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的“文胆”陈布雷，得知女儿涉嫌通共后，要求毛人凤枪毙

1947年9月底的南京，陈布雷在修改蒋介石演讲稿的时候接到了毛人凤的电话。当听到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为有共党嫌疑从北平解押到南京的事情时，他沉默了几秒钟，只是说要依法办理。挂断电话之后，他推开稿纸，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内容是关于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应该定什么罪，任凭发落。他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绝情的表态，却成为了最为精妙的营救策略。

陈琏早就出现了叛逆的苗头。在1939年于重庆读中学的时候，她偷偷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还想要前往延安。周恩来对她进行了劝阻，说道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如果她的父亲要是来要人该怎么办。之后这位姑娘考进了西南联大地质系，和党总支书记袁永熙一起开展地下工作，就连恋爱也带有革命任务的色彩。陈布雷实际上察觉到了一些相关的迹象。在1947年的时候，他的女儿写信说要结婚，他特地委托北平副市长去了解女婿的背景情况。当听说袁永熙有点左倾但是为人正派的时候，他还自我安慰，左倾的青年一般比较正派，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了。

我个人认为，陈布雷那封短信之中饱含着老派文人的生存智慧。

他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疑心病。如果在这个时候去求情，反而会被人认为他纵容通共。还不如表现出大义灭亲的姿态，让蒋介石觉得自己能够掌控全局。果然蒋介石宴请胡适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你的女儿女婿不是共产党，而是“民青”成员，带回去好好进行管教。这种较高地举起然后又轻轻地放下的处理方式，是官场之中的一种默契体现。

但真相比表面复杂。陈琏夫妇被捕，是因为北平地下电台被军统破获。特务在搜查的时候发现袁永熙的名片，然后顺着这一线索找到他们。但是两人在狱中没有暴露真实的身份，仅仅承认参加民主青年联盟。这样的分寸感，或许和陈琏特殊的成长环境有关系。她既熟悉国民党高层的思维模式，又坚守地下工作者的纪律。

更值得去思考的是陈布雷接下来所采取的行动。

他将女儿和女婿接回之后，把袁永熙安排到中央信托局担任专员。陈琏回到浙江老家准备生孩子。表面上是进行严格的管教，实际上是为他们提供可以隐藏起来的空间。一直到1948年冬天夫妇俩重逢，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继续潜伏在陈布雷的身边。这样的安排好似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妥协：陈布雷保住了自己的亲人，地下党多了一层保护，蒋介石维持了表面的体面。

历史常常并不完美。在1948年11月的时候，陈布雷吞药自尽。他的遗书中称自己如同油已经耗尽、灯即将熄灭一般。而陈琏在文革初期被逼迫迫害从而跳楼，在临终之际还拿着那本他最为喜爱的《门槛》。这父女两人的悲剧，仿佛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不定。当忠诚和理想相互背离的时候，就连血缘都变成了沉重的约束。

当我再次回头去看那条被随意处理的短信时，它却好像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守护。

陈布雷运用冷淡且生硬的外交话语，为女儿开辟出一条生路。陈琏借助果断的信仰抉择，完成了对父亲沉默的理解。这种中国式亲情的曲折呈现，比任何戏剧冲突都更为真实。如同陈布雷曾向邵力子感慨的那样：国民党败坏在“钱”和“权”之上。他看清了体制的弊病，但是最终却被困于士大夫的愚忠之中。

或许在历史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形：最为有效的保护，有的时候就隐藏在那种看上去很无情的姿态里面。陈布雷所具有的那种杀机，难道不也是一种父爱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