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国外长：今天的欧洲就是当年的晚清，我们的百年屈辱近在眼前

那时的紫禁城，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自洽与富庶中，丝毫没有察觉到世界运转的齿轮已经变轨。没想到两百多年后的2025年，这记回旋镖跨越时空，意外地扎回了欧洲人的心头。

那么，他为何会有这样的论断？现在的欧洲，有可能是当年的晚清吗？

这种危机感首先来自账本上的失衡，欧洲仿佛一位躺在祖业上不愿醒来的贵族，尽管衣着依然考究，但内囊已尽上。让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夜不能寐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通胀数字，而是欧洲内部如血管梗阻般的低效。

她眼中的单一市场正在因为过度的行政分割而变得支离破碎：欧盟各国间繁杂不一的监管体系，竟然在无形中为服务贸易筑起了一道相当于110%关税的高墙，即便是在实体货物贸易领域，隐性成本也推高了约60%。

这种人为制造的摩擦力，让整个欧洲经济引擎空转。数据残酷地撕开了“欧元区GDP稳定”这层遮羞布——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停滞的委婉说法。

作为传统火车头的德国，其经济增长线已经在0%的刻度附近死寂地徘徊了两年，仅剩0.2%的微弱脉搏。更令人心惊的是企业用脚投票的决绝，仅在2024年，就有超过2000家德国企业选择“逃离”，将生产线迁出这片曾引以为傲的工业故土。

在这种严峻的失血状态下，社会对于“安逸”的索取却变本加厉。这就构成了一幅极具荒诞感的画面：欧盟人口不足全球一成，却极其慷慨地承载了全世界50%的福利支出。

在德国，即便不工作，每月也能领到令人咋舌的2000欧元补贴；在法国，一位处于事业黄金期的中产阶级，一旦年薪突破8万欧元，就要面对瞬间飙升至41%的惩罚性税率——这几乎是在制度层面告诫人们：不要奋斗，不要冒险，保持平庸。

甚至连德国总理朔尔茨都不得不承认国家“负担不起”，但在法国，仅仅是为了将退休年龄微调两岁，就能让整个国家陷入长达数周的瘫痪。

这恰如晚清时期那些虽然国库亏空却依然坚持奢华排场的八旗子弟，原本用于保障社会底线的“社会模式”，此刻已经异化为阻碍革新的巨大顽石。人们蜷缩在如博物馆般精致的城市里，享受着作为消费者的最后体面，却逐渐丧失了作为生产者的野性。

如果说福利制度是欧洲身上的赘肉，那么对技术的傲慢与僵化的监管，则是其大脑的硬化。黑格之所以将今天的欧洲比作当年的清朝，正是看穿了那种“虽然我不懂技术，但我能定义规则”的错觉。

当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正在通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赛道上以按天迭代的速度狂飙时，布鲁塞尔的官僚们最引以为傲的成就，竟然是编织出了世界上最繁琐的“监管法网”。

一份雄心勃勃的《人工智能法案》，与其说是为技术护航，不如说是给婴儿穿上了铅鞋，引来了160多家科技公司的集体抗议。但这种声音很快被淹没在“规范输出者”的政治正确中。

资本市场的冷眼旁观最为诚实，2024年，当美国的AI初创企业沐浴在约470亿美元的资金暴雨中时，拥有深厚学术底蕴的欧洲，其同类融资规模仅在100亿美元出头，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

这种差距的根源不在于智力的匮乏，而在于转化的断裂。英国和爱尔兰庞大的养老金池子，宁愿在全球债市里赚取微薄的利息，也鲜少涉足本土风险投资。

这种保守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科研殖民”现象：最具颠覆性的想法虽然诞生在欧洲的实验室，但随后的孵化、融资、壮大，往往全套搬去了硅谷。

欧洲人哪怕有了发明的种子，也因为缺乏统一深厚的风险资本土壤，只能眼睁睁看着果实结在别人的院子里。拉加德所呼吁的“统一资本市场”，不仅是金融技术层面的修补，更是要打破这种“发明在欧洲，产业在彼岸”的宿命循环。

更为致命的危机隐藏在安全领域，俄乌冲突的隆隆炮火，无情地暴露了欧洲“富裕的无力感”。在这个弱肉强食回归的年代，欧洲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极度尴尬的位置：即使想磨刀，也找不到磨刀石。

欧盟曾信誓旦旦地推出ASAP法案，立下到2025年底生产200万发弹药的军令状。拨款数亿欧元的背后，是一场慌乱的“拆东墙补西墙”。

为了快速填补战备窟窿，原本旨在复兴欧洲国防工业的资金，被成员国大量用于购买非欧洲生产的“现货”。这种做法像极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只知道买船买炮来装点门面，却从未建立起拥有自主造血能力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

正如黑格所讽刺的那样，这种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买几条现成的船、铺几段标准的铁轨”这种修补层面，注定无法触及灵魂。当成员国们还在为某个项目的重复立项、微不足道的定单分配而争吵不休时，真正的战略自主性正在被一步步稀释。

在未来的谈判桌上，无论是面对那个已经转入战时经济模式的庞大邻居，还是那个目光日益转向印太的盟友，欧洲不仅面临“议价能力不足”的风险，甚至可能面临“无席可坐”的窘境。

这不仅仅是弹药产能的问题，而是整个供应链生态的荒漠化。没有基础算力的底座，没有原材料的控制权，没有大规模工业人口的支撑，仅仅靠财政拨款堆砌出来的防线，终究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

在这个东西方历史镜像交错的时刻，黑格引用的晚清案例，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西方视角的局限与自省的挣扎。

有趣的是，尽管西方舆论场充斥着“欧洲版晚清”的焦虑，但当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现实的数据却展现出另一番复杂的图景。

就在舆论高呼脱钩与衰退的同时，中欧之间的贸易脉搏依然强劲，前11个月高达5.37万亿元的贸易额与5.4%的增长率，似乎在嘲笑那些单一维度的历史比喻。

西方精英眼中的中国崛起，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基于“百年耻辱”后的报复性反弹，但他们或许误读了真正的逻辑：那并非由于仇恨驱动，而是几代人勒紧裤腰带积累工业资本、全民投入教育与技术革新的结果。而这，恰恰是今天欧洲最缺乏的特质。

要避免“大清时刻”的降临，欧洲需要的不是历史学家的哀叹，而是政治家刮骨疗毒的勇气。药方其实早已摆在桌面上：正如拉加德和德拉吉等技术官僚所疾呼的，必须要将那种强调“个人权利与绝对保障”的陈旧政治叙事，强行切换到关乎“集体竞争与生存安全”的频道上来。

这意味着要敢于建立“发展快车道”，给量子技术、能源材料等关键领域设置监管豁免的“沙盒”，用可预期的风险去换取迭代的速度。

这意味着要打破小国寡民的自留地思维，真正建立起从里斯本到赫尔辛基的统一资本市场，让本土的巨头能够吸纳本土的资金。也意味着在防务与基建上，不再只是撒胡椒面式的雨露均沾，而是锁定少数几个“欧洲级”的战略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这个技术范式与安全秩序都在剧烈重构的时代，继续从前那种“只要制定好优雅的规则，世界就会乖乖听话”的迷梦已是最大的奢侈。对于欧洲而言，黑格的比喻虽如暮鼓晨钟般刺耳，但也是最清醒的诊断。

毕竟，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它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真正的百年屈辱，并不是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那一刻才开始的，而是在每一个该醒来的清晨，却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在福利与监管编织的温柔乡里时，就已经注定了。

现在，摆在欧洲面前的选择依然残酷而简单：是继续瘫在那张有着天鹅绒坐垫的舒适沙发上抱怨世界变了，还是咬牙换一把坚硬的木板凳，坐直了身子，重新加入这场关乎生存的牌局？

那一记叫醒欧洲的闹铃，终究只能由他们自己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