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15年，在历史中，打捞普通人的柴米油盐” | 王笛x陈晓卿

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11月14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日常的中国——《中国记事（1912—1928》新书分享会”，由历史学家、本书作者王笛和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对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本书责编李磊主持。

在《中国记事》中，通过西方人的视角，王笛探索了中国在1912至1928年间的历史事件及民众日常生活，强调了国际视野对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陈晓卿谈到，虽然他专注于记录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但是他与王笛写作此书的研究方法却有相似之处，即都力求真实，去伪存真，关注个体的生活细节。

王笛指出，历史研究不能只看冲击和反应，中国发展有自己的内部动力，这种动力要从中国历史本身找。

两位嘉宾还探讨了文化交流、女性角色及社会变迁等议题，强调个体故事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次活动，人文社视频号和微博，以及国图视频号和微博进行了直播，总观看量超过20万。今天分享本次活动的速记精选，以飨读者。

01

西方人看中国的日常

李磊：

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王笛教授新书《中国记事（1912—1928）》（以下简称《中国记事》）分享会，本次对谈嘉宾是王笛老师和陈晓卿老师。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是国家图书馆文津阅新第十六期活动。

《中国记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4月出版，出版后反响热烈，第二个月即加印，至今已荣获20多个年度、季度及月度好书奖项。

《中国记事（1912—1928）》 王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王笛教授聚焦1912—1928年的中国，写了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坚持微观史视角，书写了民众在各个城市的日常生活。陈晓卿导演很多年来一直拍摄和书写老百姓的饮食记忆与传承，看他的作品，能感觉到一个饱满向上的中国。

请问王笛老师，这本书和您的其他历史学著作最大的不同，是您梳理了西方外交官、学者、作家、媒体等对中国的英文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视角？和中文史料的观察有什么差异？

王笛：

感谢国家图书馆提供平台，特别感谢陈晓卿老师。我和陈老师2025年9月因参加他的“我的美食向导”，在乐山才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这次做书的活动，我马上就想到他。虽然他关注美食和美食节目，我做历史研究，表面上距离很远，其实有很多共同点——他拍的美食节目和我的历史研究都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我们都关注普通人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

《中国记事》和我过去所有作品都不一样，首先是把整个中国作为考察对象。1912—1928年是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时期，发生了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兴起等重大事件。读者可能会问，关于这个时段已出版了不少书，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过去我的研究主要靠中文资料，靠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记载和看法。历史学在发展，除了中文资料，还要看当时的国际媒体，我主要聚焦美国媒体，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看西方媒体那个时代怎么看中国，也就是西方人、美国人怎么看中国。

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了解深刻，但有时站在自己的角度，会看不到一些问题。西方作为“他者”来到中国，看到的可能是我们没意识到的，能给我们很大启发。

为这本书，我花了7年时间，加上收集资料总共15年。这些资料很早就在手上，但要解读、翻译，是一团乱麻——新闻报道、回忆录、旅行记、文章，要把这些资料汇在一起研读，形成完整叙事，特别费精力、费时间。原本想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时完成，工作量超预期，今年才和读者见面，出版后的反响也超预期，受到读者和读书界的关注。

电视剧 《觉醒年代》剧照

李磊：

陈老师的纪录片多是中国人视角，有时也有西方视角，您觉得王老师用西方文字资料呈现历史现场，和您用纪录片镜头呈现，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陈晓卿：

拍纪录片和王老师写书，很多工作方法一样，都是去伪存真，找最好、最真实的内容。

但有差异：王老师找的是写报道的人，这些人看到的是真相吗？可能有偏颇、有情绪，会站在自己立场陈述；而影像拍到了就很难篡改，却会被人挑刺辨真伪，哪些真、哪些假、哪些不在这个空间，比如王老师书里写的1919年北京的五四运动，现存影像就12秒左右，我们纪录片里常出现的学生拿着汇文中学标语，其实拍摄地是天津；但文字可能可以把这些模糊掉。

角度也很重要，我们过去多从中国人视角说自己的生活，会把让自己兴奋的生活表达得很充分，却忽略熟视无睹的日常；但外国人看我们的日常，会觉得特别新鲜。还有，过去我们作品里的外国人，都是强势的、打我们主意的 “外人”，比如过去我读了很多赛珍珠的书，却没看到过王老师书里描写的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时她的经历，原来她也会恐慌，和临城大劫案里的外国人一样，会害怕、觉得马上要死，这个角度特别新颖。

赛珍珠。摄于1932年。

资料来源：Genthe Photograph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王笛：

上次和陈老师一起做节目时，我觉得他像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一样做研究——先看文献资料，到一个地方先踩点，派人联系拍摄相关的人，做前期准备、考察，他们拍的影像，给人类学、历史学留下了珍贵资料。

现在看这些美食是了解今天的生活，但50年、100年后，这些就是历史记载。我从陈老师那儿学到很多，读他的书也有收获。过去我们研究历史以为只能从文献里发现，现在从陈老师他们拍的影像里也能发现历史，完全打开了思路。

02

中国发展有自己的内部动力

李磊：

陈老师说的文字和影像的区别，让我想到王老师的研究——王老师不认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一直从中国城市内部研究中国，比如成都街头文化，他还有本书叫《走进中国城市内部》，我们社出了修订本。

陈老师的《风味人间》，常通过食物的全球旅程、全球文化史视角表达理念，比如辣椒的全球旅程，辣椒也是川菜必需的配料。王老师的《中国记事》也写了燕京大学创办、民国学生去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为中国培养了顾维钧这样的精英，他们改变、推动中国的进步。

想问两位老师，这种食物流动和思想文化流动，对于构建日常的中国，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作用？

陈晓卿：

在我看来，人类食物的全球化旅程基本完成了。现在在中国能吃到全世界的美食，南非的冰草、新西兰的鳌虾等等这些食材，物流很发达。其实，一种食物刚到一个地方、打开局面，或被当地人彻底驯化，这类食物的故事在走向终结。

比如辣椒到匈牙利，当地人居然不知道辣椒是辣的，因为匈牙利辣椒被驯化得不辣了，他们吃不了辣；整个欧洲喜欢红椒粉，却不喜欢吃辣，食物像这样的旅程几乎要结束了，挺遗憾的，影像没产生前，这种遗憾更明显。

纪录片《风味人间》剧照

人类的思想也是这样，信仰、社会观念都在相互影响，中国影响西方，西方也影响中国。现在获取思想相对容易，不是最初破冰的时代了，但王老师的书恰好记载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王笛：

作为四川人，我对辣椒特别有感悟。人们一直以为四川人自古以来就吃辣椒，其实辣椒明朝才慢慢传进来，不是我们想得那么早。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常说的“传统的发明”，很多我们以为的传统，历史并不久。比如现在概念里的茶馆，20世纪初才形成。

我们常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封闭的、社会是停滞的，其实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和外界有联系——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便是最典型的实例。哪怕清朝闭关锁国时，澳门也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

19 世纪中国门被打开，中西方互动更密切。李磊老师提到的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说中国人的大变化是西方冲击下的反应，有一定道理，但历史学界也在思考：不能只看冲击和反应，中国发展有自己的内部动力，这种动力要从中国历史本身找，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怎么和现代化联系。

中国每一步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都和外界有关。从19世纪70年代第一批留美学生，到20世纪初日本成最大留学目的地，年轻人去寻找中国的未来，不管是经济、军事还是社会文化；民国时期更多人去美国、欧洲，把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科学技术带回来。

现在年轻人可以继续走向世界，我们也欢迎各国人来中国，互相交流很重要，尤其是民间交流——他们把文化带进来，我们走出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这种相互理解对未来、对世界和平都有重要作用。这本书虽只写到1928年，但能看到那种交流，比如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成立，都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历史学家 王笛（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03

BBC式、Discovery式的历史写作

李磊：

最初读完《中国记事》的书稿时，我深切地感到更多的人应该去读本书，去了解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陈老师的《吃着吃着就老了》，我读了很欢乐，因为陈老师写得太幽默了，而且也是有着中西地域、饮食和文化对比这样的视野。

两位老师都力图呈现真实——中国历史的真实和中国食物的真实，想问在写作方法上，抵达真实的路径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王笛：

陈老师的《吃着吃着就老了》我认真读了，很喜欢，过去我没觉得吃有这么多门道。看到书名，我还跟陈老师开玩笑，想到自己 “写着写着就老了”（笑）。确实，一晃就到老年，写作过程也是自我成长、自我陶冶的过程。

我和陈老师都关注细节，但我关注的是文字记载里的细节——过去怎么记录日常的柴米油盐，陈老师关注的是实际生活。我也去过很多餐馆，就是为了吃饭，陈老师去餐馆会研究口感、经营、食物来源、制作者，留下自己的感受。

他的《吃着吃着就老了》是一篇篇短文汇成的，其实是现代中国食品的记录。我研究历史，通过文字找日常细节，但正如刚才陈老师提到的，文字记载和真实历史有距离，这是历史研究的大挑战。

王笛作品 《中国记事（1912—1928）》

比如西方人来中国，记录某个事件、人物、社会现象甚至日常，其实是 “透过他者的眼睛看中国”，他记载的不一定是全貌——按我的体会，这就是他 “记下的历史”。今天能看到各种角度的记录，我把这些都看成 “文本”，是透过记录者的观察。历史研究怎么用这些文本？我把它当成一种说法，可能别人有别的记录。

作为历史研究者，会把这些文本当基本参考资料，但最后判断还是靠历史写作者自己——我作为研究主体，怎么理解这段历史，通过文献、档案资料做判断。所以我的作品，从不敢说这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局限，受教育、意识形态、地域、家庭、教育水平等影响。

《中国记事》是我基于对这段历史、这些资料的理解写的，供读者参考。历史是开放、包容的，没有标准答案，而是要通过历史思考“为什么会发生”“对今天、未来有什么影响”。

陈晓卿：

王笛老师是我特别敬佩的学者，他的书是严谨的学问，把我的东西和他比，我特别羞愧。我的《吃着吃着就老了》就是小作文、小品文，当年为了挣外快给报刊写的，写得轻浮；李磊老师说 “幽默”，其实就是逗乐，完全没法比。

但拍纪录片和王老师研究历史，在接近真实的方法上有很多共通点。

很多人拍片是有个想法就拍，我们不是，制作时间要三等分：三分之一田野调查，三分之一拍摄，三分之一后期剪辑，就是为了最大程度接近食物的真实背景、真实知识传播。

纪录片导演 陈晓卿（张春渝拍摄）

在这个行业做久了，会有底气判断哪些有虚构、虚假成分，哪些是真的好吃——发自内心觉得好吃，才愿意加旁白。我们接近真实的方法就是这样，靠经验判断。

王笛老师走的那天，我开两个多小时车，带他去岷江峡湾边的村子，没提前打招呼，有啥吃啥，他赞不绝口，说“今天恨自己胃太小”，这就是我们接近真实的方式。

王老师说这本书是大众阅读的尝试，从写作方法上，我想和他探讨：《中国记事》掌握了大量国外报道中国的资料，去伪存真，用第三者转述、无一字无出处的方式写，更像上帝视角看中国——有点像 BBC 纪录片，比如马赛马拉“春天到了，到了交配的季节”，是上帝视角，看不见摄影师，只能听见大卫・爱登堡的配音。

但书里有一章不一样，不是BBC式的，是Discovery式的——有人带你旅行，就是讲王国钧的部分，不仅写了巴黎和会，更重要的是王老师成了故事讲述者，把自己寻找的时间线铺进去，像Discovery纪录片，比上帝视角的BBC多了沉浸感、代入感，换个比方说，就像我们团队的作品《风味人间》和《我的美食向导》的区别。《我的美食向导》是我带大家找，我也希望王老师的书里有更多“他在场”的叙事。

纪录片《风味人间》

王笛：

陈老师讲到，我们沿岷江崎岖山路开两个多小时找美食，背后有个故事，我想分享一下：陈老师的朋友说 “千万不能拍摄、不能写文章、不许发微博”，因为她想保护那个地方——知道陈老师有影响力，一旦大家蜂拥而至，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风味店，可能会毁掉。

有这么一批人，像陈老师，是真的喜欢，把食物、地方文化当日常里珍贵的东西，想保留下来。随着商业化、现代化，我们的城市、文化都在变，我作为历史研究者，关注城市，也在尽自己的努力。

04

写历史，就像拍电影

李磊：

《中国记事》写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也写了很多来中国的西方人，王老师常从某个人物先进入某个城市写起，比如赛珍珠、史迪威、司徒雷登、鲍威尔、阿班先进入哪个城市，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那么，您觉得他们所发现的城市，和我们过去所知道的中国城市相比，有什么新的认识呢？

主持人、《中国记事》责任编辑 李磊

王笛：

我写这本书时，一直想关注个体对重大事件的观察——过去讲重大事件，很少关注个体，我就通过某西方人的眼睛看城市。

比如《纽约时报》首席记者阿班，北伐战争前夕到广州，当时广州正处于省港大罢工——五卅运动后的反帝、反殖高潮，他记录的小细节，让我对历史的理解多了大历史看不到的东西。举个例子，阿班到广州后，去杂志社见一个编辑，编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劝你，以后进广州千万别穿短裤，穿短裤会挨打。为什么？因为当时反英国殖民主义情绪最高涨，只有英国人才穿短裤。

再如，阿班被《纽约时报》派到北京，周薪50美元，却租了一座五进的大院，只要30元（中国元），折合12美元。院子的北门是入口，阿班写为“Elephant’s Nose Water Hole”，翻译过来是 “象鼻洼”，应该离故宫不远，因为他提到清代时宫里会把象牵到水井边喂水。正门其实是南门，从南门进套着五个院子，一个人租这么大一片房子，很有意思。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从这些细节能了解民国时期外国人在北京的生活，比如租房成本、雇仆人多少钱、雇轿夫多少钱，这些都是我写作时想加的日常细节。哪怕有大的政治运动叙事，也要有日常细节。

写历史像拍电影，要有远景、中景、近景，还要有特写。看《风味人间》《舌尖上的中国》，我觉得拍摄手法很新奇，比如锅里煮东西的特写，甚至蒸东西的蒸汽，我都好奇“是不是把镜头放进去拍了”。

陈晓卿：

我看《中国记事》时，感到最新颖的也是广州，比如王老师刚刚提到的阿班不能穿短裤的细节。从书的时间线看，开篇的广州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广州，记者写“广州街上锅里煮着猫肉，门梁挂着狗肉，挂着剥了皮的狗”，我20世纪80年代去广州还是这样，能看出广州是“耽于食色的烟火之城”。广州人很现实，太懂享受，不喜欢闹革命——闹革命的都是乡下人，康南海、梁新会、孙中山都是乡下人，广州人不问政治，只要不影响吃喝玩乐就行。

但读到书快结尾，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变了——国民政府做了民族主义动员后，大家对英帝国主义特别仇视，以微观史见长的王老师，最后还算了笔账：当时广州有多少工人参与罢工，每天要一顿早餐粥、两顿饭，每天开销多少，一年大概 400 多万美元，这些费用部分由政府来出，写得很细。再看当时的广州街头，不再是煮猫、挂狗，而是义愤填膺，像个富家少年突然成了理想主义者，这让我对广州有了新认识——原来它还能这样。

王笛：

我再补充南京的例子。赛珍珠住在南京，当时南京是国民政府首府，开始大拆大建，赛珍珠特别反感——好好的房子、好好的路，说挖就挖，当时的城市建设根本没考虑老建筑。赛珍珠作为西方人，觉得老建筑、老房子很珍贵，甚至说 “想冲上去制止，但又想自己是外国人，能制止吗”。

王笛作品 《中国记事（1912—1928）》

赛珍珠写《大地》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因为真实——写了当时中国农民的困苦、坚韧，还有家庭。赛珍珠观察的中国，印证了我近年常说的——文学家也在记录历史，我们历史研究者别以为只有自己才记录历史。这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文学家，用文学形式写的故事，也是当时珍贵的社会和历史记录。

05

妇女和儿童，她们不“装”

李磊：

刚才王老师提到赛珍珠，《中国记事》里有一章写她在南宿州的生活。巧的是，安徽宿州是陈老师的老家，陈老师老家灵璧县，现在属于宿州。想问陈老师，王老师写的赛珍珠故事主要根据她的回忆录，您觉得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地的人民和生活？

陈晓卿：

其实“南宿州”的名字还有说法——黄淮海地区的中原口音里，宿州叫“xu 县”，写出来是“虚”，而徐州也叫“xu州”，两个地方离70公里，当地人就叫 “南宿州”“北徐州”，赛珍珠可能没弄明白。还有个小谬误，她总写“华北小城”，其实是淮北的误读——淮河以北不算华北，到河南新乡以北才是华北平原，宿州这边是中原地带。但这些小谬误不影响，赛珍珠对我们那儿还是很了解的。

赛珍珠书里写的人物都很可爱。我大前年回了次老家，城市基础设施变太多，原来的家找不到了。只有和故旧、熟人、同学、亲戚坐一起吃饭时，才发现赛珍珠写的东西又回来了——比如我同学，就算读了大学，也会叫自己丈夫“我们家那个不中用的”，现在还这样，其实她丈夫挺中用的，就是自谦。

《纽约时报》关于赛珍珠去世的报道。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73。

我跟学社会学的小助手说过这个感受，她说社会学里有个词叫“文化堕距”——技术性、生产性、工艺性、科学性的东西，是物质性的，变化快；非物质性的东西，比如认知系统、观念、食物、方言，变化慢。现在看赛珍珠的故事，能感受到：物质层面我们变了很多，但非物质层面，中国人的精神部分还在。

李磊：

《中国记事》里，王老师写了多种女性角色，比如有个小媳妇跟赛珍珠说“我和丈夫在人前不好意思说话，晚上回卧房也很少说话”，这写出了民国安徽农村女性的这种自我束缚感；同时王老师还写了很多勇敢的女性投身政治运动。王老师在《那间街角的茶铺》里，也写了女茶房、女艺人、女顾客等多种女性角色，还画了一幅独立自信的民国知识女性坐茶馆的画。王老师能谈一下民国时女性的性格转变以及她们的作为吗？

王笛：

我在书里花了不少笔墨写女性，因为过去中国历史书写里，二十四史都是男性主导——帝王、英雄，近代也是政治家、知识精英，几乎都是男性占历史舞台，这很不公平。中国任何时期，女性都占近一半人口，为民族延续做了很多贡献，可为什么她们从历史里消失了？我写作时就想弥补这个不足。

写女性最大的困难是历史资料少，有时要靠文学作品，或西方人的记录，才能看到当时的中国女性。比如《中国记事》写1921年广州的南方政府，过去我们觉得南方政府开明，但看细节会发现不是这样。

《纽约时报》有篇长篇报道，说1921年南方政府公布的选举法，没限制妇女投票，说“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但南方议会后来专门改法律，要取消妇女投票权。当时很多妇女向议会请愿，找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甚至找孙中山，还冲进议会，要打保守议员。

这个细节一方面能看到民国女性在争取投票权、想参与政治，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就算是开明的南方政府，排斥女性、取消妇女投票权的观念还是主流，最后议会还剥夺了妇女的投票权。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过去写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基本只讲南北战争、南方政府、北洋政府，忽略了妇女的角色。其实从辛亥革命开始，妇女就在社会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社会在进步，但太慢了，妇女连进公共空间都难，别说政治舞台了。刚才李老师提到我的《那间街角的茶铺》，书里写抗战时期，妇女在茶馆当女招待，好不容易进去了，最后被政府用法令禁止了。研究女性在近代的角色虽然难，但是顺着那些蛛丝马迹，就能发掘到有意义的故事，对认识近代女性的作用很重要。

李磊：

陈老师的《吃着吃着就老了》，写了很多独立的、和男性平等的现代女性，她们在和男性交往时是自如的。您能谈谈对王老师笔下民国女性形象以及您拍摄到的女性人物的认识吗？

陈晓卿：

王笛老师写女性的文字，比写男性更有力量、更有魅力，这是他的长处。其实我们拍片时，也总被妇女、儿童吸引，因为他们不像男性那样“装”，不那么掩饰情感。

《风味人间》拍过一个做酸粥的老太太，在山西黄河中间的娘娘滩，原来当地有100多户人，现在只剩四五户，都搬走了，生活太不方便。老太太养了3个孩子，每周都有其中一个孩子一家回来看她，给她做饭、送粮食，她就守在那儿，只有一只小花猫陪（小猫叫花花，她一叫花花，那只小花猫就跳到她身边，趴在她身边）。

太行山区还有一家三口种谷子，妇女早早起来摊鸡蛋饼，还带着驴子，驴子通人性，会有表情，甚至像会笑。

我们还在山西拍过一个种莜麦的妇女，叫金杏花，张口就能唱歌，中国人唱歌不爱说自己，但她唱“你说你那金杏花离开了四汇村”，把自己名字编进去，特别真实，这就是我们遇到的日常——越不掩饰情感，我们就越爱拍。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剧照

但赛珍珠写我们时，有时会让人刺痛——她的文字里全是对中国的同情、悲悯，还不隐瞒观点，像王老师说的，她想阻止对南京的拆迁，又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她还评价南宿州的乡下人“大都善良，但不够诚实”。外国人说“中国人不诚实”，我心里会刺痛，但我也亲眼见过这些事，就是不会主动说。这有点像校友之间——自己能骂母校，邻校骂就不行，我们可能就处在这种文化的怪圈里。王笛老师的书，刚好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读者：

陈老师和王老师都关注日常细节。想请问两位老师，大家熟悉的日常，到底是什么地方打动人？

王笛：

日常打动人，是因为过去历史书写不关注个体——总写“人民”，但把人民当群体、群众、大众，看不到个体。当我们关注个体，会为他的命运感动。

举个《中国记事》的例子，过去觉得传统社会女性没地位，是男权社会，但赛珍珠写过一个她家里的女仆。有天早上，赛珍珠听到楼下吵闹、打门，下去一看，是女仆把前男友关在地下室——因为男的不愿跟她交往了。后来几经周折，他们结婚了，男的又想跑，女仆又把他抓回来关着。这种事和我们过去了解的女性不一样——这个女仆很有自主性，为自己的利益跟男人抗争，还敢把男朋友关起来，和 “男人决定一切”的社会认知，差别很大。

这种个体的日常故事，看着是赛珍珠家的小事，却能让我们懂历史的复杂性 ——有“例外”。我们总觉得历史有标准答案，比如“女性在底层、是被动的”，但民国时有的妇女已经能主动抗争，像争取投票权的那些人，她们也在找幸福、争权利，不总是消极的。所以个体故事能让我们对既定的历史结论，有新思考，甚至重新思考。

电视剧 《觉醒年代》剧照

陈晓卿：

和王笛老师交往，不管是读他以前的书，还是《中国记事》，或是聊天，都能学到很多。王老师是老知青，我们拍片的地方，刚好是他当年插队的区域，甚至是他祖父工作过的地方，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我们摄制组在他到之前帮他找到的——有块牌子上面有他祖父的名字，我们拍了照给他。

我和王笛老师岁数差不多，长在“英雄时代”，小时候被灌输很多“大意义”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我们接触到很多社会科学内容，尤其是喜欢历史的人，八九十年代都系统读了国外不同历史流派的书，发现历史有不同的讲法。

王笛作品 《中国记事（1912—1928）》

人类历史到底是什么构成的？是英雄传奇，还是普通人的日常琐碎？我喜欢后者，能让我们看到“无尽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相关”，看到生活像扇面一样展开，生活的艰难、生命的坚韧，都在这些细碎细节里。

所有历史都藏在普通人身上，把“人”的故事讲完，才能讲好“历史”的故事——无非是生和死、爱和恨、欢聚和别离，全世界的纪录片、电影、戏剧，讲的都是这些。

本文由李磊、刘欣慧整理，经讲者修订。

王笛 |《中国记事（1912-1928》|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公众号封面来源：纪录片《风味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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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李 磊

复审：薛子俊

终审：赵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