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寡妇写信问丈夫身份，石沉大海，反被安排工作，34年后档案揭秘：她丈夫，周总理挂念了半辈子

1950年，一个叫廖素丹的寡妇，给中央递了封信。

她就想问问，15年前在武汉被枪毙的丈夫潘文郁，到底算个啥身份？

信，石沉大海。

可没几天，湖北省委却来了通知，让她去保育院托儿所上班。

廖素丹彻底蒙了，这算哪一出？

01

这事儿吧，得从1935年3月3号那天扒起。

武汉，黄昏，天色要黑不黑的，几声枪响划破了徐家棚的宁静。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潘文郁，因为“通共”的嫌疑，被国民党特务给办了。

消息传到廖素丹耳朵里，她当时正带着两个娃，一听丈夫没了，当场就一口血喷出来，人就昏死过去了。

等她醒过来，啥也不管了，也不顾亲戚朋友怎么劝，连夜就奔着武汉去了。她不为别的，就想把丈夫的尸首给领回来。

可到了武汉，她连潘文郁的面都没见着。张学良这位“少帅”，自知理亏，压根没脸见这个“老师”的遗孀。

他派了个副官，转告廖素丹，说潘文郁的尸首，已经被南京那边来的人给收走了。

这不明摆着是托词嘛。副官看她孤儿寡母实在可怜，又递过来一笔钱，说是张学良的“亏欠”，让她回湖南老家，好好把娃拉扯大。

廖素丹心里明镜似的，她丈夫潘文郁，明面上是张学良的人，可背地里是在给共产党干活。她拿着那笔钱，心里五味杂陈，最后只能抱着俩娃，逃回了湖南老家。

从1935年到1949年，这十几年，廖素丹一个妇道人家，拉扯两个儿子，那日子过得叫一个难。

为了生计，她当过清洁工，给大户人家当过保姆，也去小学当过教员。最难的时候，她把潘文郁留给她的纪念物，都拿去变卖了，才勉强撑着没让孩子饿死。

好不容易熬到了武汉解放，廖素丹觉得天亮了，军管会安置她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她寻思着，是时候给丈夫讨个说法了。这才有了开头那封给中央的信。

可信写出去了，左等右等，就是没个准信儿。就在廖素丹快绝望的时候，湖北省委的通知先到了，调她去省保育院托儿所上班。

这一下，廖素丹是真糊涂了。丈夫的身份还没个着落，怎么突然就给安排上工作了？是哪个组织出面的？图啥呢？这一切，都成了个解不开的疙瘩。

她哪儿知道，就在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就亲自发了电报到武汉，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找到潘文郁的家属，并且要按照烈士家属来对待。

可命运这玩意儿，就爱跟人开玩笑。

廖素丹那边刚安稳没几天，一个晴天霹雳就砸下来了。有关部门在核查潘文郁的档案时，发现他有过“脱党”的记录。

这还了得？“脱党”，在那会儿，跟“叛徒”基本就能划等号了。

这顶“叛徒”家属的帽子，一扣就是几十年。廖素丹因为这事儿，急火攻心，一度半身不遂。她的两个儿子，本来前途一片大好，也都受了牵连。

大儿子潘湘生，原本在解放军政治学校教书，因为他爹这“叛徒”问题，被迫转业到了地方。

小儿子潘平生，参加过抗美援朝，在空军武汉机场干得好好的，也因为这事，被弄到了武汉开关厂。

1976年，廖素丹病重。俩儿子跪在床边，最后问了她一次，爸到底是干啥的？

廖素丹流着泪，告诉儿子们，他们的爹，是跟着她一块儿为党工作的，最后也是为党牺牲的。但具体是哪个组织的，她也不知道，潘文郁生前，对她全都保密。

她到死，都攥着两个疑问：第一，丈夫到底是不是“叛徒”？第二，当年那个“神秘”的工作，到底是谁安排的？

02

潘文郁这人，是个地道的牛人。

1906年，生在湖北汉江边襄阳东津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这地方有历史底蕴，潘文郁从小就爱学习，写得一手好文章，文采飞扬。

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进了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学校里，他碰上了萧楚女。萧楚女是恽代英带上道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传到襄阳的第一人。

萧楚女当时在学校里领导学潮，潘文郁二话不说就投身进去了，成了积极分子。

1923年，潘文郁转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两年后，“五卅惨案”发生，湖北学生都怒了。潘文郁已经是湖北学联的骨干，又杀回第二师范，领导学生运动。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会儿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潘文郁受董必武的派遣，回襄阳搞党务，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

他利用这个身份，很快在鄂北建立了第一个国民党小组，紧接着，他又把这些人发展成了共产党员。这操作，简直是把国民党的编制，干成了共产党的事儿。

当年秋天，潘文郁和伍修权等11个湖北尖子生，被选拔到莫斯科去学习。

去哪儿呢？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地儿，懂的都懂，那会儿能去这儿的，都是宝贝疙瘩。潘文郁还是第一批，可见组织多看重他。

潘文郁学语言有天赋，俄文水平蹿得飞快，到莫斯科才一年，就被聘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俄文翻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内白色恐怖严重。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只能改在莫斯科近郊开。

出席“六大”的代表一共142名，潘文郁也是其中之一。他凭借出色的俄文水平，在会上既是代表，又兼着翻译。

给谁当翻译？周恩来。

他的俄语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的赞赏。会后，潘文郁作为中共派往第三国际组织的秘书长，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

03

1928年年底，潘文郁根据指示，回上海参加工作。

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还兼任党刊《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

我刚查了一下，《红旗》一共出版126期，潘文郁一个人就发表了64篇文章。这“笔杆子”的含金量，太高了。

在李立三与向忠发主持中央工作时，潘文郁已经负责起草重要文章。1930年7月，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成立，年纪轻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转折，很快就来了。

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潘文郁当时被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负责地下联络。

屋漏偏逢连夜雨，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叛变了。

廖化平一叛变，河北省委所属的机关几乎被一锅端。

因为不知道廖化平叛变，潘文郁在1931年7月21日，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接头。他前脚刚进门，后脚就被国民党北平特务给按住了。

审讯他的人里，就有叛徒廖化平。

潘文郁刚开始还咬死不承认，可廖化平在场，所有的掩饰都没用了。潘文郁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廖化平知道潘文郁在党内的分量，急着拿他当投名状。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黎天才。

黎天才，早年也是共产党，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27年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没扛住严刑拷打，招了，从此投靠奉系。

郭松龄反奉之后，张学良认为黎才天是个人才，就拜他为师，许以高官厚禄。

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但很少出卖自己以前的同志。在得知潘文郁被捕后，他当即利用职权保释了潘文郁。

但这保释，是有条件的：潘文郁必须填写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才能获释。

这是个死局。黎天才深知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一旦声明脱党，就会被当作叛徒，再也回不去了。在黎天才和特务们的威逼之下，潘文郁不得不写了自首书。

消息传出，中共中央于8月28日开除其党籍。

04

潘文郁虽然“脱党”了，但他没跟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

在被胁迫自首后，他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特务去指认被捕同志。

戴笠得知潘文郁被捕，倒是很赏识他，极力邀请他到南京工作，都被潘文郁给拒了。

那会儿北方毕竟在奉系军阀的掌控之下，戴笠也拿他没办法。

潘文郁自知回不去了，革命前途一片渺茫，于是干脆沉下心来做学问。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外语，开始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译著，后来成了我国最早的中译本《资本论》之一，影响深远。

当时张学良的发小、冯庸大学的创办人冯庸，聘请潘文郁前去任教。

他这边在翻译《资本论》，另一边，有双眼睛盯上他了。

这就是周恩来派陈赓到北方创立的“北京特科”，负责人叫吴成方。

北京特科的同志们一合计，这事儿不对劲啊。一个“叛徒”，刚出来就拒了戴笠，不跑路也不害人，反而关起门来翻译《资本论》？这不合逻辑。

吴成方判断：这个人，思想深处没有背叛。

根据陈赓传达的周恩来指示精神：特科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

1933年，吴成方考虑到潘文郁这个被开除党籍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派特科成员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

周怡是中共北平地下通讯站的联络员，经验丰富。当她把特科的想法告诉潘文郁后，潘文郁考虑到自己“脱党”的敏感身份，一时有些迟疑。

周怡耐心讲解，获得了潘文郁的信任。潘文郁当场表态，只要党组织还信任他，他就愿意重新为党工作。

很快，潘文郁见到了吴成方。吴成方与他坦诚相见，说按照党章的要求，违反党章是要开除党籍并消灭肉体的。为什么没有消灭他？因为他是被迫写的自首书，还在宣传共产主义，组织上还是拿他当同志看。

这一番话，让潘文郁感动不已。他再次入党，成了一名没有身份、没有档案，只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人员。

吴成方告诉他，北京特科的环境极端恶劣，他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去工作，风险更大，要有心理准备。

潘文郁知道，他这是在刀尖上跳舞。但他还是决定，就是龙潭虎穴，他也要去闯一下。

为了让潘文郁更好地潜伏，特科对他进行了专项培训。北京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与潘文郁单线联系。

05

一切准备就绪，打入到敌人的哪个系统，又成了问题。

军统的戴笠一直对他示好，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也对他不错。

潘文郁认为，戴笠拉他入伙，无非是想获取中央特科的情报，这一点他绝不可能提供，去了也混不到信任。

反倒是东北军这边，更有价值。1934年2月，张学良被任命为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率领东北军南下“围剿”红军。要是能掌握东北军的情报，价值巨大。

在特科的指导下，潘文郁先去南京见了戴笠。戴笠再次邀请他进入军统，潘文郁却说，奉系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他，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

戴笠一听，也需要获得东北军的情报，于是约定以后可以互换情报。

搞定了戴笠，潘文郁再去找黎天才。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可他在接下来的“围剿”军事行动中，屡遭重创。

特别是在第四次“围剿”作战中，他抽调80多个团，去“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25军。面对实力、装备都远不如自己的红25军，东北军居然被打得一败涂地。

张学良纳闷啊，自己装备这么好，怎么就打不过这帮“泥腿子”？他逐渐产生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

他知道黎天才以前是共产党，就向他打听共产党的路线、方针。

黎天才早就脱党多年，哪儿答得上来。他总要向潘文郁请教一番，再答复给张学良。

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就把党内一些可以公开的机密，通过潘文郁、黎天才，转述给张学良。

黎天才也猜到潘文郁背后有组织，但他没戳破，反而是将潘文郁引荐给张学良，推荐他当参谋。于是潘文郁化名“潘东周”，加入了东北军。

几次交流下来，张学良对潘文郁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留在了自己身边。

黎天才在司令部设了个机要组，自己当组长，潘文郁任中校秘书。

张学良让机要组搜集红军资料，黎天才就把这活儿交给了潘文郁。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一周就编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匪情辞通”。

张学良看后，十分满意，亲自作序，下令印刷分发，自己留了一本随身携带。

至此，张学良很敬佩潘文郁的能力，有什么问题都会请教他，开口闭口都称潘文郁为“老师”。那段时间，在武汉的司令部里，潘文郁就在给张学良讲《资本论》。

获得张学良的信任后，潘文郁将当时苏联一家报社驻北平的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

当刘尊棋从北平赶到武汉见到张学良时，潘文郁正在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文郁介绍，说这是他的老师，正在教他学习《资本论》。

采访很顺利，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潘文郁将在“剿总”内获取的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转交中央。红军好几次都能神奇地摆脱险境，潘文郁的情报起了大作用。

可就在潘文郁想传递更重要情报时，出事了。

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北平当局突然在全城大搜捕，一举摧毁了北京特科，20名特科成员被捕。

敌人在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时，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更要命的是，在北平特科联络点春秋书店，发现了国民党的许多高级机密文件，有的还是原件。

其中一份《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的文件，那是只发给国民党团长级别以上军官才能看的。在武汉“剿总”机要组，只备存一份，保管人，就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潘文郁。

潘文郁为何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将情报的原件传递出来呢？

还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红军完全陷入被动，潘文郁在敌营急得不行。

当时北京特科派杨青林专程到武汉秘密会见潘文郁，索要敌人兵力部署等机密情报。

本来传递情报没问题，但潘文郁负责保管的资料太多，每一份都价值巨大。时间又紧迫，杨青林必须于第二日往回赶。

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他决定冒险一试，直接将机密文件带回家里，让妻子廖素丹帮着誊抄。

由于文件过多，天快亮了，还是有很多文件没有抄完。潘文郁心一横，把抄完的文件连同没来得及抄的原件，一股脑地交给了杨青林。

他知道这样做是违背情报工作原则的，但他没得选。

正是这份机密文件，导致了他的暴露。杨青林带着文件回到北平后，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就遭到破坏，杨青林带回的机密文件全被搜走了。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震怒，急电张学良，要他把潘文郁立刻逮捕，押解南京。

张学良很恼火，他不希望蒋介石过多地介入到东北军的管理当中。

当时张学良正要去南京参加国民党四中全会，于是就带着潘文郁一块去了南京，希望能私了。

其实，张学良也知道潘文郁的嫌疑很大，但他很重义气。开完会，就把潘文郁带回了武汉。

蒋介石不依不饶，一再催促张学良交出潘文郁。

张学良怕军统特务绕过他直接密裁了潘文郁，还特意派人将潘文郁带到自己的官邸，对外宣称是监禁，实则是保护，在食宿上都给予方便。

潘文郁出事可把黎天才吓坏了。因为潘文郁是他向张学良举荐的，自己又是机要组组长，现在潘文郁出了事，他自然难逃干系。

张学良却依然信任黎天才，还让他负责看管潘文郁。不久，潘文郁向黎天才请假，说自己想要回家看看。

这可把黎天才难为坏了，一旦潘文郁跑了，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黎天才竟然破天荒的同意了。

潘文郁在回家交待了后事后，又准时回来了。他对黎天才表态，自己不会跑的，如果跑了让黎天才承担责任，那不是人做的事。

张学良听说了这事，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和品德，硬是顶着蒋介石的压力，把这事儿拖了一个多月。

可就在这时，被捕的北京特科成员杨青林，经不住严刑拷打，选择了叛变。

他供出潘文郁是中共派遣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特工，并且证实，潘文郁曾将大量军事情报传递给中共。

在铁证面前，张学良的坚持就显得没有了根据。蒋介石很快拍来电报，限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

即使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张学良还反复致电给蒋介石，请求开恩，说潘文郁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中国极少有这样的人。

蒋介石哪管这些，还担心张学良放跑潘文郁，随即指定亲信钱大钧亲自到武汉监刑。

张学良见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在最后还是见了潘文郁一面。他表示，委员长发脾气了，他实在无法保全潘文郁，问他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潘文郁说，死前，我想留下些想说的话。

潘文郁在就义前挥笔写下了三万余字的生平回顾，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张学良看到后，泪流满面地表示，杀朋友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并承诺一定会照顾好潘文郁的夫人和孩子，让他放心去。

1935年3月3日，在武昌徐家棚，潘文郁从容就义。

潘文郁牺牲了，廖素丹一家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一直到1984年，北京市公安局发现了一些中央特科的资料，进行了多方调查，找到潘文郁的大儿子潘湘生了解情况，这个时候全家人才得知，他们的父亲潘文郁是为中央特科做隐蔽战线工作而献出生命的，是一名出色的红色特工。

那个出卖了潘文郁的杨青林，叛变后在中统混得还不错，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结果到了解放后，还是被揪了出来，最后落了个镇压的下场。

而那个最早出卖同志的廖化平，更绝，后来干脆投了日本人当汉奸，最后连个下落都不知道。

反倒是那个背着“叛徒”名声几十年的潘文郁，在1988年5月30日，民政部一纸公文，追认革命烈士。潘文郁的两个儿子在得知父亲的工作经历后，都十分自豪。

潘文郁这辈子，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但他这“无名”二字，比那些刻满头衔的墓碑，可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