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前总裁夏海钧600亿港元资产冻结禁令维持 司法追责彰显监管力度

2026年1月2日，香港上诉法庭作出重磅裁决，驳回恒大集团前行政总裁夏海钧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了对其高达600亿港元资产的冻结禁令。这一裁决不仅终结了夏海钧针对资产冻结的司法抗争，更成为恒大清盘人向公司前核心高管追责的关键里程碑，标志着恒大债务危机处置中高管责任追究的司法进程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资产冻结令的核心内容与法律依据：全球玛瑞瓦禁令的刚性约束

此次维持的"全球玛瑞瓦禁令"并非普通保全措施，而是香港司法体系中极具威慑力的跨境诉讼保全工具，其法律依据源自香港《高等法院条例》第21L、21M条及21N条，核心适用条件包括证明存在合理可争辩的案情、资产耗散的真实风险以及便利平衡倾向于批准禁令三大要件。作为针对商事纠纷的严厉临时措施，该禁令的实施为后续司法判决的有效执行筑牢了基础。

从具体限制内容来看，针对夏海钧的禁令主要包含两大核心条款：其一，全面限制其将位于香港司法管辖区内、价值高达600亿港元的任何资产转移出香港；其二，明确禁止其处置或处理香港柏傲山豪宅出售后的全部收益。这一禁令覆盖范围精准锁定高价值资产，从源头遏制了资产转移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禁令的出台并非偶然，其直接导火索是夏海钧的异常资产处置行为。2024年6月，恒大清盘人发现，夏海钧将其2019年以1.6亿港元购入的香港北角柏傲山顶层复式豪宅（含三个车位），以8200万港元的价格大幅折价出售，直接亏损7800万港元，贬值近五成。这种非理性的亏损抛售行为，引发了清盘人对其加速转移资产、规避后续追责的强烈警惕，随即启动了玛瑞瓦禁令的申请程序。

事件背景与深层含义：高管追责与跨境司法监管的双重突破

这起案件的意义早已超越个人资产纠纷的范畴，折射出恒大债务处置中高管责任追究的深层逻辑，更传递出清晰的跨境司法监管信号。从事件背景来看，夏海钧的被追责具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基础。作为恒大集团昔日的"二号人物"，夏海钧长期担任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是许家印的核心副手，因其年薪超2亿元被称为"打工皇帝"，实际统筹管理恒大地产日常经营事务。中国证监会此前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明确认定，夏海钧组织安排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导致恒大地产2019年虚增利润407.22亿元、2020年虚增利润512.89亿元，并在多只公司债券发行中存在欺诈发行行为，最终被处以1500万元罚款及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此次清盘人追责，正是基于其任职期间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所应承担的高管责任。

从司法实践层面看，香港上诉法庭的裁决实现了跨境监管的重要突破。据公开信息显示，夏海钧目前藏身美国加州，与妻儿同住，其妻子在美国持有总值2400万美元的三处豪宅及多辆豪车，其中部分资产是在恒大危机期间通过信托购入，被法院认定为夏海钧实际控制的转移资产。即便身处境外，香港法院依然能够通过冻结其在港核心资产形成有效约束，这一裁决清晰表明：无论当事人身处何地，其在香港司法管辖区内的资产都将受到法律规制，试图通过境外藏匿或跨境转移资产逃避责任的路径已被堵死。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裁决向所有企业高管传递了"高薪即高责"的刚性原则。在恒大清盘进程中，清盘人已启动对许家印、丁玉梅、夏海钧等七名被告的诉讼，追讨2017至2020年间支付的约60亿美元股息及酬金，相关人员全球范围内超600亿港元资产已被冻结。此次对夏海钧上诉的驳回，进一步强化了"权责对等"的市场规则，为规范企业公司治理、强化高管勤勉尽责义务提供了重要司法指引。

总而言之，香港法院的此次裁决不仅是对夏海钧个人资产处置的精准规制，更是跨境司法协作打击资产转移、强化企业高管法律问责的标志性事件。在恒大债务处置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这一司法成果既维护了债权人的潜在利益，也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筑牢了法治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