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一学生遭校园欺凌认定难、父亲为子维权反被送进精神病院！

一、“他被起了外号，怎么就不算欺凌？”

2024年9月，安徽合肥市民刘显文发现，16岁的儿子小锦（化名）突然拒绝上学，整夜失眠，甚至出现自伤行为。

原因令人痛心：在他就读的润安公学九年级某班，从八年级起，多名同学持续给他起侮辱性外号——“倒三角”“JB男”“不再爱”，并在教室、宿舍、食堂当众反复叫喊。他还被孤立、排挤，据小锦讲，有同学威胁他“不听安排，就把我带到厕所揍”。

小锦原本性格开朗、成绩优异。这场长达一年的“语言暴力”，让他被医院诊断为“心境障碍”，医生建议心理干预。

刘显文多次找学校交涉。2024年9月，校长程某某亲笔写下承诺书，承认：“学生因被起外号、孤立、排挤，造成心理伤害，不愿上学。”并承诺“安排专人跟进处理”。

可这份承认，并未换来任何制度性回应。

学校既未启动欺凌认定程序，也未成立法定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教育局未介入，公安立案后却称：“不构成公然侮辱，没有违法事实。”

于是，一场本该由学校和教育系统解决的欺凌事件，一步步滑向更深的泥潭。

二、报警、调查、终止——欺凌为何总“不成立”？

2024年9月24日，刘显文拨打市长热线反映问题。警方当日以“刘小锦被侮辱案”立案。

随后两个月，芙蓉派出所对6名学生、6名老师做了笔录，调取了微信记录、病历等材料。2025年1月7日，却作出《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理由是：

“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刘显文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维持原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驳回。

法律明明写得清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学生欺凌包括“通过语言实施侮辱，造成精神损害”；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二十一条：明确将“起侮辱性绰号”列为欺凌行为；安徽省教育厅《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指引》也强调：“不应以‘玩笑’‘打闹’为由淡化处理”。

为何法律白纸黑字，执行却寸步难行？

关键在于：公安机关将校园欺凌机械套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公然侮辱”的刑事/治安标准，忽视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特殊保护逻辑——欺凌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下的持续性伤害，而非单次言语是否“够格”违法。

学校自己都承认存在欺凌，却因未走法定认定程序，导致家长在法律上“拿不到证据”，维权陷入死循环。

三、带儿子看精神科，自己却被关进封闭病房

2024年12月11日，刘显文独自前往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省精神卫生中心），想解决自己的睡眠问题。在向医生讲述了自己睡眠不好主要是因为孩子的问题后，医生建议他带孩子来看看，于是，他返回家带上儿子，又来到医院。

他希望医生能出具专业意见，佐证孩子因欺凌致病。但沟通过程中，他与医生发生激烈争执。

据院方事后陈述，刘显文“情绪激动，扬言要开车撞人，特别是要去润安公学撞人”。护士随即报警。

派出所民警赶到后，依据《精神卫生法》第28条——“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公安机关应送医诊断”——将其强制送往医院。

次日凌晨，刘显文被收治入封闭式男病区。

他在笔录中回忆：

“医生问我是不是扬言撞人，我说没有。但他们说警察送来时写了这个理由……后来我为了配合，就说‘可能我当时情绪激动说了气话’。但那不是我的本意，更不是事实。”

• 入院仅一天，他即被出院，院方未确诊其患有任何精神疾病；
• 医生在病历中写明“非精神病性障碍”，建议“回家休息”；
• 但他已被强制服药、限制人身自由近24小时。

一次门诊争执，竟换来“被精神病”的经历。

四、“报假警”？警方回复：我们相信医生

2025年6月，刘显文正式向派出所报案，控告医生吴某“谎报警情”，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

警方受理后，对吴某及三名医护人员做了询问笔录，并调取了门诊记录。2025年7月2日，作出决定：

“没有违法事实，终止调查。”

理由是：刘显文确有“表露极端行为倾向”，吴某报警内容属实。

蜀山区政府2025年11月的行政复议决定，同样维持原判。

《精神卫生法》的初衷是保护高风险人群，而非成为压制异议的工具。若仅凭医生主观判断即可启动强制送医，公民的人身自由将面临巨大风险。

而更深层的问题是：一旦被贴上“疑似精神病”标签，当事人在后续所有维权中都将处于天然劣势——“你说的话，没人信”。

五、困局背后：制度为何失灵？

这起事件暴露了当前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多重断裂：

1. 欺凌认定机制形同虚设。学校承认欺凌，却不走法定程序，导致家长无法获得有效证据。
2. 执法机关认知错位。公安将欺凌等同于治安违法，忽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优先适用。
3. 精神卫生执法缺乏制衡。强制送诊依赖单方陈述，缺乏独立评估与申诉渠道。
4. 部门间推诿责任。教育、公安、卫健各自为政，无人统筹协调，家长只能“多头碰壁”。

六、不能让维权者流血又流泪

如今，小锦仍在接受心理治疗，已辍学半年；刘显文则奔波于信访、复议、诉讼之间，身心俱疲。

他曾哽咽着问：“如果连起侮辱性外号都不算欺凌，那什么才算？如果我为孩子讨公道，就要被关进精神病院，那以后谁还敢站出来？”

这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对整个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拷问。

这些问题，不该由一个父亲独自承担。

《未成年人保护法》《精神卫生法》《学生欺凌防范处置工作指引》……这些法律和政策文件早已出台，但若执行者选择性忽略、机械适用、甚至滥用权力，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只是纸上的空文。

我们呼吁：

1、教育部门立即督促润安公学依法认定欺凌事件；

2、公安机关重新审视“欺凌”与“违法”的边界，尊重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

3、卫健部门对强制送诊程序开展专项督查，防止精神卫生法被工具化；

4、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让维权不再“踢皮球”。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位家长都不该因维权而“被精神病”。

如何让“防治校园欺凌”不再是一句口号？如何确保《精神卫生法》不被异化为压制维权的工具？这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更考验法治社会的成色。

来源：卫国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