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我郁闷且无奈

何家弘：我郁闷且无奈

人生之事，有如意者，就有不如意者，而且以后者居多。新年伊始，回首往事，我这两年就遇到一件很不如意之事，令我很郁闷，而且很无奈。此事说来话长。

2006年，我作为首批到最高检挂职的学者，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的副厅长。两年期间，我对腐败问题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于是，我把研究重心转到反腐败问题。2010年，我在人民大学创建了“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引起广泛关注，还被媒体造出一个热词——“反贪硕士”。

然后，我就集中精力，加强反腐败的学习与研究，而且不断拓展和跨界，从腐败犯罪的现状评估到原因分析，从腐败案件的侦查专业化到机构一体化，从反腐败的治标之术到治本之道，从制度反腐的法治保障到民主根基。2014年以来，我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以反腐败为主题的论文，其中有些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那些年，我多次应邀就反腐败主题给中组部司局级干部选学班以及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干部培训班讲课，还多次到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讲授相关课程。2015年6月27日，我应邀出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高端论坛”，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的反腐败立法”。2015年11月1-3日，我应邀出席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等机构举办的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我发言的主题是中国的法治与反腐败。2015年12月26日，我应邀出席由中国行为法学会廉政行为研究会举办的“第二届廉政行为理论高端论坛”，我的发言题目是“反腐败与依法治国”。我还应邀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电视广播节目中讨论中国的反腐败问题。2015年5月2日，我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主讲的题目就是“反腐败与依法治国”。

我也多次应邀出国参加反腐败的国际研讨会并发表演讲。例如，2012年5月，我应邀到莫斯科出席了由俄罗斯联邦政府举办的“第一届欧亚反腐败论坛”，并且就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做了主题发言。2013年9月，我应邀到伦敦出席由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和透明国际英国分会等机构举办的“腐败与反腐败：挑战与展望”国际研讨会，并且就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做大会发言。2014年5月，我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邀请，专程到汉堡的科尔伯公共论坛做了主题为“中国的反腐败策略—一个学者的观点”的演讲。2015年7月，我应邀到新加坡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并且就中国的依法治国和反腐败做主题发言。2017年9月，我应邀到英国出席剑桥大学主办的“第35届经济犯罪国际研讨会”，并做了主题为“中国的反腐败策略”的发言。2018年4月，我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团成员到英国伦敦，在“新时代中国国际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题目是“中国的反腐败与法治”。2019年11月，我应邀到丹麦出席哥本哈根大学举办的“法律文化与数字社会”国际研讨会，我的报告主题是“中国的反腐败与法律文化”。

我还应邀到一些外国大学做反腐败主题的讲座。例如，2016年3月21日，我在法国的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的反腐败策略”的讲座；2016年5月18日，我在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法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的反腐败策略”的讲座；2016年9月9日，我在澳大利亚的科廷大学人文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讲座；2016年10月19日，我在英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讲座；2016年10月26日，我在英国的苏塞克斯大学商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讲座；2017年9月8日，我在英国的伦敦国王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讲座；2017年11月13日，我在德国的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做了题为“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讲座；2018年10月28日，我在哥伦比亚的埃斯特拉多大学法学院做了题为“中国的反腐败策略”的讲座。

疫情爆发之后，我就居家潜心研究，在论文基础上撰写反腐败的学术专著，取名为《中和反腐论——探索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道路》。这是教育部科研项目的成果，通过了结项评审，2022年交到出版社。根据编辑的意见，我又尽可能对书稿进行删改。2024年初，本书终于定稿。出版社将其收入“当代中国法学家文库”，还给我制作了几本样书。这是我呕心沥血之作，堪称十年磨一剑。

设计封面

然而，就在付梓之际，出版社收到指示，书稿还得送审。于是，印刷被叫停。我按照要求提供了情况说明和专家审稿意见，但是无有回应。上边既不说允许，也不说不许，出版社只好“躺平”。现如今，20个月过去了，该书仍未能付梓。我确实很郁闷，也很无奈。

于是，我决定从法学转场到文学，用虚构的故事讲述我的梦想！在纪念北京侦探推理协会成立20周年的研讨会开幕式上，我曾经说过，文学的世界是虚构的，但未必都是虚假的；法学的世界是现实的，但未必都是真实的。在文学的世界中，我可以更加平和的心态走向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