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家猫、家犬从哪来？有答案了

2025年动物考古成果丰硕，学科的科学化不断纵深，以分子考古学(古DNA与古蛋白)为代表的新方法高歌猛进，在驯化与传播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认识。在“大考古”理念之下，动物考古围绕重大遗址、针对重大学术问题，亮点纷呈。

以往，分子考古学多聚焦在对人类有重要生计价值的大型和中型哺乳动物，比如猪、牛、羊等，而对其他家养动物研究相对偏少。但今年一系列综合研究，让我们对中国境内家猫、家犬、家鹅的驯化与传播有了全新认识。

家猫何时传入中国？长久以来悬而未解。今年，动物考古学家从中国14处考古遗址的22份猫类遗骸中，获得了全部22份线粒体基因组和7份全基因组，首次系统揭示了从豹猫到家猫伴随人类5000多年的历史。

有趣的发现是，自仰韶文化时期至东汉末年，豹猫与人类共栖长达3500年。而现代家猫的祖先，是直至唐代前后才通过丝绸之路商旅传入中国。

家犬与人类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是人类第一个驯化的动物。这一年，动物考古学家通过对17个古代家犬的基因组测序，首次获得了中国古代家犬基因。近一万年来，家犬与人类共同迁移，不同时期、不同人群携带各自的犬通过欧亚草原和古丝绸之路等路线，进行跨洲大迁移，也映射出古代文明的互联互通。

这是2025年拍摄的绍兴塔山和畅坊越国高等级祭祀遗址出土的龟甲(东周时期)。新华社发

这一基于古基因组分析的方法，将扩展到马、牛、羊等家畜，进一步揭示它们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发掘国内家养动物丰富的遗传资源与潜力。

“王羲之爱鹅”，自古以来，“鹅”被视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已有研究指出，中国鹅和欧洲鹅分别由鸿雁和灰雁驯化而来，但二者之间存在一定杂交现象。过去一年，通过对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出土鹅蛋壳的鉴定，推测中国家鹅的起源极可能来自家养灰雁，这是目前中国关于灰雁存在与利用的最早分子证据。

源于灰雁谱系的家鹅，可能在西周中早期就出现了。这个判断与殷墟出土的周代玉鹅的形态学特征，可相互印证。未来，或可通过更多考古资料加以关联，阐释中国古代比王羲之更早的“爱鹅”证据。

东亚地区家牛“单一起源”的传统观点，亦被打破。

今年，吉林大学团队在《科学》杂志发表的研究论文，整合了来自全国数十处遗址的166例古代牛科样本，覆盖近万年时间跨度，揭示其形成是多次外来输入与本地种群深度融合的渐进过程。

东亚地区家牛起源、驯化与传播历程，或可再现中华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周边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场景，为深入揭示跨区域文明互鉴开辟了全新的科学视角。

中国古代祭祀遗存的丰富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无可比拟的，2025年还公布了不少十分重要的祭祀动物牺牲资料。

在整个古代中国，晚商都城殷墟遗址的祭祀规模与多样性最为突出。我看到近两年殷墟王陵区祭祀坑的动物牺牲情况，着实深深震撼。除牛、马等常见家养动物，还鉴定出象、圣水牛、虎、豹、天鹅、隼、雕等多种珍禽异兽。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野生动物大多带有铜铃，应为商王等高级贵族园囿所饲养的观赏动物，相当于最早的王室“动物园”，这也应是后来秦汉时期帝陵珍禽异兽坑制度的源头。

有意思的是，象骨还与人骨共出，是“商人服象”的实证。“豫”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象之大者”，这一发现也再次印证了晚商时期的河南地区应有大象在此生活。

动物考古，有包罗万象的精彩。我长期在湖北工作，近年来注意到云梦郑家湖墓地存在着头蹄葬的葬俗，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葬俗相似。这一特殊葬俗在湖北地区的出现，应与秦人在统一过程中，吸纳部分戎人加入征战有关，是多民族融合的生动体现。

这是2021年，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的考古发掘现场。新华社发(资料图片)

2025年，我还看到了动物考古学者们协同攻关，跨学科融合的研究范式频繁呈现。

以往，动物考古的研究对象一直是人类出现以来的动物，千万年甚至亿年尺度的动物化石几乎不会进入动物考古的研究视野。但生活在数亿年前的珊瑚变成化石、并被人类制作成器物后，就成为了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比如，我们对中国古代珊瑚化石器进行了首次科学分析。研究方法深度融合了生物鉴定信息、古生物地理分区与墓葬背景、青铜器铭文等。通过礼制构建中的动物化石资源这个“窗口”，今人得以窥见西周王畿地区稀有资源的跨区域流通。

在自然科学信息越来越丰富的当下，如何拓宽动物考古学科的边界，我充满期待。

放眼全国，“大考古”理念开始全面引领中国动物考古的学科发展，科技手段全面融入，让动物遗存的历史信息得到深度挖掘。

马一直是动物考古界的“明星”。因为马匹资源是古代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有仪式性和军事性的象征意义。

当下，对于马的考古研究有了更宏观的新视野：都邑与村落并重。我们发现，不同于都城殷墟地区发现的用于驾车的雄性战马，晚商村落级遗址的马匹以资源运输功能为主，从而展现了不同层级的社群对马匹立体化利用的图景。

这是2025年拍摄的绍兴稽中遗址出土马牲(战国时期)。新华社发

对待动物的历史细节，体现着中华文明的高度。华夏大地上动物千千万万，动物考古这门年轻的学科，将为阐释中华文明特质、应对全球生态挑战，贡献独特的“考古智慧”。

丙午马年将至，希望考古人以“万马奔腾”的气魄，面向大众讲出更多精彩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