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北京复兴门外的那间病房里,窗外梧桐叶飘落。七十八岁的丁玲握着陈明的手,抬眼对来探望的老友舒群说:“你当年怕我们走不到白头,现在看,该放心了吧?”一句轻笑,把在场的人都带回四十年前的延安。
时间拨回到1942年3月。延河水尚寒,窑洞里却弥漫着喜气。三十八岁的丁玲嫁给了小她十三岁的陈明。一个是成名已久的女作家,一个是刚到延安求学的青涩青年,按寻常眼光,这对“姐弟恋”不大靠谱。很多朋友私下议论,舒群也曾皱眉低声提醒:“年龄差这么大,你们以后扛得住吗?”丁玲笑答:“过日子又不是看户口本。”那份直率,正是她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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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0月,丁玲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归来当晚,她连大衣都没来得及脱就抓起电话:“小陈,我回来了!”电话那端传来他的笑声,被秋风吹得沙哑,却挡不住喜悦。那种互有关切,比荣誉更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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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风云突变。反右运动席卷知识分子群体,丁玲与陈明相继被划“右派”。年底,陈明被押往黑龙江密山东北大荒。丁玲留在北京多福巷,院子里几株月季仍旧开花,可她说那是“哑花”,因为缺了回应。地图摊在书桌,她的指尖反复落在同一个北方坐标,仿佛越摸就能把距离抹短。
北大荒岁月极苦。修铁路、挖灌渠,风一刮,雪粉钻进棉袄。陈明常在星期六夜晚回到宿舍,瘦削的身影推门进来。丁玲把那一刻画成素描,取名《农工回来了!》。她写过一句话:“灯光下的面孔,犹胜春讯。”正是这种温度,让囚徒般的日子有了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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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至1970年,两人在秦城监狱隔墙相望,却互不知对方生死。丁玲写《牛棚小品》,字里行间藏着暗语,希望有一天陈明能读懂。她相信对面那堵高墙后,仍有人像自己一样数着日子。传言说陈明把思念写在烟盒铝纸上,利用打扫间隙塞进夹墙,虽多半被风刮走,但只要一次成功,便值千金。
1979年春,政策拨云见日,夫妻二人获准回京。北太平庄一栋九层小楼成了新家,丁玲自嘲“搬上九重天”。当年她已年近古稀,腰痛、右臂麻木,长篇《杜鹃山》写到中途便握不住笔。陈明动手做了一块木板,一条帆布带从背后绕过,木板平端在胸前,随时可写。有人惋惜陈明的才华被埋没,他笑说:“能护住她的笔,我值。”
1983年11月,陈明胃病手术。医院暖气微凉,丁玲每日下午准时出现。那天探视结束,她俯身在陈明额头轻轻一吻,白发垂到病床蓝单上。护士低头整理药车,不忍惊扰。临别时,陈明的手还握着她,摩挲片刻才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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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猜测、北大的冷眼、北大荒的风雪、秦城的黑夜……一道道关口都没拆散这对“老妻少夫”。回到1982年的那个秋日,舒群听丁玲玩笑,心头一酸,哑声应道:“算我多虑。”窗外枯叶旋落,正好停在窗台,像极了延河岸边那片老棵枣林——岁月磨平了枝桠,却让根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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