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我在上海修自行车，一个老太太给了我一栋房子，让我给她养老

1992年的上海，夏天闷热得像蒸笼。黄浦江的风吹不进蜿蜒的里弄，只在水门汀路面上卷起热浪。

我叫李卫国，二十二岁，从苏北盐城来。我们那儿有句话：“宁可上海睡地板，不要苏北当老板。”我就是信了这话，揣着三十块钱和一套换洗衣服，坐了一夜长途车来的。

结果呢？

我在上海修自行车。

我租的地方在闸北一片棚户区，八个人挤一间十二平米的屋子，上下铺，一个月摊十五块。夜里打呼噜、说梦话、放屁的声音此起彼伏，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霉味和脚臭味。

我的修车摊摆在一条小马路拐角，对面是家国营食品店，旁边是个公共厕所。每天一早，我推着那辆二手三轮车——车上装着打气筒、扳手、胶水、旧轮胎——到老位置，铺开一块脏兮兮的帆布，摆上工具，就算开张了。

修一辆车五毛，补胎一块，换根辐条两块。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十几块，差的时候几块钱。中午就吃两个馒头，喝自己带的凉白开。

我的“手艺”是跟老家一个远房表叔学的，学了半个月就敢出来摆摊。刚开始经常修坏，被人家骂“苏北赤佬”、“戆大”，我只能低头赔不是，不收钱，还得倒贴零件钱。

后来慢慢熟练了，但也只是糊口。

我摊位所在的那条路叫永康路，往东走三百米，拐进一条弄堂，里头别有洞天。那是一排石库门房子，青砖灰瓦，黑漆大门，门楣上有浮雕，虽然旧了，但能看出当年的气派。跟我们棚户区的油毛毡屋顶、烂泥墙完全不是一个世界。

有次给一个老先生修车，他告诉我，这一片石库门是二三十年代建的，以前住的都是银行职员、教师、医生这类体面人。

我每次路过那条弄堂，都忍不住朝里张望。最里头一栋，门牌是永康里17号，总是关着门。不像其他石库门，门口总有人坐着乘凉、生煤球炉、晾衣服。17号安静得像个空宅。

有天下午，我正在给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补胎，突然下起雨来。上海夏天的雨，说来就来，又急又猛。我赶紧把摊子往屋檐下挪，三轮车上盖塑料布。

雨幕中，我看见永康里弄堂口，一个瘦小的身影撑着伞，站在那里，好像在等人。

雨太大，我看不清。等雨小了些，那身影朝我这边走来。

是个老太太。

她撑着一把老式的黑布伞，穿着藏青色斜襟上衣，黑色裤子，脚上是布鞋。头发全白了，在脑后挽了个小小的髻。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她走到我屋檐下，收了伞，轻轻抖了抖水。

“小师傅，能修车吗？”她问。声音轻轻的，带着老上海人那种软糯的口音，但又有点沙哑。

我这才注意到，她推着一辆女式“凤凰”自行车，很旧了，但擦得干净。

“能，能修。”我连忙说，“车怎么了？”

“不晓得，骑着骑着就蹬不动了。”她说。

我检查了一下，是链条卡死了，锈得厉害。我蹲下，用扳手拧开，上点油，摆弄了十几分钟。

“好了，您试试。”

她轻轻踩了几下踏板，链条顺滑地转起来。

“谢谢侬。”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叠着一些零钱。她拿出一张一块的纸币递给我。

“不用这么多，五毛就行。”我说。

“下雨天，辛苦侬了。”她执意要给。

我只好收下，又找给她五毛。她接过去，仔细叠好，放回布包。

她推着车，却没有马上走，站在屋檐下看着雨。

“小师傅，不是上海人吧？”

“苏北来的。”

“一个人在上海？”

“嗯。”

“做这个，辛苦吧？”

我愣了一下。来上海大半年，没人问过我辛不辛苦。房东只管收租，同行抢生意，顾客只关心车修得好不好、钱收得贵不贵。

“还好，混口饭吃。”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雨停了，她推车走了。走之前，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从那以后，她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推着那辆“凤凰”来修一次。有时候是真坏了，有时候就是上点油、紧紧螺丝的小事。每次都给一块钱，从不还价。

熟了以后，我知道她姓顾，顾兰芬。独居在永康里17号。

“顾奶奶，您怎么总是一个人？子女呢？”有一次我壮着胆子问。

她正在看我把一条旧内胎剪成橡皮圈，沉默了一会儿。

“儿子在国外。”

“那您怎么不去？”

“去做什么？”她淡淡地说，“我这把年纪，去了也是累赘。况且……”她没说完。

我也不好再问。

九月底的一天，顾奶奶又来修车。这次车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铃铛不响了。我拆开，里头弹簧锈断了。我找了个旧铃铛拆下弹簧换上。

修好之后，她没有马上走。

“小师傅，明天有空吗？”

“有啊，我天天在这儿。”

“明天下午，能不能来我家一趟？有点事想请你帮忙。”

我心跳了一下。去她家？永康里17号？

“什么事？搬东西吗？我力气大。”我拍拍胸脯。

“来了再说吧。”她给了我一个地址——其实不用给，我知道是17号——又说，“下午三点，好吗？”

“好，一定到。”

那天晚上，我在棚户区的破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石库门的样子。顾奶奶找我干什么？真的只是搬东西？会不会有别的事？会不会是陷阱？

我想起老家流传的那些故事：上海人精明，算计，看不起苏北人。会不会是设套坑我？

可又想起顾奶奶的眼神，清清亮亮的，不像坏人。

第二天下午，我换了身最干净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一条深色裤子。还特意去公共水龙头洗了把脸，把头发蘸水梳了梳。

两点五十，我站在永康里弄堂口。弄堂很安静，几个老太太坐在自家门口摘菜，看见我，都抬头打量。我浑身不自在，快步走到17号门前。

黑漆大门上，有两个铜环。我轻轻叩了叩。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顾奶奶今天穿了件月白色的上衣，显得精神些。

“进来吧。”她说。

我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进一个天井。

天井不大，五六平米，青砖铺地，角落里有一口大缸，缸里养着睡莲，开着小小的白花。右边墙角种着一丛竹子，青翠欲滴。

正面是客堂间的门，敞开着。我跟着顾奶奶走进去。

客堂间大约二十平米，朝南是六扇雕花木格窗，光线很好。地上铺着深色木地板，擦得发亮。靠墙是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已经发黄了。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混合着老木头的味道。

跟我住的棚户区比，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我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

“坐呀。”顾奶奶指了指一张方凳。

我小心地坐下，屁股只敢挨一点点边。

“叫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顾奶奶在我对面坐下，慢慢地说，“我这房子，你也看见了，老了。屋顶有些瓦碎了，下雨天漏雨。门窗的铰链也锈了，开关都不利索。后厢房的电线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线，我怕不安全。”

我点点头，等着下文。

“我想请人修一修。但外面找的人，我不放心。”她看着我，“我看你这几个月，修车认真，手脚也干净。想问问你，愿不愿意接这个活？”

我愣住了。

修房子？我哪会修房子？

“顾奶奶，我、我就会修自行车，房子……”

“不用你会木工瓦工。”她说，“你帮我找可靠的师傅，你来监工。工钱我照付，另外，每天给你十块钱，算是你的辛苦费。”

一天十块！我修车生意好也就挣这么多。

“为什么找我？”我忍不住问，“您就不怕我……”

“怕你什么？”她笑了笑，“怕你偷东西？我这屋里，没什么值钱东西了。怕你找的人不靠谱？你会吗？”

我摇摇头。我不会。从小我爹就教，做人要讲良心。

“我就是觉得，你这孩子实诚。”她说，“上次下雨，有个女人在你摊前掉了个钱包，你没看见，是我看见的。我指给你，你追上去还了。还有，你给那个收破烂的老头免费修车，我都看见了。”

我脸红了。那些事我都快忘了。

“这活……要干多久？”

“说不准，一点点修。你先帮我找师傅看看屋顶，估个价。工钱我先给你。”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里是两百块，你先拿着。不够再问我要。”

两百块！我一个月房租加吃饭也就五六十块。

我手有点抖。“顾奶奶，这……太多了。”

“拿着。”她语气温和但不容拒绝，“你帮我办事，不能让你垫钱。”

我接过信封，厚厚的一沓， mostly是十块五块的旧钞票。

“那我……试试。”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变了。

白天我还是在永康路拐角修车，但下午三点就收摊。我去找修房师傅。

闸北一带做零工的苏北老乡多，我很快打听到一个姓王的瓦工师傅，盐城阜宁人，算我半个同乡。带他去看顾奶奶的房子。

王师傅五十多岁，干瘦干瘦的，一看就是老手。他爬上梯子检查屋顶，下来后说：“瓦要换一批，椽子有两根朽了也得换。活不大，但麻烦。材料加人工，大概三百块。”

我又找了个电工，检查线路。电工说整个后厢房都得重新布线，大概一百五。

木工看了门窗，说铰链换换就行，工钱五十。

我把报价告诉顾奶奶。她点点头：“你做主就行。”

我没想到她这么信任我。我跟王师傅讨价还价，最后瓦工活两百八拿下。又去建材市场买瓦和木头，货比三家，省了二十多块。

开工那天，我早早到顾奶奶家。王师傅带着两个小工来了。我帮着递工具、搬材料。

顾奶奶端出茶水，还给每人发了一包“飞马”牌香烟——当时算不错的烟了。

修屋顶那几天，我几乎整天待在17号。中午顾奶奶会留我吃饭。她做饭很精致，两菜一汤，分量不多，但摆盘讲究。一盘炒青菜，她能摆得像朵花。

“小苏北，多吃点。”她总这么说，然后往我碗里夹菜。

我渐渐没那么拘束了。吃完饭，我会主动洗碗。顾奶奶也不推辞，就坐在旁边看我洗。

“你父母还在老家？”

“在，种地。”

“有兄弟姐妹吗？”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学。”

“你寄钱回去吗？”

“寄，每个月寄三十块。”我说。其实我一个月也就挣百来块，除去房租吃饭，能寄三十已经不错了。

她点点头：“是个好孩子。”

屋顶修好后，电工进场。我帮着拉线、埋管。顾奶奶跟在我身后，问这问那。

“这个开关为什么要装在这里？”

“电线为什么要包这个管子？”

我把我从电工那儿听来的知识，磕磕巴巴解释给她听。她听得很认真，像个小学生。

有一天下午，电工活干完了，工人走了。我正收拾工具，顾奶奶叫住我。

“卫国，来，给你看样东西。”

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我心里一动。

她带我到二楼。石库门的楼梯很陡，木踏板被磨得中间凹下去。二楼是前楼和后楼，中间是亭子间。她推开前楼的门。

房间很大，朝南是一排窗户，正对着天井。屋里家具很简单：一张雕花大床，一个衣柜，一张梳妆台，都是老式红木家具，擦得亮亮的。墙上挂着几个相框。

我凑近看。黑白照片，一个穿旗袍的年轻女子，眉眼清秀，跟顾奶奶很像。

“这是我二十岁时候拍的。”顾奶奶说。

另一张照片，是她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的合影。男人戴眼镜，文质彬彬。

“这是我先生。他是教书先生，教国文的。”她轻轻抚过相框玻璃，“六六年，去世了。”

我没敢问怎么去世的。

还有一张全家福，顾奶奶、她先生，中间是个七八岁的男孩。

“这是我儿子，建国。”她指着男孩，“七九年去了美国，学计算机的。现在在硅谷，结婚了，有两个孩子。”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我在她眼里看到了深深的落寞。

“他……不回来吗？”

“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八五年，一次是八八年。”她说，“每次都匆匆忙忙，住不了几天。他说接我去美国，我去了三个月，不习惯。语言不通，没朋友，儿子媳妇忙，孙子孙女说英语，我跟他们说话都费劲。像个哑巴，像个傻子。”

她摇摇头：“我就回来了。还是自己的窝好。”

我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大房间，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坐在天井里，为什么总要修那辆旧自行车出去转悠。

她在等人。等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顾奶奶，以后有事，您随时叫我。”我脱口而出。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眼角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开。

“好。”

房子修好之后，我还是经常去17号。有时候是顾奶奶叫我帮忙——搬个米缸、换个灯泡、修修收音机。有时候是我自己过去，带点水果，或者老家寄来的土特产。

她每次都留我吃饭，吃完饭，我们就坐在天井里聊天。她跟我说老上海的事：三四十年代永康路有多热闹，哪家店的点心好吃，哪家布店的料子好。我跟我讲苏北农村的生活：插秧、割麦、捉鱼、偷西瓜。

我们相差六十岁，却像忘年交。

棚户区一起住的老乡问我：“李卫国，你是不是攀上高枝了？那个老太太是不是很有钱？”

我说：“就是帮帮忙，人家给工钱的。”

他们不信，眼神里都是羡慕和怀疑。

我没解释。有些事，解释不清。

十一月底，上海进入阴冷的冬季。一天傍晚，我去给顾奶奶送新买的煤球——她不用煤气灶，坚持用煤球炉，说烧水泡茶香。

推开17号的门，发现她坐在客堂间的太师椅上，脸色苍白，手捂着胸口。

“顾奶奶，您怎么了？”

“没事，老毛病，心口疼。”她声音虚弱。

“我送您去医院！”

“不用，抽屉里有药。”

我赶紧翻抽屉，找到一个小药瓶，倒出两粒白色药片，又倒了杯温水。她服下药，闭着眼睛休息。

过了十几分钟，脸色好一些。

“您这病得去医院看看。”我说。

“去过了，冠心病。医生让做搭桥手术，我这么大年纪，不想挨那一刀。”

“那也得定期检查啊。”

“嗯。”她敷衍地应了一声。

那天我没走，在客堂间打了个地铺。夜里起来两次，看她睡得安稳才放心。

第二天，我说：“顾奶奶，我搬过来住吧。您一个人，我不放心。”

她看着我：“你住哪里？”

“我睡亭子间就行。”我说，“不收您房租，就当……就当我是您远房亲戚，来上海借住的。”

她沉默了很久。天井里的竹子被风吹得沙沙响。

“卫国，你是个好孩子。”她终于开口，“但这事，你得想清楚。我老了，一身病，是个累赘。你年轻，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我想清楚了。”我说得很坚定，“您一个人住，万一夜里发病，叫人都没人应。我住过来，有个照应。”

其实我还有私心。棚户区那个八人间，我早住够了。而且，我是真心疼这个老太太。

“那……好吧。”她说，“亭子间你收拾一下，有张旧床，还能用。”

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不是因为有地方住，而是因为她答应了。

我回棚户区收拾了铺盖卷——跟一年前比，多了几件衣服，几本旧书，还有修车工具。跟房东结了账，搬进了永康里17号。

亭子间只有六平米，放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就满了。但窗户对着弄堂，光线很好。而且，这是我一个人的房间！不用听八个人的呼噜，不用闻臭脚丫子味。

我正式开始了和顾奶奶的同住生活。

每天早上，我六点起床，生煤球炉，烧开水，煮粥。顾奶奶七点起床，我打洗脸水给她。吃完早饭，我去出摊修车。中午有时回来吃饭，有时带饭去摊上。

下午收摊后，我买菜做饭。顾奶奶嘴刁，不吃辣，不吃太咸，喜欢清淡的上海菜。我跟隔壁邻居阿婆学了几个菜：腌笃鲜、油面筋塞肉、红烧划水。

晚上，我们一起听收音机里的评弹，或者看电视——顾奶奶有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只能收两个台。九点多，她上楼睡觉，我在楼下看书。

周末，我推着那辆“凤凰”，带她去附近的公园晒太阳。她坐在长椅上，看别人下棋、遛鸟，我能感觉她很享受这种热闹。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温暖。

顾奶奶的身体时好时坏。心绞痛时不时发作，严重的时候要送医院挂水。医药费不便宜，但她从不让我付。

“我有退休金，还有儿子寄来的美金。”她说，“够用。”

她儿子关建国从美国打电话来，一个月一次。每次通话时间很短，说不了几句就挂。顾奶奶接完电话，总会沉默很久。

有一次，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说：“不用寄钱，我够用……你忙你的……孩子好吗？哦，好……我身体挺好，不用操心……嗯，再见。”

放下电话，她在客堂间坐了一下午。

晚上吃饭时，她突然说：“卫国，你想没想过，以后怎么办？”

“什么以后？”

“你总不能修一辈子自行车。”

我扒拉着饭：“那我能干什么？没文化，没技术。”

“你还年轻，可以学。”她说，“夜里你看的那些书，不是挺好吗？”

我看的是从旧书摊淘来的《电工手册》、《机械原理》，还有高中课本。我想多学点东西，但不知道怎么用。

“学了有什么用？”

“总有用。”她顿了顿，“你想不想，去上个夜校？学点技术？”

我眼睛一亮：“夜校？我能上吗？”

“怎么不能？我打听过了，区里有夜校，开电工班、机械班。学费不贵，一学期八十块。”

八十块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但也不是拿不出来。

“我……想想。”

“学费我出。”顾奶奶说。

“不行！不能总让您花钱。”

“算我借你的，以后挣了钱还我。”

我想了想，重重地点头：“好！我去上！”

第二年春天，我报名了夜校的电工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顾奶奶很高兴，给我买了新笔记本、钢笔。

白天修车，晚上上课，虽然累，但充实。我学得认真，老师讲的我都记下来，不懂的就问。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

顾奶奶拿着我的成绩单，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

“好，好。”她就说了两个字，但笑得特别开心。

夜校同学里有个叫张斌的，是国营厂的电工。他看我勤快，技术学得也不错，问我：“小李，想不想来我们厂做临时工？电工班缺人。”

“我能行吗？”

“跟着老师傅学，能行。”

我跟顾奶奶商量。她说：“去！这是机会。”

于是，我白天还在修车摊，但每周去厂里干三天临时工，一天五块钱。钱不多，但能学真技术。

在厂里，我什么都干：拉电线、修电机、装开关。老师傅看我肯干，也愿意教我。半年下来，我基本能独立处理常见的电工问题了。

顾奶奶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九三年秋天，她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住院半个月。我白天修车、上班，晚上去医院陪夜。

同病房的人问她：“这是您孙子？”

她说：“嗯，我孙子。”

我心里暖洋洋的。

出院那天，医生私下跟我说：“老太太这病，得有人二十四小时照顾。下次再发作，可能就危险了。”

我点头：“我明白。”

我把修车摊的时间缩短了，尽量多在家。张斌知道了我的情况，帮我跟厂里说情，让我转成了长期临时工，工作时间灵活些。

九四年春节，顾奶奶的儿子关建国从美国回来了。

他是突然回来的，没提前打电话。那天下午，我正在天井里修一台收音机，门响了。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灰色的西装，打着领带，拎着行李箱。旁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穿着呢子大衣。还有两个十岁左右的混血男孩。

“你们找谁？”我问。

男人打量我：“这是顾兰芬家吗？”

“是，你们是……”

“我是她儿子。”

我赶紧让开：“请进，顾奶奶在楼上休息。”

男人——关建国——皱了皱眉，没说什么，径直走进来。他妻子和儿子跟在后面，好奇地四处张望。

我朝楼上喊：“顾奶奶，您儿子回来了！”

楼梯上响起脚步声。顾奶奶慢慢走下来，看到关建国，愣住了。

“建国？你怎么……没打电话？”

“想给您个惊喜。”关建国走过去，想拥抱母亲，但动作有些僵硬。顾奶奶也没动，就让他抱了抱。

“这是美玲，你见过的。”关建国介绍妻子，“这是Alex和Ben，您孙子。”

两个男孩用英语说了句“Hi”，顾奶奶点点头，想摸摸他们的头，男孩们下意识地躲了躲。

场面有些尴尬。

关建国这才注意到我：“这位是……”

“这是卫国，住在这里，照顾我。”顾奶奶说。

“照顾？”关建国看我一眼，眼神复杂，“妈，你怎么让陌生人住家里？”

“卫国不是陌生人。”顾奶奶语气很淡，“这一年多，多亏了他。”

关建国没再说什么，但眼神里的警惕很明显。

晚上，顾奶奶让我多做几个菜。饭桌上，关建国问起我的情况。

“小李是做什么工作的？”

“修自行车，还在工厂做临时电工。”

“哪里人？”

“苏北盐城。”

“哦。”他点点头，不再问我，转头跟顾奶奶说话，“妈，这次回来，是想接您去美国。您一个人住，我们不放心。”

“我在这挺好的。”顾奶奶夹了一筷子菜，“有卫国照顾。”

“一个外人，能照顾得多好？”关建国的妻子王美玲插话，“妈，美国医疗条件好，您这心脏病，得系统治疗。”

“上海也有好医院。”

“那不一样。”关建国说，“我们在那边给您联系了医院，可以做全面检查。您去了，就住我们那儿，有保姆，有家庭医生。”

顾奶奶放下筷子：“我说了，不去。”

“妈！”关建国声音大了些，“您怎么这么固执？您知道我们多担心您吗？”

“担心？”顾奶奶看着他，“一年一个电话，叫担心？”

关建国脸红了：“我工作忙……”

“忙，都忙。”顾奶奶站起来，“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她转身上楼。关建国想追，被我拦住：“关先生，让顾奶奶静一静吧。”

他瞪我一眼：“你懂什么？”

那天晚上，关建国一家住在二楼前楼——本来是我住的亭子间，但顾奶奶坚持让他们住大房间。我在客堂间打地铺。

夜里，我听到楼上传来争吵声。虽然压低了声音，但还能听清几句。

“……那个小李什么底细你清楚吗？万一是骗子呢？”

“……我的事不用你管……”

“……这房子值多少钱你知道吗？让一个外人住进来……”

“……房子是我的，我想让谁住就让谁住……”

声音渐渐低下去。我躺在地铺上，看着天花板，心里乱糟糟的。

第二天，关建国找我谈话。

“小李，谢谢你照顾我母亲。”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一点心意，请你收下。”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五百块钱。厚厚一沓。

“关先生，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感谢。”他看着我，“不过，我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我们想接她去美国治疗。所以，可能不需要你继续照顾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这是顾奶奶的意思？”

“她会同意的。”关建国说，“我们是她唯一的亲人。”

“那我……等顾奶奶亲口跟我说。”

关建国脸色沉下来：“小李，我知道你照顾我母亲不容易。但这毕竟是我们家的事。你是外人，不好插手。”

“我不是外人。”我脱口而出，“这一年多，顾奶奶生病是我送医院，她吃药是我提醒，她吃饭是我做。你们在哪儿？”

关建国被我噎得说不出话。

“好，好。”他点点头，“那我们就看看，我母亲听谁的。”

接下来几天，家里的气氛很僵。关建国夫妇试图说服顾奶奶去美国，顾奶奶坚决不同意。两个孙子整天闹着要出去玩，嫌房子旧，嫌没空调，嫌厕所是蹲坑。

顾奶奶明显憔悴了。心脏病又发作了一次，幸好不严重。

一天下午，关建国和妻子出去了，两个孩子在楼上玩游戏机。顾奶奶把我叫到天井。

“卫国，坐。”

我坐下。

“建国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不会说话。”

“顾奶奶，您真的要去美国吗？”

她摇摇头：“不去。上次去了三个月，像坐牢。这次去，是等死。”

“那他们……”

“他们待不了几天，就会走的。”她看着天井里的睡莲，“他们回来，不是真的想接我走，是怕。”

“怕什么？”

“怕我死了，房子处理起来麻烦。”她苦笑，“也怕你，占了房子。”

我心里一紧：“顾奶奶，我从没想过……”

“我知道。”她拍拍我的手，“但他们会想。”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卫国，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她起身，慢慢走进客堂间，从八仙桌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文件。

最上面是一份遗嘱。

“这是我去年找律师立的。”她说，“上面写着，我死后，这栋房子归你所有。”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

“为……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她看着我，“因为这一年多，你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等死。因为你在，这房子才有了人气。”

“可是，您儿子……”

“他有他的生活。”顾奶奶语气平静，“他在美国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他不缺这栋老房子。而且，这房子给他，他只会卖掉。我不希望这样。”

她把遗嘱递给我：“你收好。我已经公证过了，有法律效力。”

我接过那张纸，手抖得厉害。纸上白纸黑字写着：我，顾兰芬，自愿将位于上海市闸北区永康里17号的房产，遗赠给李卫国。条件是李卫国需为我养老送终。

“顾奶奶，这太重了，我……”

“拿着。”她握住我的手，“这是你应得的。”

那天晚上，关建国又找我了。这次，他直接摊牌。

“小李，我们打听过了。你老家苏北农村，父母都是农民。你来上海，就是想出人头地，对吧？”

我没说话。

“这房子，现在值二十万。以后还会涨。”关建国说，“你想要钱，我们可以给你。五万，怎么样？你拿着钱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足够了。”

五万块。在1994年，对我是个天文数字。

我心跳加速。有了五万块，我可以让父母住上新房，可以让弟妹上大学，可以自己开个修车铺……

“你考虑一下。”关建国看出我的动摇，“五万块现金，你一辈子也挣不到。”

我深呼吸：“我得问问顾奶奶。”

“问她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家事！”

“房子是顾奶奶的，她说给谁就给谁。”

关建国冷笑：“你以为有张遗嘱就行了？我们可以起诉，说你是胁迫老人，说遗嘱无效。打官司，你打得过我们吗？我们有钱请律师，你有吗？”

我后背发凉。他说得对，我一个外地来的穷小子，怎么跟他们斗？

“你好好想想。”关建国走了。

我一夜没睡。脑子里两个声音在打架。

一个说：拿钱走吧！五万块，够你在老家风光了！何必在这儿受气？顾奶奶有儿子，用得着你养老？

另一个说：你不能走！顾奶奶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走了，她怎么办？被她儿子逼着去美国？一个人孤零零死在异国他乡？

天亮时，我做出决定。

我找到关建国：“关先生，您的钱，我不要。房子，我也不要。但顾奶奶在的时候，我会一直照顾她。这是我对她的承诺。”

关建国不敢相信地看着我：“你……你傻了吧？五万块不要？”

“不要。”我说得很坚定。

他看了我很久，突然笑了：“行，你有种。那咱们走着瞧。”

关建国一家在上海待了半个月，最终没能说服顾奶奶去美国。他们走的那天，顾奶奶送到门口。

“妈，您再考虑考虑。”关建国说。

“不考虑了。你们路上小心。”

关建国看了我一眼，眼神冰冷。他俯身在顾奶奶耳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他们走了。弄堂又恢复了安静。

顾奶奶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消失的方向，久久不动。

“顾奶奶，进屋吧，风大。”

她转过身，眼睛有点红。

“卫国，委屈你了。”

“不委屈。”我扶着她进屋。

关建国走后，给我寄来一封信。信里是正式的法律文件复印件，还有一封律师函。声称顾奶奶的遗嘱是在“非正常状态下”所立，要求撤销。并警告我，如果继续“非法占据”房产，将采取法律手段。

我把信给顾奶奶看。她气得手发抖。

“这个逆子！”她骂了一句，然后咳嗽起来。

我赶紧给她倒水：“顾奶奶，别生气，身体要紧。”

“我不生气。”她平静下来，“卫国，你怕吗？”

“不怕。”我说，“您在哪，我就在哪。”

她看着我，笑了：“好孩子。”

官司还是来了。九五年春天，我收到了法院传票。关建国委托上海的律师，起诉我“欺诈老人，侵占房产”。

开庭那天，我推着轮椅上的顾奶奶去了法院——她的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

法庭上，关建国的律师侃侃而谈，把我描述成一个处心积虑接近孤寡老人、骗取房产的乡下骗子。说顾奶奶年事已高，神志不清，被我蛊惑。

轮到我发言时，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把顾奶奶推到了法官面前。

法官问：“顾兰芬女士，这份遗嘱是您的真实意愿吗？”

顾奶奶坐在轮椅上，腰板挺得笔直。她看了一眼坐在原告席上的儿子，眼神里有失望，有痛心，但更多的是决绝。

然后，她转过头，看向我。

她伸出手，握住我的手。

清晰、坚定地说：“是。是我的意思。李卫国，是我的孙子。”

全场寂静。

关建国的律师还想说什么，法官敲了敲法槌。

“原告，你们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欺诈行为吗？”

关建国站起来：“法官，我母亲年纪大了，容易被蒙蔽……”

“我问的是证据。”法官打断他。

关建国哑口无言。

一审，我们赢了。

关建国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联系过。

顾奶奶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六年夏天，她又一次心脏病发作，这次很严重，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出院后，基本卧床不起。

我辞掉了工厂的临时工，全心照顾她。修车摊也转给了别人，只偶尔接点零星的电工活。

每天，我给她喂饭、擦身、按摩、读报纸。夜里就睡在她房间的地铺上，随时起来照顾她。

她清醒的时候，会跟我说话。

“卫国，等我走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你可以把父母接来住。”

“您别说这话，您能好起来。”

“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她笑笑，“就是拖累你了。”

“不拖累。我愿意。”

她看着我，眼里有泪光：“要是我亲儿子有你一半好……”

“我就是您亲孙子。”我说。

她笑了，点点头。

九七年春天，香港回归前夕，顾奶奶走了。

走得很安详。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她睡着了，就再也没醒过来。

我握着她的手，坐了很久。她的手很小，很凉，但很柔软。

我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

我给她办了后事。按照她的遗愿，葬在她先生旁边。墓碑上，刻着“慈母顾兰芬之墓”，立碑人写的是“孙李卫国”。

送葬的人很少，只有几个邻居，还有夜校的张斌。

回到永康里17号，推开那扇黑漆大门，天井里的竹子依然青翠，睡莲依然开着小小的花。但房子空了。

我坐在客堂间的太师椅上，坐了整整一天。

傍晚，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美国寄来的，关建国。

信很短。

“李卫国：母亲的后事辛苦你了。既然母亲把房子留给你，我们尊重她的意愿。从今往后，我们不再联系。保重。”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

从那天起，我正式成为了永康里17号的主人。

但我没觉得自己是主人。我只是个看房子的。

我重新摆起了修车摊，还在工厂做电工。只是，现在是为了自己活着。

九八年，我用积蓄报了个正规的电工培训班，考了电工证。张斌介绍我进了他们厂，成为正式电工。

2000年，我认识了同厂的女工小娟，也是苏北人。我们恋爱、结婚。婚礼就在17号的客堂间办的，请了厂里的同事和邻居。

小娟善良、勤快。她第一次来17号，就说：“这房子真好，就是有点冷清。”

我说：“以后有你在，就热闹了。”

2002年，我们的儿子出生。取名李念顾。

2005年，女儿出生。取名李思芬。

孩子们在石库门里长大，在天井里学走路，在楼梯上爬上爬下。夏天，我们一家人在天井里乘凉，看星星。冬天，围着煤球炉取暖。

小娟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在阳台种了花，在厨房添了新灶具，但保留了顾奶奶留下的八仙桌、太师椅、雕花床。

每年清明，我们全家去给顾奶奶扫墓。我会告诉孩子们：“这是太奶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家。”

儿子问：“爸爸，太奶奶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她是个很温柔、很坚强的人。”

女儿问：“她为什么把房子给你呀？”

我摸着女儿的头：“因为爸爸答应她，会一直陪着她。”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永康里一带的老房子很多都拆迁了，盖起了高楼。但永康里还在，17号还在。

政府要保护石库门建筑，我们的房子被列为历史保护建筑，不能拆，只能修。政府出钱帮我们修缮了屋顶、墙面，装了现代化的卫生间和厨房，但外观保持原样。

有时候，我坐在天井里，看着孩子们在弄堂里玩耍，会想起1992年的那个雨天，那个推着“凤凰”自行车的老太太。

如果没有那个雨天，我现在会在哪里？也许还在苏北农村种地，也许在上海的某个工地搬砖，也许早已回了老家。

是顾奶奶改变了我的一生。

她给我的不只是一栋房子，而是一个家，一份责任，一种做人的道理。

我常常想，到底是我在照顾她，还是她在拯救我？

也许，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两个孤独的灵魂相遇，互相温暖，互相成全。

如今，我快五十岁了。头发开始白了，腰也开始弯了。但我每天还是会推开那扇黑漆大门，走进天井，看看那丛竹子，看看那缸睡莲。

然后，我会抬头看看二楼的窗户。

恍惚间，仿佛还能看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坐在窗前，对我微笑。

顾奶奶，房子还在，我也还在。

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