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殷汝耕被执行死刑，行刑前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念几声佛经

1947年12月1日，南京朝天宫那叫一个热闹，比过年赶集还挤。

几万个南京老百姓把刑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不是来看戏的，是来看杀头的。

五花大绑跪在地上的那个，不是别人，正是号称“华北第一大汉奸”的殷汝耕。

这人死到临头了，戏还挺足，也不尿裤子，反而神神叨叨地念起了《金刚经》，最后还给围观群众整了一首绝命诗：“春来春去有定时...杀身成仁何所辞。”

不知道内情的，听这几句词，还以为是哪位民族英雄要就义了。

可当枪声真响了，他倒在血泊里那一刻，周围爆发出的不是哭声，而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一个把坏事做绝的卖国贼，临死前非要往自个儿脸上贴金，说自己是“杀身成仁”，这不仅是对这四个字的侮辱，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

这就好比一个职业强盗被抓了，临死前说自己其实是在帮大家保管财物，谁信啊？

要说这个殷汝耕，其实起跑线并不低。

他是浙江人，家里是官宦世家，那是正儿八经见过世面的。

早在1904年，21岁的他就去了日本留学。

按理说，那个年代能去日本留学的，大多是为了救国，殷汝耕一开始也确实加入了同盟会，甚至辛亥革命那会儿还跟着黄兴回来搞过事情。

但人是会变的，尤其是那种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

随着袁世凯把革命果实一窃取，国内局势一乱，殷汝耕那个所谓的“救国梦”啪叽一下就碎了。

他觉得在中国混没前途，扭头又跑回了日本。

这一回，他彻底放飞自我了，书也不好好读了，干了一件改变他基因的事儿——娶了个日本老婆，还给自己起了个日本名：井上耕二。

“井上耕二”这个名字，就像个魔咒，把他彻底锁死在了日本人的战车上。

回国后，他发现了一个财富密码：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懂日语、在日本有关系，那就是稀缺资源啊。

于是，他开始在北洋政府里混，名为外交官，实则是日本人的“带路党”。

最离谱的是在苏北，他帮着日本特务搞了个什么“农垦公司”。

听着像种地的，其实是在帮日本人测绘地形、收集情报。

这哪是种地啊，这分明是在给以后鬼子进村画地图呢。

如果说这会儿他还是偷偷摸摸地干，那到了1933年，他就彻底不装了。

那年签《塘沽协定》，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之一。

在谈判桌上，这哥们儿简直就是日本人的“影子代表”。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语言优势，连哄带骗，帮着日本人把冀东22个县划成了“非武装区”。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咱们自家的军队得撤出去，把华北的大门卸下来，敞开让日本人进。

这时候的殷汝耕，已经是日本军部眼里的红人了。

他那个“行政督察专员”的帽子，实际上就是日本人赏的。

到了1935年，日本人的野心更大了，想搞“华北五省自治”，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这时候，各路军阀还要点脸，都在观望，没人敢当这个出头鸟。

殷汝耕急了，他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上位机会。

当年11月，他在通州就像个跳梁小丑一样，公然宣布脱离中央，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土地上第一个由汉奸公开建立的伪政权。

在这个伪政权里，殷汝耕那是比日本人还日本人。

他把五色旗一挂，开始疯狂搞“冀东走私”。

这事儿在当时可是轰动全国。

殷汝耕把关税降到几乎没有，日本的糖、布料、人造丝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咱们自己的民族工业瞬间就被冲垮了。

而且，他还把中国的白银大量运往日本。

那几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被他搞得大出血，差点没缓过劲来。

更缺德的是，他对下一代下手。

他在冀东推行奴化教育，把课本里的中国历史全删了，强迫孩子们学日语，还要背什么“中日亲善”。

那阵子，殷汝耕住在通州的豪宅里，吃的是日料，睡的是榻榻米，除了那张皮是中国人的，里里外外都已经“变异”了。

他以为只要当好了干儿子，日本爸爸就能保他一世富贵，结果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驻扎在通州的日军太猖狂，欺负到了伪军家属头上。

这下把殷汝耕手下的保安队给惹毛了。

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将领一合计：反正都是死，不如反了！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通州起义”。

起义军一举端了日本特务机关，还把殷汝耕这个大汉奸给活捉了。

当时起义军那是真想毙了他，可惜这老小子命大，趁乱跑了，最后被日军救走了。

你猜怎么着？

日本人把他救回去之后，不但没安慰他，反而把他抓起来关了三个月。

在日本人逻辑里，你连自己手下都管不住，差点坏了皇军的大事，那就是废物。

殷汝耕这下傻眼了，自己卖国卖得那么起劲，差点把命搭上，结果主子根本没把他当人看。

这也算是汉奸的宿命吧，在同胞眼里你是鬼，在主子眼里你是狗，还是条没用的狗。

虽然后来他又厚着脸皮在汪伪政权里混了个一官半职，甚至为了讨好日本人，还提出过“挖运河方便日军运兵”这种断子绝孙的建议，但他再也没能回到核心圈子。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冀东王”，最后几年其实是在惶恐和被冷落中度过的。

1945年日本投降，殷汝耕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

他在北平被捕的那天，老百姓那是奔走相告，比过节还高兴。

这笔账，终于要算了。

到了南京高等法院，殷汝耕还想垂死挣扎。

面对那堆积如山的罪证，他居然写了一大篇《自白书》。

他的逻辑特别清奇，说自己成立伪政权是为了“保存元气”，是在替国家“守土地”，甚至还说自己是“忍辱负重”。

这套歪理邪说，别说法官听了想笑，就是旁听席上的大字不识的老太太都听不下去。

那满目疮痍的冀东大地、那些被洗脑的孩子、那些流失的白银，哪一桩不是铁证？

法院也没跟他废话，终审直接判了死刑。

宣判的那一刻，殷汝耕大概是彻底绝望了。

回看守所后，他开始疯狂抄佛经，想从菩萨那里找点安慰。

或者是想给自己编织一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幻觉，好让自己死得不那么难看。

但他那句“杀身成仁”，喊得越响，就越显得心虚。

一个为了荣华富贵引狼入室的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竟然不敢直面自己丑陋的灵魂，还要披上一件仁义的外衣。

这不仅仅是无耻，更是一种可悲的虚无。

随着那声枪响，殷汝耕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他的死，没有换来任何人的同情，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警示。

在那个大时代的洪流中，每个人都要做选择。

有人选择了在枪林弹雨中为国捐躯，那是真的成仁；而殷汝耕选择了出卖灵魂，以为能左右逢源，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个因为子弹穿过脑袋而留下的血洞，大概就是历史给他那个“杀身成仁”最讽刺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