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君友被押赴刑场，本打算赴死，却发现特务朝自己使眼色

1949年12月7日，那是一个让成都人想起来都要打冷战的日子。

国民党保密局那个叫毛人凤的头子，也是真狠，手里拿着一支红笔，在36个人的名字上画了圈。

这哪是画圈啊，分明就是发了阎王爷的请帖。

但这事儿出的有点蹊跷，第二天在十二桥那边大开杀戒的时候，坑里只有35具尸体。

那第36个人去哪了？

难道真有人能从枪林弹雨里飞出去？

其实吧，这个人叫朱君友，他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他爹用十根沉甸甸的金条，硬生生把他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

在那个乱世，人命比草贱，但如果你有一个能拿出十根大黄鱼的爹，这命就又比金子还贵了。

说起朱君友这人，要是搁现在，妥妥就是个顶级富二代，王思聪那种级别的。

他爹朱茂，外号“朱半城”，听这名号你就知道家里得有多少楼了，那是真的家里有矿。

按理说，这种少爷的人生剧本也就是抽大烟、捧戏子，最后把家败光算完。

朱君友这哥们确实也败家，但他这个败法，差点把他爹气吐血。

他在川大念书的时候，居然迷上了革命，放着好好的阔少爷不当，非要跟着地下党跑。

家里的古董、字画，甚至他爹藏在墙夹层里的私房钱，都被他偷偷换成了大洋，转手就交了“党费”。

别人败家是往窑子里送钱，他是拿家里的钱去挖自家阶级的祖坟。

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朱茂查账的时候人都傻了，几万大洋的亏空，那是几万大洋啊！

那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担米，这钱够养活一个团的兵了。

老头子气得直哆嗦，把朱君友关在家里不让出门。

可这少爷也是个犟种，腿长在自己身上，哪能关的住？

结果到了1949年下半年，形势那是越来越紧，特务们疯了一样抓人。

朱君友在玉带桥跟人接头，怀里揣着还在油印的进步刊物，直接就被特务给按那了。

这一进去，就是当时成都最吓人的“将军衙门”——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的监狱。

进了那个地方，你是富二代也没用。

特务们招呼人的手段那是相当变态，“鸭儿浮水”、“背花”，怎么疼怎么来。

朱君友一开始还想硬扛，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

不过这监狱里也是卧虎藏龙，关在他隔壁的，就是著名的杨伯恺。

那些真正的硬骨头，哪怕被打得只剩一口气，眼神里还是透着光。

朱君友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真的以为自己要凉了，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不知道第二天还能不能睁眼。

但他没想到，高墙外面，他那个精明的商人老爹正在进行一场疯狂的营救。

朱茂虽然恨铁不成钢，但毕竟是亲儿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绝后吧。

老头子也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人，他太懂国民党那些官僚的德行了。

那时候解放军的炮声都快听见了，国民党的官儿们一个个都在忙着捞钱准备跑路。

什么主义、什么党国，在金条面前全是扯淡。

朱茂托了无数关系，最后找到了特委会那个叫徐中齐的副主任。

这人是个典型的贪官，只要钱到位，阎王爷的账本他都敢改。

谈判的过程咱们不得而知，但结果很直接：十根金条。

那时候的金条，一根就是十两，俗称“大黄鱼”。

这笔钱在当时能买下好几条街的铺面。

朱茂几乎是把家底都掏空了，不仅送了金条，据说还搭上了一辆崭新的美式轿车。

徐中齐一看这诚意，那是真动心了。

他给朱君友办了个“保外就医”，理由是这少爷有严重的肺病，怕传染给其他犯人。

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那个腐败透顶的系统里，法律就是个明码标价的商品。

就在1949年11月底，离大屠杀只有不到十天的时候，朱君友被一辆黑车悄悄接出了监狱。

他前脚刚走，监狱的大门就重新关死，里面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压抑。

等到12月7号那天晚上，特务们像疯狗一样冲进牢房，拿着毛人凤圈定的名单开始点名。

杨伯恺、王伯高这35位志士被五花大绑，塞进闷罐车，一路拉到了十二桥。

那天晚上的枪声特别密，把附近的野狗都吓得不敢叫唤。

朱君友当时躲在乡下的一个亲戚家，听到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瘫在了地上。

那一刻他心里那种滋味，估计比死了还难受。

那35个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昨天还在一起分半个窝头吃，今天就全没了。

就因为他有个有钱的爹，他活下来了；而那些比他更坚定、更优秀的战友，却把热血洒在了成都解放的前夜。

这种幸存者的愧疚感，像块大石头一样压了他一辈子。

这事儿吧，现在回头看，真挺讽刺的。

一个要把旧社会打碎的革命者，最后却是靠着旧社会最腐败的那一套“金钱交易”才保住了性命。

但这也没法说什么，历史本来就是这么复杂。

朱君友后来一辈子都在为这事儿内疚，他觉得这命是偷来的。

其实大可不必，在那样的至暗时刻，能活下来一个，就是给未来留了一颗火种。

他爹那十根金条，虽然充满了铜臭味，但换回来的这条命，后来也确实为新中国干了不少实事，这买卖，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