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新青年·新思考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能力基础”

2025年是中国全面摆脱技术落后、产业追随的刻板印象，向全世界展现创新能力的一年：从硬科技中的DeepSeek大模型到电动汽车、创新医药、商业航天，再到文化产业中的黑悟空、哪吒二，无不彰显中国的创新活力。新一年里，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变革，将对中国创新的持续引领提出新的要求。构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能力基础，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上持续突破：一是在技术和生产力层面，以高效投资推动持续创新；二是在组织和经济社会层面，以动态调整加快适应新技术条件；三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坚持自立自强兼顾合作共赢推动变革。

本期我们荣幸邀请到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十位青年学者，常旭华、黄琪轩、李君然、李巍、李寅、吕鹏、梅亮、乔黎黎、孙喜、严鹏，他们长期关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在各自研究领域均取得一定造诣，对产业变革的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希望通过本期观点分享，能与广大读者开展广泛深入交流，共同繁荣我国相关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为我国构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能力基础提供相关依据。

——李寅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常旭华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长聘教授

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深度融合

2025年中国阶段性扛住了美国关税战压力，若干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新突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卓有成效，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对华遏制战略。2026年，面对持续恶化但渐趋稳定的国际斗争形势，应突破“兵对兵、将对将”的被动防守策略，回归国家创新体系本体建设。压茬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牵头发起大科学计划（工程），完善有组织科研与科技评价体系，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科技创新；同步加速科技、产业、金融要素流通，重塑安全可控供应链物流体系与公平竞争经贸规则体系，实现高效率、高效益产业创新。通过科技、产业、制度端协同改革，解决融合界面、融合速度、融合效能问题，在高风险、不确定国际环境中塑造中国为科技创新稳定锚与产业发展避风港。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聚五维之力，筑变革之基

新一轮产业变革是百年变局下各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综合较量。科技自立自强是引擎，以关键核心科技突破、技术能力积累支撑新一轮产业变革；新型举国体制是国家能力的运用，为解决“卡脖子”难题提供组织保障。这二者须扎根于完整的产业体系之上，尤其是门类齐全、链条完备的制造能力确保新一轮产业变革具有实体支撑。同时，超大市场规模构成新技术、新产品的出路，为创新成果提供产品落地场所和成本摊薄空间，为企业家能力的培育提供平台，并以大规模需求催生新技术、新产业。而全球技术分工与分享则体现国家与企业的全球开拓能力，在国际分工与分享中，争取更多新产业的追随者，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五大能力基础协同融合，把握新一轮产业变革主动权，塑造面向未来的持久竞争力。

李君然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讲师，21世纪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关注产业变革中的组织能力建设

在人工智能引发广泛技术兴奋的背景下，如何将技术潜力转化为根本性的产业变革已成为一个关键议题。要真正实现这一转化，需要超越对单一技术维度的讨论，关注承载技术创新的组织能力与社会过程。组织能力是指企业在生产领域中，通过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将技术、资本与劳动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持续价值创造的内在能力。历史表明，这种能力在历次产业革命中，深刻决定着哪些国家与企业能够真正把握变革的主导权。

面对新一轮产业变革，我们需要围绕新技术，重构技能劳动、管理决策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协同关系，并持续对相关的人力资本与组织结构进行长期投资，使所有创造价值的参与者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为这场变革奠定坚实而持久的组织根基。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产业政治：无尽的学术前沿

2025年，我个人的产业（科技）政治研究进入了收官之年，安然度过“七年之痒”。这一年，我和我的博士生邹玥在多年超级企业系列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搭建了一个关于产业政治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当然它依旧粗略，还有许多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的空间。这一年，我和罗仪馥博士在多年累积的基础上合作完成了新的学术专著，最终在编辑的建议下定名为《产业政治：超级企业与大国竞争》，它将在新年伊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虽然我个人会转战新的学术阵地，但我的学生们还会继续在这个领域不断拓展新的学术疆界，逼近新的学术前沿。2025年，我的学生们全面拉开了美国AI科技（产业）政治的研究序幕，成为继民航工业、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之后被我们纳入学术版图的第四个产业领域，还有学生回归制造业的本源，以关键矿产为线索去探究三大“世界工厂”的形成之谜。大学教师，除了做好自己的研究，同样重要的使命是鼓励和支持年轻的学生们去攀登属于他们自己的智识高峰。

李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构建产业变革的全栈能力基础

2025年美国全面押注人工智能，将海量资源投入AI芯片与数据中心建设，中国应如何应对？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定义新一轮产业变革。美企在其优势信息技术产业的路径依赖下，从互联网维度发力AI，但这并不是通往新产业革命唯一路径。事实上，大语言模型已展现出高资本支出、低切换成本、资产折旧速度快等特征，意味大模型不仅难以落地，而且也不会是利润丰厚的应用前端，这与美国创新系统高度金融化的商业模式存在结构性错配风险。

AI落地需要应用场景，而应用场景离不开电气化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撑。2026年的中国应基于本身的全产业链优势，以丰富的应用场景构建全栈能力，打通产业变革的新路径。正如美国在一百年前通过石油能源、内燃机动力、流水线生产的全栈能力引领第二次产业革命，中国的出路也在于建立起基于新能源、电气化、智能化的新能力体系。

吕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汽车工业竞争力的社会建构

过去一年，我最关注中国汽车工业竞争力的社会建构机制。在全球汽车工业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调整下，中国汽车工业竞争力如何在制度环境、社会网络与文化惯习的三重结构中生成，是社会学视角下的核心关切。企业能力不仅源于资金、设备等要素投入，更深层地依赖于产业社会网络的动态演进、地方政府治理角色转型以及地方工业文化变迁所释放的社会性空间。

过去一年，中国汽车工业强劲增长与出海浪潮交汇。研究对象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汽车工业从单向"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向主动"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车企出海的本土化适应——劳资关系重构、供应链治理、品牌叙事策略与ESG实践等社会性挑战的探讨，正成为新兴热点。

展望新一年，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的背景下，中国汽车工业能否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协同的全球产业生态，并推动"制造出海"向"技术、资本、供应链出海"跃迁，决定了中国能否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这背后的社会能力重构与治理机制创新，正是未来研究的核心议题。

梅亮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副主编

新一轮产业变革的能力基础提升需重视“双元性”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产业变革的能力基础提升需关注“双元性”：一、产业组织在强化既有技术积累夯实核心能力外，需加强前瞻与面向未来的先导能力培育，动态适配前沿技术催生未来产业的能力要求，避免陷入能力刚性与行动惯习的路径依赖；二、新兴技术催生生产要素连接范围与组合方式的深度重构，平台/生态式通才组织与专精特新式专才组织双向涌现，产业系统的能力升级既要求广泛连接与整合、又强调关键利基空间的纵深聚焦；三、技术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产业变革能力基础的环境条件需兼顾“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开放”。锚定产业组织的“核心+先导”能力、产业系统演化的“既广又深”、产业环境的“自主+开放”条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乔黎黎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数字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如何以更高效的创新政策体系支持全面创新

这一年，年初DeepSeek开创了中国式人工智能的开源模式，极大地破局并提振信心，而年末Meta-Manus收购案又为中美复杂的创新竞争揭开新篇章。我最关注的研究问题是如何以更高效的创新政策体系支持全面创新。这一年进展颇多。供给侧，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多领域的创新主体、创新产品持续发展，本土教育体系培养出的科学家、企业家持续涌现，年末国家创投引导基金成立又为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夯实信心。需求侧，场景创新改革颠覆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从“我要转、要我转”变成“要用我、我能用”。让创新资源并不富集、但对技术有更深理解、创新试错有更好包容的区域，有望通过开放塑造场景吸引创新要素成为创新沃土。环境侧，地方在长板新领域快速出台政策、甚至立法，让法制先行成为共识。承诺即准入、监管创新、为创新增信、个人破产等制度创新持续推开。年初，杭州政府的“不打扰”政策随“六小龙”出圈，年末又通过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以减负加助力持续推动开源生态。

新一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能否让技术的涓涓细流汇聚壮大，把广大的国内市场塑造为支持创新的海洋，将更多取决于监管部门对技术创新的理解程度和对创新创业者的支持程度。

孙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要让企业在“深度融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25年我在跟踪和理解产学研合作、原始创新等领域的一些成功案例。“融合”是它们的共同本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原创产品带动多技术革命性融合；在这两类“融合”中，企业都是关键行动者。在成功的产学研合作（而非传统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创新型企业是供求信息双向转运闭环的发起者、资助者和获益者，有时还要掌握产学研各界的不同思维方式。在原始创新带动技术跨界的过程中，企业不仅要对需求场景有非凡想象力，还要洞察产业基础中的不同技术源流。“融合”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社会学过程，它有别于科技供给、经济激励等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这也为我们理解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等关键议题开辟了新的维度。

严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姿态审视产业创新

2025年依旧在产业史与思想史两条线上关注产业创新，年初出版了与人合译的《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恰逢美国新政局，为理解当下受地缘政治影响的产业创新提供了思想史的背景板；全年最为关注的是海运、造船、钢铁等等传统产业的演化与创新，毕竟，在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里，这些产业的“基础不牢”，真的会“地动山摇”。幸运的是，除了装备、重工等等一直研究的产业，去年也开始接触生物制造，深入解析了一家与科研院所协同演化的企业，从各方面拓展了认知。新的一年，计划一方面干好手头的活，继续追踪工业母机、汽车、电力等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一方面带着学生从“康波”等长期视角来分析工业体系的历史，通过“向后看”来“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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