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寻找毛泽东的消息,那些“剿共”新闻让她既牵挂又揪心。1929年3月,报纸上刊登了朱德妻子伍若兰被砍头示众的消息,杨开慧看着报道,既愤慨又清楚,死神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她在给堂弟杨开明的信里写道,“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可一想到年迈的母亲和三个孩子,她就整夜睡不着觉。当时毛岸英8岁,毛岸青7岁,最小的毛岸龙才4岁,她放心不下,只能提前写下托孤信,希望家人能多照顾孩子们,让他们“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她不知道的是,杨开明已经在1930年2月于长沙识字岭就义,这封托孤信终究没能交到亲人手中。
那些日子,杨开慧和毛泽东断了联系,唯一一次成功通信,是收到毛泽东用暗语写的信,说“一开始生意不好,现在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句暗语指的是革命形势逐渐好转,短短一句话,让她欣喜万分,可回信终究没能寄出去。秘密交通线被破坏,任何一封书信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她只能把对丈夫的思念写在纸上:“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你,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1930年10月,湖南军阀何键悬赏1000大洋捉拿杨开慧,60多个“清乡队”队员深夜冲进她的秘密居所,她和8岁的毛岸英一起被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署。敌人知道“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对她严刑拷打,皮鞭抽、竹签扎、踩杠子,把她打昏后再用凉水泼醒,可她始终没透露半点地下党组织名单和毛泽东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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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硬的不行,敌人又来软的,说只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能立刻获得自由。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在狱中,她每天都被提审,可每次回到牢房,都会抱着毛岸英,告诉他父亲一定会回来打“坏人”。她知道自己大概率活不成了,开始默默整理那些没寄出的信,还有自己的生平自述。
就义前夜,杨开慧趁着狱警不注意,把早已写好的三封信仔细折好,藏进了牢房的墙缝里。给毛泽东的信里,有说不完的思念,也有对革命成功的期盼,她写道“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给三个孩子的信里,满是母亲的叮嘱,她担心自己不在了,孩子们会受委屈,盼着他们能在亲人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写给自己的信里,是对信仰的坚守,是面对死亡的坦然,她早已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后来修缮故居时发现,这些手稿远不止三封,还有写给堂弟的托孤信、记录革命活动的自传,总共7份12页4000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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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14日,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29岁的杨开慧从容走向刑场,枪声响起,一位巾帼英雄倒下了。板仓的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把她的遗体运回,埋在棉花山上。远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噩耗后,悲痛万分,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这八个字里,是无尽的思念和遗憾。
这些信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华丽辞藻,有的只是“几天睡不着觉,简直要疯了”的思念,是“可怜我的小孩”的牵挂,是“说到死,我并不惧怕”的坚定。杨开慧不仅是革命者,她也是普通人,有对丈夫的眷恋,有对孩子的疼爱,可在国家大义面前,她选择了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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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那些杨开慧为之奋斗的理想都已实现。可我们不该忘记,这份幸福的背后,是无数像她一样的先烈,用青春、生命和未说尽的牵挂换来的。如果这些信能穿越时空,送到毛泽东和孩子们手中,他们会写下怎样的回信?而这些未寄出的遗憾,或许正是革命者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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