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聊聊：为什么“洋务运动”无法取得成功？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清朝史上迄今为止最软弱的皇帝，时年30岁的咸丰狼狈地逃到了承德，“文明”的欧洲人闯入圆明园并大肆掠夺珠宝、将之付之一炬。与此同时，以“调停者”自居的沙俄，胁迫清政府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这一场战事的结局，最终以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天津条约》以及《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告终。

电影《火烧圆明园》剧照

毫不夸张的说，这个昔日强大的帝国的国际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了。对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猜测清朝是否能再多活一年。

但值得玩味的是，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叛乱均被一一平息，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居然又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可即便如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谁都不会轻易地忘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的耻辱。

于是，“自强”成为了这些人的一致共识。从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

1）深层桎梏：重仕途轻专业

在今天看来，被时人称作“自强运动”的洋务运动之开启，恰恰说明统治阶层与精英群体已深刻意识到，清廷亟需推行新政，以应对自身世界地位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局。

当时有识之士指出，既然欧洲各国的军事力量皆依托科学技术得以强盛，中国亦应将引进、采用这类先进技术作为核心任务。

电影《两宫皇太后》剧照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强”运动，却在价值导向与人才认可层面存在着致命短板——技术专家的处境颇为尴尬。

他们作为近代化技术的直接承载者，始终游离于主流价值体系之外，其专业贡献既未获得官方的正式嘉奖，也未得到制度性的认可与保障。

以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专家李善兰、华蘅芳为例，二人尽管系统译出数十部西方科技著作，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却依然只能通过“捐纳”这种非正规途径，才得以捐得从七品的低微官职。

这种重仕途、轻专业的价值导向，直接导致洋务事业从业者普遍缺乏深耕技术、坚守使命的初心，就连曾号称“远东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也未能幸免。

事实上，直至1894年鸭绿江战役打响之前，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麾下的十余名管带（舰长）中，超过七成常年在公务中敷衍塞责，将大量精力耗费在钻营仕途之上。

他们日夜期盼的并非是提升战舰的操控技艺、精进备战能力，而是服役期满后脱离军营，换上官服、戴上顶戴，上岸领取朝廷赏赐的官职与俸禄。

核心将领无心备战，基层士兵的训练质量自然大打折扣。

据甲午战争前夕的军备检查记录显示，因缺乏系统、严格的训练，部分战舰主炮的训练命中率极低，有的竟不足20%；至于鱼雷发射演练，更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北洋水师巡洋舰致远号全体官兵合影

毫不客气地说，一群缺乏荣誉感与使命感的人，又如何能支撑起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近代化运动。

2）致命伤害：幕府内部的腐败

从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创立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全国由洋务派势力主导创办的官办、官督商办等近代企业约60家，其中超70%由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幕府体系直接操办或监管。

这种运作模式本质上是传统儒家官僚体系的权宜之计——试图借助体制外的幕府践行近代化之“用”，进而维系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体”。

遗憾的是，“自强”的呼吁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蜕变——它不仅丧失了推动实质性革新的号召力，反而沦为官僚体系的服务工具，主要用于为各类庞大开支提供正当借口，维护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地位。

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厂房

更致命的是，幕府制度彻底模糊了官员在公有与私有领域的职责边界，为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埋下了滋生的土壤。

在这一体系中，幕友与主官之间的私人忠诚往往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唯利是图成为诸多幕友的行事准则。

具体而言，公职本就是官僚群体的主要私人收入来源，而幕府掌控的洋务项目——尤其是武器采买、铁路修建、矿山开采等肥缺——利润尤为丰厚，回扣比例动辄高达三成以上，远超常规俸禄。

作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及其幕府集团被认为是这一体系中权力寻租的主要获益者。

他在安徽合肥、芜湖，江苏南京、上海等地坐拥大量的田产、房产，仅合肥老家的田产就约数十万亩，年均收租可达数万石。

除此之外，他还以亲属或亲信名义，在全国经营数十家绸缎店、当铺，并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通商银行等多家洋务企业的股份——其中开平矿务局的股份随企业发展逐步增值，累计达数十万两白银。

学界普遍推测，其总资产在数百万至千万两白银之间。正因如此，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尖锐的俗语：“给李鸿章看门的狗，都是膘肥体壮的。”

老照片中的李鸿章

这种腐败乱象，最终在甲午战争中酿成了致命惨剧。

据甲午战争后清廷档案记载，李鸿章的幕府亲信作为军需采办核心承办商，借职务之便中饱私囊，尤其是江南制造总局的腐败乱象更具代表性：

作为北洋水师弹药的主要供应方之一，时任总办、李鸿章外甥张士珩的贪腐行为令人震惊。

他借职务之便大肆挪用军需经费，勾结商人侵吞军火采购款项、倒卖军工物资，直接导致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开花弹”极度匮乏，定远舰305mm主炮实战可用的穿甲弹仅存3发；同时，工厂生产的弹药质量堪忧，关键战役中的哑火率竟高达30%。

于是，其他幕府合伙者也纷纷效仿。比如鱼雷内部填充的不是炸药而是铁屑，威海卫要塞的弹药袋里装的竟不是火药而是沙子。

毫不夸张地说，贪污挪用的每一分经费，最终都化作了战场上的夺命符。当战舰火炮沦为“烟花筒”，当要塞弹药变成“摆设品”，这场战争的胜负早已注定。

北洋水师威海卫刘公岛上的海军公所，相当于北洋水师威海卫海军指挥基地

腐败带来的不仅是军备废弛，还有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离德。

由于李鸿章及其幕府集团从军需中谋取的私利过于惊人，甲午战争爆发后，当北洋水师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时，实力不俗的南洋水师竟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为由，公然拒绝朝廷调遣。

即便清廷多次下旨，要求南洋水师派遣“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但世人两江总督刘坤一、南洋大臣张之洞等人依然百般推诿，甚至以“南洋官兵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为由刻意刁难。

最终，李鸿章只能不无苦涩地感叹，甲午战争本质上是“要求直隶一个省来和日本举国作战”。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因利益集团割据导致的家国分裂，正是幕府制度侵蚀国家治理根基的直接体现。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3）垄断阴影：无力的民间资本

幕府制度带来的危害，并非仅局限于军事领域，更严重阻碍了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尽管幕府本身并非正式官僚机构，却凭借与地方督抚的特殊关系，掌握着远超普通民间资本的官方特权，最终形成“官督商办”的垄断格局。

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

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时，初始资本仅100万两白银，其核心业务——漕粮运输——凭借李鸿章赋予的垄断权，迅速挤压民间航运资本的生存空间，甚至在1877年以222万两白银收购了美国旗昌洋行的轮船公司，一度垄断长江及沿海航运业务。

上海轮船招商局

当时与轮船招商局同期运转的，还有十五六家遵循“官督商办”原则的工业企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开平煤矿与天津机器局。

作为辅助军事工业的重要民用企业，开平煤矿1881年全面投产时雇工达3000人，当年产煤仅3600余吨，1882年产量便增至3.8万吨，1898年更是飙升至73万吨，至19世纪末总资产已近600万两白银，成为洋务派所办采矿业中成效最显著的企业。

作为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在1870年被李鸿章接办后迎来大规模扩建，厂区占地达54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局：东局主营火药、枪炮制造，西局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子弹及器械修配为主。

资料显示，巅峰时期的工匠多达2000余名，最多时近2700人，1893年已成为“洋军火之总汇”。另外，在1875—1891年间，还建造了11艘大小船只，承担着北洋水师及北方驻军的军火供应与舰船修理任务。

老照片中的开平煤矿（上）与天津机器局

但这些企业如同传统盐业垄断机构一般，官方掌控着关键资源，让民间资本难以染指。

为了吸引商人投资，李鸿章曾许诺丰厚回报，可商人的顾虑始终难以消除。正如18世纪盐商饱受官员压榨之苦，19世纪的投资者最担心的，是李鸿章及其幕府的督办们日后反悔，拒绝让他们赎回投入的股份。

若这些商人有幸得知李鸿章写给皇帝的密函内容，恐怕会彻底放弃投资念头——密函中明确写道，轮船招商局“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官府仅享有监管权却不承担任何风险。

即便如此，李鸿章最终仍凭借官方权威吸引到投资者，还做出每年每股红利高达20%的激进承诺。

但这一承诺看似诱人，实则耗尽了企业的发展潜力——在原始股份被认购之后，企业利润几乎全部分配完毕，再无资金用于扩大生产。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1885—1893年间，其年均利润约30万两白银，而年均分红就达24万两，分红占比高达80%以上。数据显示，1887年后，轮船招商局及其他同类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增速骤降至低谷，陷入明显的停滞状态。

老照片中的晚年李鸿章

雪上加霜的是，李鸿章的幕友们还持续侵吞招商局股份，将其挪用至其他私人项目。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爆发时，招商局因会办徐润等人挪用资金进行房地产投机失败，直接造成16.2万两白银的巨额损失。

企业股价从鼎盛时期的265两直线暴跌至34两，市值蒸发超87%，一度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即便如开平煤矿这般一度被誉为“中国第一佳矿”的企业，在1892年创始人唐廷枢去世后，由李鸿章幕友张翼接任总办也迅速走向衰败。

张翼盲目扩建导致耗资过巨，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1889—1899年间，开平煤矿虽盈利约500万两白银（相当于原股本100万两的5倍），却仍未能填补债务缺口，最终为外资侵占埋下隐患。

没过几年，所有这类国家扶持的企业都因幕府集团的贪腐与挪用声名败坏，民间资本对“官督商办”模式彻底失去信任，晚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此陷入停滞。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慈禧与李鸿章

可以说，原本旨在维护传统体制的幕府制度，最终成为改变这一体制的催化剂。尽管幕府中的技术专家并未全力投身近代化事业，但他们有限的专业实践，仍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传统政府体制。

4）甲午之役，“自强”的草草落幕

19世纪晚期的清朝文官体系中，正是从幕府体系里成长出两类深刻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领袖群体：

一类是熟悉近代工业运作逻辑、日后执掌20世纪早期铁路与钢厂的核心技术官僚群体；另一类是掌握近代军事技术、后续发展为20世纪第一批军阀的军事领袖群体。

李鸿章的幕府便是最典型的例证——其核心力量最终演变为了袁世凯统领的北洋陆军督练处。即便清朝覆灭，这股势力仍被袁世凯牢牢掌控，成为他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图谋复辟帝制的核心支柱。

甲午战争中的清军官兵

然而，1895年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那些震惊失措的文臣武将们，显然未能洞察这一层历史关联。他们眼中所见，唯有自强运动的彻底溃败；心中所感，唯有熟悉的体制已腐朽到无力挽救国家的绝望。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廷付出了割让台湾、赔偿2亿两白银的惨痛代价，更让全国上下彻底清醒——中国要想存续，仅靠幕府主导的局部改良已然无济于事，必须推行更激进的制度变革。

毫不夸张地说，这场由幕府开启的“自强”迷梦，最终以最惨烈的方式落幕，为晚清的覆灭敲响了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