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底的南京,陈布雷在修改蒋介石演讲稿的时候接到了毛人凤的电话。当听到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为有共党嫌疑从北平解押到南京的事情时,他沉默了几秒钟,只是说要依法办理。挂断电话之后,他推开稿纸,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内容是关于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应该定什么罪,任凭发落。他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绝情的表态,却成为了最为精妙的营救策略。
陈琏早就出现了叛逆的苗头。在1939年于重庆读中学的时候,她偷偷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还想要前往延安。周恩来对她进行了劝阻,说道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如果她的父亲要是来要人该怎么办。之后这位姑娘考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和党总支书记袁永熙一起开展地下工作,就连恋爱也带有革命任务的色彩。陈布雷实际上察觉到了一些相关的迹象。在1947年的时候,他的女儿写信说要结婚,他特地委托北平副市长去了解女婿的背景情况。当听说袁永熙有点左倾但是为人正派的时候,他还自我安慰,左倾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了。
他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疑心病。如果在这个时候去求情,反而会被人认为他纵容通共。还不如表现出大义灭亲的姿态,让蒋介石觉得自己能够掌控全局。果然蒋介石宴请胡适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你的女儿女婿不是共产党,而是“民青”成员,带回去好好进行管教。这种较高地举起然后又轻轻地放下的处理方式,是官场之中的一种默契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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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去思考的是陈布雷接下来所采取的行动。
他将女儿和女婿接回之后,把袁永熙安排到中央信托局担任专员。陈琏回到浙江老家准备生孩子。表面上是进行严格的管教,实际上是为他们提供可以隐藏起来的空间。一直到1948年冬天夫妇俩重逢,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继续潜伏在陈布雷的身边。这样的安排好似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妥协:陈布雷保住了自己的亲人,地下党多了一层保护,蒋介石维持了表面的体面。
当我再次回头去看那条被随意处理的短信时,它却好像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守护。
陈布雷运用冷淡且生硬的外交话语,为女儿开辟出一条生路。陈琏借助果断的信仰抉择,完成了对父亲沉默的理解。这种中国式亲情的曲折呈现,比任何戏剧冲突都更为真实。如同陈布雷曾向邵力子感慨的那样:国民党败坏在“钱”和“权”之上。他看清了体制的弊病,但是最终却被困于士大夫的愚忠之中。
或许在历史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形:最为有效的保护,有的时候就隐藏在那种看上去很无情的姿态里面。陈布雷所具有的那种杀机,难道不也是一种父爱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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