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妻子出轨引杀身祸，法庭丈夫诉背叛，证人：你骈头更多

民国二十二年秋，合肥城满地枯黄。

西南门内有条僻静的巷子，唤作土库巷，泥土夯实的库房与低矮的民居犬牙交错。

巷子深处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户主李茂才是个本分的庄稼汉，靠着几分薄田和一方菜园过活。

这日，李茂才扛着锄头去自家菜园里侍弄几棵蔫头耷脑的白菜。

菜园紧挨着一条常年淤塞的沟渠，水呈墨绿色，漂着烂菜叶子和些说不清的秽物。

他刚扒拉了两下土，瞥见沟渠边，卧着两截肉乎乎的东西，像大块生猪肘。

怪事，李茂才心里嘀咕。

土库巷虽偏，可紧挨着的就是商铺林立的南大街，绸缎庄、粮行、手工作坊，人声鼎沸。

那些商铺的后厨从没往这儿倒东西的。

巷尾倒是有个“裕丰机器碾米厂”，厂里工人不少，但那厂子四周砌着丈余高的青砖围墙，工人出入都走气派的东门大街，谁会吃饱了撑的绕个大圈来这破沟渠里扔两块猪肘子？

他从篱笆边抽了根长竹竿，想把那“猪肘”拨到岸上来，免得污了沟水。

竹竿尖触到其中一块，轻轻一拨。

李茂才眯着眼细瞧，瞬间脸色下得惨白，手里的竹竿“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那不是什么猪蹄，而是五根手指，半握成拳状，指节僵硬发白。

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那微微翘起的指甲上还残留着一抹早已干涸的淡红色蔻丹。

“娘……娘嘞！”李茂才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冲出菜园，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报官！

合肥警察局第一分局离土库巷不远，李茂才气喘吁吁地冲进去，话都说不利索。

半个时辰后，一名姓王的巡官带着个睡眼惺忪的仵作赶到了现场。

王巡官捏着鼻子，一脸嫌恶地看着沟渠里的东西，仵作则麻利地戴上手套，将那两截“猪肘”捞了上来。

“王巡官，的确是人胳膊，女人的。从手肘下面一点的位置被切下来的，左右手前臂都在这了。”

王巡官凑近一看，那断口平整，像是用极其锋利的刀具一刀斩下。

因为在水里泡得久了，尸块表面形成了一层蜡状物，但蜡化得并不彻底，又遭了这几日的秋雨，部分皮肉已经开始腐烂，生出了蛆虫。

“杀人碎尸！”王巡官的脸色变得凝重。

这可不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出了这种事，整个合肥城都要震动。

他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封锁现场，同时火速上报安徽省会警察厅，请求侦探队支援。

当日午后，警察厅的探员们蜂拥而至，将小小的土库巷围得水泄不通。

侦探队长亲自带队，下令沿着沟渠两侧和周边的菜园展开地毯式搜索。

找到前臂只是开始，最关键的是找到能确认死者身份的头颅。

然而几十号人忙活了两天两夜，把沟渠里的淤泥都快掏干了，除了些陈年垃圾，连根人骨头都没再发现。

搜寻工作只能无奈地暂时搁置，案件陷入了僵局。

土库巷的居民们人心惶惶，天一黑便闭门不出。

李茂才更是吓得不轻，一连几天都做噩梦，梦里总有那么一双涂着蔻丹的手，隐隐约约在向他招手。

第三天晌午，为了散散心，李茂才牵着自家养的大黄犬出了门。

这只名叫“大黄”的土狗极通人性，平日里温顺得很。

一人一狗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巷子西南面百米开外的一处废弃梨园。

这里曾经是某大户人家的产业，后来家道中落，园子也就荒了，如今只剩下些枯死的梨树和及膝的野草，平时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

突然，大黄像是发现了什么，挣脱了绳子，猛地窜进一片茂密的草丛里，对着一个蓝布包袱开始疯狂吠叫。

大黄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咽声，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

李茂才心里“咯噔”一下，顺着“大黄”的视线望去，只见不远处的枯树枝上还挂着一只粗布米袋，袋口被撕破了，上面印着“同福米庄”四个字。

一股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腐臭味，正从那包袱和米袋的方向飘来。

李茂才心狠狠一抖，菜园沟渠里那双涂着蔻丹的手又浮现在眼前。

他不敢再往前一步，转身就往警察局的方向狂奔。

不到一个时辰，梨园就被警察围得严严实实。

警察厅侦探队和法医科的精锐尽出，足有二十多人。

侦探队长亲自上前，用一根木棍小心翼翼地挑开那个蓝布包袱。

包袱裹得极紧，外层是合肥本地“华丰布庄”出品的蓝布，结实耐用。

揭开蓝布，中层是一层泛黄的油纸，用来防水防潮。

再剥开油纸，最内里，竟是一方半新的素色绸缎枕套，枕套里鼓鼓囊囊，渗出暗红色的液体。

一名胆大的探员屏住呼吸，将枕套缓缓打开。

一颗女性的头颅，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头颅的腐烂程度并不算严重，五官只能辨认轮廓，只是面色青紫，双眼圆睁。

法医立刻上前，将其与之前发现的蜡化前臂进行比对，很快便得出结论：头颅与前臂，同属一人。

警察厅当即成立专案组，将此案正式列为头号凶杀案进行侦查。

当天傍晚，法医的详细勘验报告就送到了专案组组长的办公桌上：

一、根据前臂桡骨长度推算，死者为女性，身高约在五尺二寸，也就是一米五七左右，体型偏瘦。年龄在二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

二、死者留有一头时髦的卷发，长约一尺五寸，未曾染色。双耳的耳洞打得很高，在耳骨的位置，这与合肥本地女子习惯在耳垂穿孔的习俗大相径庭，很可能是个外乡人。

三、死者口内共三十颗牙齿，保存完好。下排第一颗臼齿有个很大的蛀洞，看情况应该相当折磨人了，但没有任何补牙或镶牙的痕迹。这表明，死者的家境是比较普通的。

四、颅脑部分没有发现明显的外力创伤，但眼睑结膜下有细密的淤斑，舌骨处有轻微的出血点。法医推断，死因极有可能是被人扼住颈部，窒息而亡。

五、那双前臂的断口，并不在关节连接处，切口虽平整却也带着几分生涩。这说明凶手使用的分尸工具并非专业的锯子，而更像是厨房里常见的菜刀和水果刀。凶手显然不懂解剖学，分尸手法显得相当粗劣和笨拙。

线索一点点拼凑起来，刑警认定这片废弃的梨园就是第一抛尸现场。

那双前臂，多半是被野狗，也许就是大黄，从梨园叼回了土库巷的菜园。

警察厅立刻请来城里最好的画师，根据头颅特征绘制了一幅死者的肖像画。

画上的女子，瓜子脸，柳叶眉，倒也算得上清秀。

这幅画被连夜制成了成百上千份“协查通告”，张贴在合肥的各个城门、码头、市集，甚至一些人流密集的茅厕外墙上。

通告上明确指出，死者可能是从皖北来合肥讨生活的外乡女子。

专案组推断，凶手对合肥城西南角的环境极为熟悉，其住处或活动范围，应该就在梨园方圆三里之内。

他没有马车、汽车这类交通工具，抛尸时大概率是步行，或是搭乘最常见的人力车。

四路警力随即撒了出去，一张无形的大网在合肥城西南角悄然张开。

第一路，走访土库巷、南大街、东门大街沿线的所有商铺伙计和住户，挨家挨户地问，五个月前，有没有见过可疑的陌生男女，或者在夜里听见过什么异常的动静。问了一圈，得到的都是摇头。

第二路，排查城西南隅有盗窃、斗殴前科的四十多名地痞流氓。可这案子是情杀的可能性更大，没有指向性证据，这四十多人谁都有嫌疑，也谁都没有嫌疑。

第三路，核查合肥城内外乡女子的动向。这无疑是大海捞针。彼时的合肥作为省会，吸引了大量周边县城乃至外省的劳动力，光是纺纱厂和缫丝厂的女工就有近千人，流动性极大，失踪个把人没报官是常有的事。

第四路，抽干了梨园附近的两口池塘，希望能找到其余的尸块。水泵轰鸣了两天，池底的淤泥都见了天，结果只找到几根不知哪个年月的动物骸骨。

调查陷入了瓶颈。

期间，倒是有一个从六安来的商人郑启山前来报案，说协查通告上的女子很像他失踪了三个月的妻子王氏。

专案组精神一振，可仔细一核对，王氏的失踪时间和尸检报告的死亡时间对不上。

没过几天，王氏从上海寄来一封信报平安，这条线索也彻底断了。

十多天过去了，案子毫无进展。

警察厅加印了协查通告，张贴范围扩大到了火车站、洋人开的教会医院。

线报倒是收到了几十条，但核实下来都与案情无关。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之际，案发半月后的一天下午，一个穿着白色厨师服的年轻男子神色慌张地走进了警察厅。

他叫陈子谦，是城北门内“福兴楼”菜馆的厨子。

“长官，协查通告上的那个人……我，我可能认识。”

陈子谦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躲闪，“她，她可能是我以前的……相好，叫柳玉珍。”

审讯室内，陈子谦讲述了一段风流往事。

他是安庆人，三年前来合肥谋生，凭着一手好厨艺在“福兴楼”站稳了脚跟。

民国二十一年，也就是去年的冬天，菜馆里来了个叫柳玉珍的帮工。

柳玉珍27岁，不是合肥本地人，说话带着皖北口音。

她人长得水灵，干活也麻利，一来二去，就和陈子谦好上了。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到了第二年春天，陈子谦在北门内租了一间小屋，与柳玉珍过上了半同居的生活，甚至已经商量好了年底就正式成婚。

“可是，”陈子谦的脸色变得痛苦起来，“从今年正月开始，玉珍就变得很奇怪，总是愁眉不展的。我好几次看到她偷偷地跟人用家乡话写信，写完信就烧掉，神神秘秘的。我问她怎么了，她就说老家父母催她结婚，跟家里人闹了点矛盾。”

陈子谦的叙述还在继续，他说，到了三月下旬的一天午后，他陪柳玉珍去逍遥津公园散步。

两人正浓情蜜意时，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突然冲了出来，二话不说就给了陈子谦一拳。

那男人自称是柳玉珍的丈夫，指着陈子谦的鼻子破口大骂，骂他“勾引有夫之妇”。

直到那时，柳玉珍才哭着向陈子谦坦白了一切。

原来，她早在老家成婚六年，还有一个女儿。

柳玉珍甚至荒唐地提出，希望维持现状，让陈子谦做她的情人，也就是所谓的“一夫一男友”。

陈子谦当时又惊又怒，场面乱作一团。

当天傍晚，柳玉珍派人给他捎来一封信，信上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丈夫离婚，让陈子谦去他们租的小屋接她。

可当时正是饭点，菜馆里忙得不可开交，陈子谦实在脱不开身。

他想着，反正已经说开了，晚一点去也没什么。

谁知，第二天清晨，当陈子谦赶到出租屋时，屋里早已人去楼空。

柳玉珍不见了，她的大半衣物和随身的包袱也都不见了。

陈子谦以为她想通了，跟着丈夫回老家去了，虽然心里失落，但也无可奈何。

直到前几天，他在街上看到协查通告，画上女子的样貌，尤其是那颗向内倾斜的门牙，和柳玉珍一模一样。

更让他心惊的是，包裹头颅的那个素色绸缎枕套，正是他去年亲手买给柳玉珍的！

陈子谦的供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案件的迷雾。

专案组立刻对柳玉珍的背景展开了深入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柳玉珍，确系皖北涡阳人。民国二十年，她随丈夫张铁柱一同来合肥谋生。柳玉珍在“福兴楼”只干了半年帮工就辞职了，之后的行踪变得飘忽不定。

而她的丈夫张铁柱，竟然就在土库巷附近的“裕丰机器碾米厂”当工人！他所居住的厂区宿舍，与发现头颅的废弃梨园，仅仅一墙之隔！

所有的线索，都像百川归海一般，指向了同一个人——张铁柱。

专案组通过柳玉珍在出租屋里留下的一些书信，辗转联系到了她在涡阳的老家。

结果证实死者确系柳玉珍无疑。

铁证如山。

数日后，当警察出现在“裕丰机器碾米厂”的宿舍时，张铁柱正在和工友们打牌，他看到警察，脸上没有丝毫惊讶，只是默默地放下了手中的牌，束手就擒。

审讯室里，张铁柱面对探员们的轮番讯问，却表现得异常镇定。

他矢口否认杀人，一口咬定自己在三月下旬就已经和柳玉珍商量决定了离婚。

柳玉珍是自愿净身出户，独自返回涡阳老家的。

他还反咬一口，说肯定是陈子谦因爱生恨，杀了柳玉珍，然后故意把尸体抛到碾米厂附近，就是为了栽赃陷害他。

他以为自己的谎言编得天衣无缝，但刑警们早已准备好了戳穿他的一切。

第一份证据，来自柳玉珍的同乡，一个名叫赵春兰的女人。

赵春兰证实，三月下旬，她曾收到柳玉珍的信，信中说，她和张铁柱吵得非常凶，张铁柱甚至扬言要杀了她，她很害怕，担心自己会遭毒手。

早在正月里，柳玉珍就曾哭着向她诉苦，说被张铁柱掌掴虐待。

第二份证据，来自陈子谦的补充口供。

在警方的压力下，陈子谦承认自己撒了谎。

他其实早在正月里，就已经知道柳玉珍已婚的身份，奈何自己对柳玉珍是真感情。

张铁柱曾多次冲到“福兴楼”的后厨，当着众人的面威胁他让他离柳玉珍远点。

他之所以在北门租房，就是为了让柳玉珍有个地方躲避张铁柱的暴力。

第三份证据，来自一名人力车夫王大福。

王大福清楚地记得，三月下旬的某天午后，他在北门接过一个客人，正是张铁柱。

张铁柱当时带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一个大包袱，还有一个帆布包。

王大福想上前帮忙搬运，却被张铁柱粗暴地拒绝了，所有东西都由他亲手搬上车。

第四份证据，来自张铁柱的工友孙老栓。

孙老栓有个收集米袋的癖好，他常去“同福米庄”买米。

他作证说，自己宿舍里原本存着九只“同福米庄”的米袋，但案发后，他发现少了一只。

现场发现的那只，和他收藏的米袋一模一样。

第五份证据，来自“华丰布庄”的刘掌柜。他一眼就认出，包裹头颅的蓝布正是去年厂里统一采购，发给“裕丰机器碾米厂”工人的那批布料。

第六份证据，是一块柳玉珍生前佩戴的旧怀表。

这块怀表在案发后，出现在了张铁柱的同乡吴二麻子手中。

吴二麻子交代，这是前段时间张铁柱手头紧，转卖给他的。

一项项证据如同重锤，狠狠地砸在张铁柱的心理防线上。

经过十余次审讯，在如山的铁证面前他那副伪装的镇定终于土崩瓦解，精神彻底崩溃，交代了全部罪行。

张铁柱和柳玉珍是青梅竹马，民国十六年成婚。

婚后几年，日子虽然清贫，倒也和睦。

民国二十年，为了过上好日子，夫妻二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一起来到省会合肥谋生。

张铁柱在碾米厂找到了工作，柳玉珍则四处打零工。

他们省吃俭用，最大的梦想就是攒够钱，回老家买几亩地，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然而，城市的繁华像一剂毒药，慢慢侵蚀了柳玉珍安分的心。

民国二十一年秋天，她在“福兴楼”帮工时，认识了能说会道、又比张铁柱体面许多的厨师陈子谦。

陈子谦的甜言蜜语和殷勤，让她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感觉。

年底，她不顾张铁柱的反对，毅然从碾米厂的宿舍搬了出去，与陈子谦开始了同居生活。

起初，张铁柱还被蒙在鼓里。

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正月，他偶然发现了柳玉珍写给陈子谦的情书。

面对丈夫的质问，柳玉珍矢口否认，两人爆发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

二月间，张铁柱亲眼撞见妻子和陈子谦在街上举止亲密，他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愤怒之下，他动手打了柳玉珍，并扬言要杀了这对狗男女。

柳玉珍吓坏了，连夜逃离，彻底躲进了陈子谦为她准备的“安乐窝”。

此后的几个月，张铁柱陷入了疯狂。

他多次去菜馆威胁陈子谦，去出租屋哀求柳玉珍，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他越是挽留，柳玉珍的心就离他越远。

悲剧发生在三月下旬的那一天。

在逍遥津公园的冲突之后，张铁柱尾随着柳玉珍回到了她的出租屋。

他想做最后的努力，他甚至跪下来求她。

然而，柳玉珍的态度却异常决绝。

她坚持要离婚，她说自己早已厌倦了跟着他过这种看不到头的贫苦生活，她想嫁给陈子谦，过上体面的日子。

她甚至用最恶毒的语言讥讽张铁柱，骂他是个没本事的窝囊废，连自己的老婆都养不活。

最后一根稻草被压垮了。

柳玉珍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尖刀，深深刺进张铁柱的自尊心。

他所有的理智都被怒火吞噬。他猛地站起来，反手用粗壮的手肘死死勒住了柳玉珍纤细的脖颈。

柳玉珍在他怀里拼命挣扎，指甲在他的胳膊上划出一道道血痕，但很快，她的挣扎就越来越弱，最后身体一软，彻底没了声息。

杀了人之后，张铁柱在屋里呆坐了一夜。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他开始分尸。

因为刀具不够锋利，他还特意跑到街上买了一把新的菜刀。

当日午后，他雇了王大福的人力车，将这些包裹运到了他最熟悉的合肥城西南角。

他像一个播种死亡的农夫，将残骸分别抛弃在了废弃的梨园、土库巷的沟渠，以及更远处的南淝河下游。

做完这一切后，他像没事人一样回到了工厂宿舍。

几天后，他越想越怕，担心事情败露，又偷偷潜回梨园，试图焚烧剩下的尸袋。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只名叫“大黄”的狗成了他罪行最终的揭发者。

民国二十二年冬，安徽省会地方法院正式以杀人罪和毁尸罪起诉张铁柱。

庭审中，张铁柱百般狡辩，他声称杀人分尸是遵循了和柳玉珍的婚前约定——“若有一日出轨，便任其处置”。

他还荒唐地告诉法官，是柳玉珍托梦给他，让他把尸体扔到那些地方的。

他的谎言被柳玉珍的兄长柳玉山当庭愤怒驳斥。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的工友孙老栓也出庭作证，揭发张铁柱在合肥期间，也并非安分守己，曾与厂里多名女子有染。

到底谁先出轨，谁先背叛了谁，已经无从说起了。

民国二十三年春，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处张铁柱死刑，秋后处决。

一声枪响，终结了一段由贫穷、欲望和背叛交织而成的孽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