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被杀，川普下台，还有中国使馆被炸，也应该都是他们干的？

在华盛顿国会山不远处的一栋不起眼建筑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办公室与五角大楼遥遥相望。

一位前国防部高级官员刚刚离开政府职位，转身成为这家军工巨头的说客，这是美国政治舞台上不断重复的权力旋转门。

不久前，特朗普任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人小罗伯特·肯尼迪公开承诺政府将“彻底透明”，却依然无法平息民众的疑虑。

这样的场景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已成为常态。超过四成美国人坚信，这个国家实际运行的方向盘并不掌握在民选总统手中。

在美国，41%的民众确信“深层政府”的存在，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肯尼迪遇刺案背后有更多参与者。这些数字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民众对政府长期失望情绪的量化体现。

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指出：“如果人们感到失控、恐惧或被抛弃，往往更容易受到阴谋论的影响。”

这种心理状态在美国社会广泛存在。每当政府行为与公众利益出现明显偏差时，怀疑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历史给了美国人充足的不信任理由：从伊拉克战争的虚假借口到大型制药公司的药品丑闻，从情报机构与黑手党合作到在囚犯身上进行秘密实验。这些被揭开的黑幕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政府的高“不透明”程度导致其深陷塔西佗陷阱，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什么都会被怀疑是谎言。

“深层政府”的核心运作机制被称为“铁三角+旋转门”。这个三角由国会、国防部和军工企业组成，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和职位交换形成利益闭环。

据数据显示，过去8年间，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向国会议员的政治捐款超过8700万美元。

这些资金主要集中在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拨款小组成员身上，确保国防预算持续流向军工企业。

旋转门机制同样令人震惊。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21年，有近700名前政府官员、高级军官和国会议员在离开公职后为大型国防承包商工作。

这些前官员摇身一变成为注册说客，凭借在政府内部的人脉和知识，为军工企业争取更多合同。

美国总统看似权力顶峰，实则常受制于深层势力。历史上，多位试图挑战既有秩序的总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阻力。

特朗普上任后曾公开抨击军工复合体的浪费行为，批评F-35战斗机项目“完全失控”，并迫使承包商下调价格。

表面上他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美国国防预算在他任内仍稳步攀升，军工企业的利润未受实质性冲击。

拜登政府内部的多位高官与军工企业关系密切。国防部长奥斯汀曾是雷神公司董事，国务卿布林肯曾为波音提供政策咨询。

这些人事安排揭示了一个现实：军工复合体已深度嵌入美国政治决策层。

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层次裂痕正日益显现。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研究发现，普通美国公民的参与对政府政策“几乎没有独立影响”。

真正对美国政策产生实质影响的是“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组织团体”，这种模式更接近寡头统治而非民主。华盛顿的所谓“代议民主”中，唯一真正被代表的是大企业利益。

据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显示，2024年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为79，而美国仅为46。

在一个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持续低迷的体制下，政策的连贯性和执行力都会受到影响。

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呈现出明显的连贯性特征，不受政党轮替影响。从特朗普到拜登，再到特朗普2.0，政策核心始终是抑制中国的战略竞争力。

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已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基调，采取“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这种政策连贯性表明，对华强硬已成为美国政界的集体共识。

美国正通过“小院高墙”“友岸外包”等手段，试图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并将中国长期束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这种战略的核心是维持美国的科技霸权地位。

美国资本体系内部存在深刻分裂。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全球资本与本土资本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分裂正在影响美国整体的政策方向。

科技巨头的崛起正在重塑军工复合体的格局。硅谷新贵如帕兰提尔公司市值已达到洛克希德·马丁与波音的总和，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无人机技术成为现代战争的新前沿。

传统军工企业面临供应链压力。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导致F-35等项目成本上升，引发洛克希德·马丁等企业的不满。美国军工复合体正在从传统的“铁三角”向更复杂多元的网络演变。

一位曾在中情局工作的前特工私下透露：“有时我们接到指令，却不知道指令的源头。”这句话或许道破了美国政治运作的某种真相。

当民主选举成为每四年一次的盛大表演，当选民手中的选票不再能决定国家的航向，这个自诩为“民主灯塔”的国家，其政治本质究竟是什么？

社交媒体将人们推入一间间“回音室”，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相互嘲笑。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41%的美国民众选择相信那个看不见的“深层政府”。这是民众的偏执，还是体制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