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抛弃26万华人，中国接手后反手培养成摇钱树

2021年，一位越南女企业家向国家捐出近10亿元人民币抗疫，本该是全民致谢的时刻，却在网络上遭遇了铺天盖地的嘲讽与攻击。很多人不理解：救命的钱，为什么换不来一句好话？

如果只看当下，确实说不通。但如果把时间往回拨四十年，看清一群华人在越南被驱逐、在中国被接住的命运转折，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情绪失控，而是一条反复出现的历史轨迹。同一批人，被一个国家当成包袱甩掉，被另一个国家当成资源留下，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今天回头看越南排华，很多人习惯用一句“民族矛盾”来概括。但如果真是情绪作祟，事情不会发生得那么系统、那么彻底。

在1970年代之前，越南南方的经济运行，几乎离不开华人。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而是因为他们恰好站在了经济链条最关键的位置。

从稻米加工、港口运输到零售流通，从轻工业到对外贸易，真正能把货物变成现金、把生产连成体系的人，大多是华人商帮。

问题出现在1975年。战争结束，国家统一，表面上是胜利，现实却是满目疮痍。

财政枯竭、工业残破、国际环境迅速分化，越南迫切需要一笔“快钱”。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没有哪个群体比华人更集中、更显眼，也更容易被动员。

政策很快发生转向。货币改革先行，旧币作废、新币限额兑换，几代人积攒的现金瞬间缩水；接着是企业查封、仓库接管、银行账户冻结，整个过程没有太多过渡。到最后，连“离开”都成了一种需要付费的资格，十两、十二两黄金，成了活命的门票。

这并不是正常的经济调整，而是一场有计划的掠夺。

更致命的是，越南真正失去的，并不仅是这几十万人，而是整个商业和流通体系的“大脑”。设备还在，港口还在，但懂得如何组织生产、如何对接市场、如何维持链条运转的人消失了。

经济没有立刻崩塌，却像被抽走血液一样，一点点失去活力。等到问题真正暴露出来时，已经无法回头。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正站在另一条起点上。1978年的中国并不富裕，很多地方连温饱都谈不上，但当26万华人难民被一批批送到边境时，中国做出了一个并不“划算”的决定：接而且是长期安置。

当时国际社会处理难民的通行做法，是修建封闭式难民营，集中管理，等待局势变化。中国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把人推入社会结构中，给土地、给工作、给身份。

这个决定并非临时起意。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随着东南亚多国排华浪潮的出现，中国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安置归难侨的制度体系。华侨农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并不是简单的收容点，而是一种集生产、社会保障和政策安置于一体的长期安排。

归侨一落地，就有明确的生活路径：住哪里、干什么、孩子怎么上学、未来如何发展，都有答案。他们不是被圈养的“救济对象”，而是被当作可以参与建设的社会成员。

当然成本并不低，以当年的财政状况来看，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但中国算的不是眼前账，而是长期账。这些人有没有能力？能不能创造价值？能不能在合适的制度下重新站起来？答案并不难判断。

华侨农场成立之初，条件并不优越。荒地、瘴疠、台风、缺水，几乎把能吃的苦都吃了一遍。但归侨们真正的优势，并不在环境，而在经验。他们熟悉热带作物，懂得规模化种植，也更清楚市场需要什么。

咖啡、橡胶、胡椒、香料，一块块荒地被慢慢盘活。

随着改革开放启动，这批人又展现出新的价值。他们天然具备跨国联系能力，既懂国内制度，也熟悉海外市场，成了最早一批连接内外的桥梁。外资进入、技术引进、项目落地，很多地方的起点，都与归侨群体有关。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安置点，早已发生蜕变。华侨农场升级为开发区、产业园和旅游区，一些地方甚至成长为国家级经济板块。而归侨的下一代，也早已不再被称为“难民后代”，而是工程师、企业家、管理者，融入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反观越南。排华带来的那点短期收益，很快被战争和通胀吞噬。商业网络被打断，经济修复用了整整十年。1986年以后，越南不得不重新走向市场化改革，试图一点点修补当年亲手摧毁的结构。

张美兰捐款被攻击，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历史惯性的一次回声。当一个社会习惯把“会赚钱的人”视为威胁，而不是伙伴，误解和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同样是一群人，在越南，被当成负担清理；在中国，被当成节点培育。一个选择了短期掠夺，一个选择了长期共建，几十年后再回头看，答案早已写在现实里。

真正决定命运的，从来不是族群本身，而是制度是否愿意给人留下来、扎根、和这个国家一起走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