“我怕您会因为这些话,就不要我了。”
我说的是“不要我”。
这个词,带着一丝孩子气的依赖和委屈。
她愣住了,眼圈,毫无预兆地红了。
“傻小子。”
她骂了我一句,声音里却带着一丝哽咽。
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没有谈工作。
我们聊了很多。
聊我的大学生活,聊我的理想。
也聊她的过去。
她告诉我,她和前夫是自由恋爱,曾经也很恩爱。
后来,她一心扑在工作上,越来越出色,男人就受不了了。
他觉得她太强势,没有女人味。
他们开始争吵,冷战,最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他觉得,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苏婉自嘲地笑了笑,“可我不认命。”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阵地疼。
我终于明白,她那身坚硬的铠甲下面,藏着一颗多么柔软,又多么伤痕累累的心。
“苏局长……”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
她浑身一颤,像受惊的小鹿,想把手抽回去。
我却握得更紧了。
“苏婉。”我叫了她的名字,而不是她的职位。
“以后,我来保护你。”
我说得很大声,像是在宣誓。
她怔怔地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像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砸在我心上。
她没有再抽回手。
那一晚,我们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地下恋情的模式。
在单位,我们还是上下级,恭恭敬敬。
下了班,在没有人的时候,我们才是恋人。
我们会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像普通夫妻一样,为了一毛钱跟小贩讨价还价。
她会为我做饭,手艺很好,简单的家常菜,也做得有滋有味。
我会陪她儿子小勇玩,给他讲故事,教他写字。
小勇很喜欢我,总“叔叔,叔叔”地叫个不停。
每次听到他这么叫,苏婉的脸上,都会露出一种幸福的、温柔的笑容。
那是她在单位,绝对不会有的表情。
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也最煎熬的时光。
快乐的是,我终于拥有了我心爱的女人。
煎熬的是,我们的关系,不能见光。
我们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享受着属于我们的幸福。
我渴望能正大光明地牵着她的手,走在阳光下。
我跟她提过,我们公开吧。
她却总是摇头。
“文彬,再等等。”
“等什么?”
“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她说,“我现在这个位置,太多人盯着。我们公开,对你,对我都不是好事。”
“我不在乎!”
“我在乎。”她看着我,眼神里是化不开的忧虑,“我不想让你,因为我,被人戳脊梁骨。”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
她是怕我这个刚刚起步的年轻人,因为她,断送了前程。
可我,真的不在乎。
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1986年的春天,局里有一个去省城党校脱产学习一年的名额。
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想去。
这不仅是镀金的好机会,更是往上爬的重要台阶。
苏婉把我叫到办公室。
“小李,这个名额,我帮你争取过来了。”
我愣住了。
去省城,学习一年?
那意味着,我要和她分开整整一年。
“我不想去。”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苏婉的脸色沉了下来。
“李文彬,你知不知道多少人为了这个机会抢破了头?”
“我知道,可我不想离开你。”我急了。
“胡闹!”她厉声喝道,“这是工作,不是儿戏!”
“这对我来说,不是工作!”我也红了眼,“苏婉,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谁来照顾你和小勇?”
“我不需要人照顾!”她的声音也大了起来,“我一个人,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我们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把我推开。
她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珍惜这个大好前程。
最后,我们不欢而散。
我摔门而出。
那天晚上,我没去找她。
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把自己灌得烂醉。
第二天,我顶着宿醉的头痛去上班。
苏婉不在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封信。
是写给我的。
“文彬: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向组织递交了申请,放弃了这个学习名额。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但你不能为了我,放弃你的未来。
你还年轻,你有大好的前程。而我,是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女人,我是你的累赘。
我们,到此为止吧。
忘了我。
苏婉”
信的最后,她的签名,被一滴泪水晕开,模糊不清。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疯了一样冲出办公室,冲到她家。
我拼命地敲门,砸门。
“苏婉!你开门!你给我出来!”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到此为止!”
邻居都被惊动了,探出头来指指点点。
可我什么都顾不上了。
门,终于开了。
苏婉站在门口,脸色苍白,眼睛红肿。
“李文彬,你闹够了没有?”
“我没闹!”我冲进去,抓住她的肩膀,用力地摇晃,“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
“不是!”她哭着喊道,“就是因为我爱你,我才不能毁了你!”
“我不要什么前程!我只要你!”我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仿佛一松手,她就会消失。
“苏婉,你听着,这辈子,我认定你了。你去哪,我就去哪。你要是敢不要我,我就……”
我就怎么样?
我说不出口。
我只能用尽全身的力气,抱着她,吻她。
用我的唇,堵住她所有拒绝的话。
那是一个疯狂的,夹杂着泪水和绝望的吻。
最后,她不再挣扎,软软地倒在我怀里,放声大哭。
“你这个傻子……你就是个傻子……”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提过去省城学习的事。
苏婉,也没有再提分手。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辈子,是分不开了。
我们的关系,在单位,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没有人明说,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
说我是“小白脸”,是“现代陈世美”。
说苏婉是“老牛吃嫩草”,“不知廉耻”。
我走在路上,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有时候,一些难听的话,会直接传到我耳朵里。
我气得发抖,想冲上去跟他们理论。
苏婉却拉住了我。
“嘴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
她看着我,眼神坚定。
“文彬,只要我们自己,觉得幸福,就够了。”
是啊,幸福。
和她在一起,我是幸福的。
这种幸福,足以抵挡外界所有的风雨。
1987年,我二十五岁。
我向苏婉求婚了。
没有戒指,没有鲜花。
就在她那间小小的客厅里。
我单膝跪地,看着她的眼睛。
“苏婉,嫁给我吧。”
她哭了,哭得比任何一次都凶。
她一边哭,一边点头。
“我愿意。”
我们去民政局领了证。
拿到那个红本本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叫她一声“老婆”了。
我们没有办婚礼,只是请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简单吃了一顿饭。
婚后,我搬进了她家。
我成了小勇的继父。
我努力地,想做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我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学着做饭,学着照顾孩子。
我想让她,能活得轻松一点。
我想让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她有我。
可是,生活,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
我,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娶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岁,还离异带娃的女领导。
这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
我的父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们从老家赶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没出息”、“丢人现眼”。
我妈更是哭得死去活来,说我这是要了她的命。
我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成全。
“爸,妈,我爱她。”
“爱?爱能当饭吃吗?”我爸气得把茶杯都摔了,“她比你大那么多,还带着个拖油瓶,你图什么?”
“我什么都不图。”我抬起头,看着他们,“我就是爱她这个人。”
那一次,我们闹得很僵。
父母最终,还是没能接受苏婉,气冲冲地回了老家。
临走前,我爸撂下一句话:“李文彬,你以后,就别再回这个家了。”
我心里很难受。
但我不后悔。
单位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我和苏婉的关系公开后,局里的领导找我谈了好几次话。
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我注意影响,处理好个人问题。
我成了所有人眼中的“异类”。
我的事业,也受到了影响。
那几年,我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眼看着比我后来的人,一个个都升了职,我还是苏婉身边那个,不起眼的小秘书。
说不失落,是假的。
我也曾有过动摇,有过怀疑。
我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到底对不对。
每当这个时候,苏婉总能察觉到我的情绪。
她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她只会在晚上,等我睡着了,悄悄地帮我掖好被角。
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笨拙地,为我织一件毛衣。
会在我受了委屈,喝醉了酒的时候,默默地抱着我,听我絮絮叨叨地抱怨。
她用她的温柔,她的包容,一点一点,抚平我心里的褶皱。
她让我明白,和她给我的幸福相比,那些所谓的名利,前程,都一文不值。
1990年,苏婉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副局长。
我也因为机构改革,从秘书的岗位上,调到了业务科室。
我们不再是朝夕相处的上下级。
但我们的心,却贴得更近了。
她工作更忙了,应酬也多了起来。
有时候,她会喝得醉醺醺地回来。
我就会很心疼。
我会给她煮好醒酒汤,帮她擦脸,换衣服。
看着她熟睡的容颜,我常常会想,这个外人眼中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其实,也只是一个需要人疼,需要人爱的小女人。
而我,就是那个,可以让她卸下所有防备,安心依靠的人。
这就够了。
小勇也渐渐长大了。
他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很好。
他从不叫我“爸爸”,但我们之间的感情,比亲父子还要亲。
他会跟我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会跟我说他的烦恼。
我知道,在他心里,已经完全接受了我。
日子,就在这样平淡而温馨的流淌中,一天天过去。
我们经历了下岗潮,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阵痛。
我们吵过架,红过脸。
也曾因为生活的琐碎,而感到疲惫。
但我们,从未想过要放开对方的手。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2005年,我四十三岁,苏婉五十二岁。
我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科员。
每天过着朝九晚五,波澜不惊的生活。
而苏婉,已经退居二线,成了一个清闲的调研员。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时刻战斗的女强人。
她开始学着养花,学着跳广场舞。
她的头发,已经有了银丝。
眼角,也爬上了皱纹。
但她在我的眼里,还是像当年,我第一眼见到她时那样。
那么美,那么动人。
小勇也已经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
他找了一个很可爱的女朋友,准备结婚了。
那天,他带着女朋友回家吃饭。
饭桌上,他突然举起酒杯,对着我。
“爸。”
他叫了我一声。
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
二十年了。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爸爸”。
我的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苏婉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哭作一团。
晚上,苏婉靠在我怀里。
“文彬,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摇了摇头。
“不委屈。”
我握住她的手,“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李文彬,最大的福气。”
是啊,福气。
回首这半生,我失去了很多。
我失去了父母的理解,失去了所谓的大好前程。
但我得到的,却更多。
我得到了一个爱我如命的妻子,一个视我如己出的儿子,一个完整而幸福的家。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回到1985年的那个夏天。
我还是会选择,敲开那扇门。
还是会选择,留在她身边,为她加班,为她誊写那份,永远也写不完的报告。
因为我知道,门的后面,报告的尽头,是我的爱人,是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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