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军队看儿子胡宗南：让你们军长出来！军长：我不认识他！

天下有扇门，他打不开。

这扇门不是金库大门，也不是紫禁城门，而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军营门。

门外头站着他的亲爹，门里头坐着他这个手握重兵、前途无量的军长。

这人，就是胡宗南。

一

时间往前倒，先说说门外头这位。

那年头，从浙江孝丰乡下，要走到江苏徐州，那可不是一张火车票的事儿。

路，是拿脚一步一步蹚出来的。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身上那件土布褂子洗得泛出了青白色，脚上那双纳了千针的布鞋底子都快磨穿了。

怀里揣着几块硬邦邦的麦饼，还有一张压得平平整整的黑白照片。

老爷子这一趟，没别的念想，就想亲眼瞅瞅自个儿当上军长的儿子是个啥样。

他叫胡际清，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也读过几年私塾，脑子里信的是“孝字当头”、“父为子纲”的老理儿。

为了供大儿子胡宗南念书，他把家里那几亩薄田给卖了，连那头跟了他半辈子的老黄牛也牵到了集市上。

从杭州的高中，到保定的军官学校，再到广州的黄埔军校，胡宗南走的每一步，背后都是这个家底子在硬撑着。

老爷子心里头想得简单：我把一辈子的心血都掏给你了，你出息了，当大官了，我这个当爹的，千里迢迢来看你，天经地义。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血脉，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规矩。

他就是揣着这份理所当然，走到了徐州前线那个戒备森严的军营门口。

两排荷枪实弹的哨兵，眼神跟刀子似的，在他那身乡下行头上刮来刮去。

他想进去，哨兵伸手一拦：“军事重地，闲人免进。”

老爷子赶紧从怀里掏那张宝贝照片，照片上，年轻的他抱着个虎头虎脑的小娃。

“我是胡军长的爹，这是他小时候…

话还没说完，哨兵就把头扭到了一边。

在他们眼里，这不过是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老乡，想攀龙附凤。

这种事，他们见得多了。

老爷子没发火，也没跟哨兵掰扯。

他就找了个墙根，挨着尘土坐了下来。

从日头升起，一直坐到日头落山。

风吹得他花白的胡子直抖，嘴唇干得起了皮。

他就那么坐着，像一尊石像，等着那扇门里的人。

二

再说说门里头这位。

当副官把“门口有个自称是您父亲的老人”这话传到胡宗南耳朵里时，他正对着一张巨大的军事地图出神。

地图上，红蓝铅笔的箭头犬牙交错，每一个标记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和他的前程。

听到报告，他头都没抬，手指依然点在地图的某个要塞上。

过了一会儿，他嘴里蹦出四个字，声音不大，但砸在副官耳朵里，跟打雷一样：

“我不认识。”

副官愣在那儿，不敢再问。

这个时候的胡宗南，早就不是孝丰那个农家娃子胡琴斋了。

他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眼里最得意的门生，是“天子第一门生”，是国民党军队里刻意树立起来的榜样。

他要当的，是一个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职业军人。

为了这个“纯粹”，他下了苦功夫。

他强迫自己改掉浓重的浙江口音，学着说一口“官话”；他一年四季穿着笔挺的军装，连睡觉都很少脱；他从不跟同僚聊家里的事，也从不显露自己的喜怒哀哀。

他要把自己身上所有泥土的味儿、乡下的根儿，一点一点全部刮掉、洗净。

他要让自己变成一块坚硬的、冰冷的钢铁，只为了“党国”和“领袖”而存在。

在他看来，家庭、亲情，这些都是“私”的范畴，是会让人变得软弱的累赘。

尤其是在那个派系斗争激烈，人人都拿着放大镜找别人茬儿的环境里，一个从乡下跑来、土里土气的爹，对他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将星”来说，不是荣光，而是一个污点，一个随时可能被人拿来攻击的把柄。

一个连自己出身都藏着掖着的人，怎么能让别人看到他那个代表着“过去”的父亲？

所以，当这个“过去”活生生地出现在他权力的边界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切割，是防御。

那句“我不认识”，不是说给副官听的，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他要彻底否认那个他曾经是的、但现在拼命想要摆脱的自己。

他隔断的不是门外的那个老人，而是他自己那段无法面对的出身。

三

那道门，就这么横在那儿。

门外，是讲究人伦孝道、血浓于水的旧中国。

父亲来看儿子，是天理。

门内，是讲究绝对服从、纪律至上的新秩序。

个人的情感，必须让位给组织的利益和个人的前途。

胡宗南的选择，是那个时代无数投身洪流的年轻人的一个极端缩影。

为了所谓的“大我”，他们不得不亲手斩断与“小家”的联系。

他们相信，只有舍弃个人的情感，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

胡宗南用这四个字的代价，换来了他之后几十年的平步青云，官至陆军一级上将，坐镇西北，权倾一时，人称“西北王”。

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领袖最放心的那把利剑。

可那扇门，成了他心里一道永远的坎。

据说，胡老爷子在军营门口枯坐了一天一夜，最后蹒跚着离开了。

在回乡的路上，他把那张珍藏多年的父子合照撕了个粉碎，扔进了风里。

后来，还是同乡的亲戚，把碎片一张张捡回来，又给重新粘了起来。

许多年后，胡宗南兵败，跟着蒋介石退到了台湾。

昔日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曾经的“西北王”也只是个空头衔。

在潮湿、逼仄的岛上，他写了长篇的回忆录。

在那本厚厚的回忆录里，他写了黄埔的岁月，写了东征北伐，写了围剿红军，写了抗日战争。

他详细记录了每一次战役的部署，每一次与领袖的谈话。

关于徐州军营门口的那个下午，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他什么也没写，一个字都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