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把26万华人当垃圾扔掉，中国接手后，反手养成摇钱树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越边境出现了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衣衫褴褛、身无分文的华人拖家带口，踉踉跄跄跨过边界线。他们中许多人连鞋都没有，老人步履蹒跚，孩子饿得直哭，脸上写满了茫然与麻木。这并非偶然的逃难，而是一场有组织的驱逐——从1978年到1979年，超过26万华人被越南当局以“净化边境”为名，武装押送至中国云南河口、广西东兴和凭祥等口岸。这些人在越南的家产早已被洗劫一空：商铺被查封、存款因货币改革一夜缩水、离境前还被索要高达12两黄金的“出境费”。彼时的越南或许以为甩掉了一个“包袱”，甚至借此向苏联表了忠心，却未曾想到，这批被他们视为“垃圾”的人，在中国手中竟会蜕变成发展的“宝藏”。

要理解这场驱逐为何如此短视，还得看看华人在越南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不愿剃发易服的明朝遗臣率众南下，在湄公河三角洲垦荒拓土，将沼泽地变成了远东最大的米市。法国殖民时期，华人凭借商业头脑成为重要的中间商，逐渐掌控了越南南部边和、美萩、河仙、堤岸四大贸易中心。到了1975年越南统一前，南越的经济命脉大多握在华人手中：全国三分之二的商业、八成工业、七成外贸，乃至西贡的稻米、汽油、废钢铁等行业，几乎全是华人在操盘。胡志明市近一半人口是华人，经济总量占比高达三成。可以说，他们是越南当之无愧的“财神爷”。

然而统一后的黎笋政府，怀揣着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却面临国库空虚的窘境。为了向苏联靠拢并筹措资金，华人成了最直接的牺牲品。1975年起，西贡堤岸区九成华人商铺遭查封，超过1.2万家企业被没收，占南方私企总数的八成以上。1978年的货币改革更让华人积蓄蒸发殆尽，旧币兑新币贬值达99%。随后推出的“净化边境”政策，则给了最后一击：交得起黄金的方可离开，交不起的只能困守牢笼。仅1979年4月，越南就从难民身上榨取了2.4亿美元，全年更达30亿——这些钱大多变成了子弹，打向了柬埔寨和中国边境。

而当这26万人涌入中国时，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一个沉重的担子。当时中国自身经济并不宽裕，1978年安置一名难民需花费约2020元，相当于城镇职工近四年的工资。但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设立封闭难民营，而是在国务院牵头下，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海南、江西六省区紧急新建了84个华侨农场。归侨们不仅获得了土地、房屋和农具，更享有了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利：可以入党、参军、参加工作，子女也能正常入学。这套被联合国难民署后来称为“中国经验”的安置模式，核心在于视其为“归家的亲戚”而非“救济的对象”，给予他们扎根生长的土壤。

事实证明，这批“空手而来”的群体，带来的却是无形的财富。许多人在越南本就精通热带作物种植或商贸网络，背后还连着海外亲缘与市场渠道。在中国农场的体系里，这些潜力被迅速激活。以海南兴隆为例，这里原是疟疾肆虐的荒僻之地，早期安置的马来西亚归侨曾因台风和疾病损失惨重。但管理者听取归侨意见，转向种植咖啡、胡椒、香茅等经济作物，短短几年便开辟出数万亩种植园，不仅实现盈利，更成为全国重要的热作种苗基地。类似的故事也在福建宁德东湖塘上演：归侨与当地民工一起围海造田，住石屋、啃地瓜干起步，几十年后，这片滩涂已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锂电新能源、生物科技等高新产业。

更惊人的蜕变发生在深圳沙河华侨农场——它的一部分后来成长为华侨城集团，旗下欢乐谷、锦绣中华等项目闻名全国，最终实现了从农场到央企的整体上市。广东花都华侨农场同样跻身国家级经开区，吸引数十家世界500强落户，年产值破千亿。这些曾被剥光尊严的逃难者，不仅自己实现了从无产到自立的跨越，更在后代中涌现出企业家、技术专家，成为连接海外市场、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桥梁。

反观越南，驱逐华人的“杀鸡取卵”却引发了漫长苦果。掠夺的财富并未投入生产，反而填进了柬埔寨战争的无底洞，军费占到国民收入三成，通货膨胀一度飙升至1000%。原本繁荣的商业网络瞬间瘫痪：工厂停产、供应链断裂，越南从大米出口国沦为缺粮国，人均口粮两年内暴跌四成。工业计划完成度仅三分之一，经济陷入长达十年的黑暗期。至1986年黎笋去世，越南不得不全面转向“革新开放”，但损失已难挽回：华人数量从1975年的120万锐减至2020年不足80万，越南也因此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华商主导经济的国家。

同一群人，在不同选择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越南只看到华人兜里的黄金，却忽视了其背后鲜活的生产力与商业生态；中国则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家园，并相信他们双手的价值。几十年后再看，当年边境外那些惶惑的面孔，早已融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血脉。而历史无声却深刻地印证了一个道理：视人为负担者，终将失去未来；予人扎根之土者，方能收获森林。这份“中国经验”不仅是一段安置难民的往事，更是一堂关于如何珍视“人”这一最宝贵资源的生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