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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4 世纪初,华夏大地陷入南北分裂的格局。晋室被迫南迁,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也随之纷纷南下。至此,魏晋新书风的核心区域,由洛阳转移到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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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4 世纪后期,南方书风演进至 “二王” 阶段,流行起欹侧遒媚的今体书法,南朝一脉相承地延续了这一书风。在 5 世纪后期的宋齐时期,铭石书所采用的同样是新妍的今体楷书。
而在北方,多个政权割据混战,进入十六国时期。直至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北方自此踏入北朝时代。彼时,北方书风仍不过是西晋书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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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于 494 年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 “汉化改制”。此举使得北魏书法迅速与南朝书风接轨,从而改变了持续百余年的 “南妍北质” 之态势。
一、北魏书风:从古质到新妍
清朝时,学者书家开始关注北朝碑刻书法,并将其命名为 “北碑”。晚清康有为对北碑中的 “魏碑” 尤为推崇,不过他所见多为北魏后期书迹,且侧重于审美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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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深入了解北魏书风的演进历程,可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期:从 398 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至 494 年迁都,此为平城时期;494 年迁都洛阳至 534 年北魏灭亡,是为洛阳时期。对比这两个时期的铭石书体,能洞察北魏书风的变化;综合审视二者,北魏书法演进全貌将更为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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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时期长达 97 年,是洛阳时期 41 年时长的两倍有余,但平城时期留存的书迹却远少于洛阳时期。目前所见平城时期的碑版、墓志、造像记、题名、塔铭、买地券等铭石书迹,约 40 种,其中半数以上为隶书。
彼时的碑版、墓志,多采用隶书(或潦草隶书),延续汉魏西晋铭石书旧制。碑版方面,像太武帝拓跋焘东巡在河北刻立的《皇帝东巡碑》(437 年)、文成帝拓跋濬南巡在灵丘刻立的《皇帝南巡碑》(461 年),以及当今书家熟知的《南北朝太极碑嵩高灵庙碑陈叔通旧藏本》(456 年),均为篆书题额,隶书碑文,以双刀刻就,笔画呈方形,较西晋隶书已有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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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方面,如《平国侯韩弩真妻墓志》(454 年)、《刘贤墓志》(452 - 465 年)、《司马金龙墓志》(484 年)这类碑形墓志,同样是篆书题额,隶书志文。《龙思伯墓砖》(451 年)、《申洪之墓志》(472 年)则属草率的隶书。
平城时代的楷书多见于造像记及少数墓志,此时楷书仍是正面结字,属于带有隶意的 “平划宽结”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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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刻于平城晚期的《北魏宕昌公晖福寺碑》(488 年)较为特殊,不仅采用楷书,且结字显欹侧,无隶意,接近洛阳时期的楷书新体,不过属于 “斜划宽结” 式。
北魏迁都洛阳后进入王朝后期,碑版、墓志、造像记所呈现书体以楷书为主。清朝碑学家所说的 “魏碑”“魏体”,主要指洛阳时期的铭石楷书,清人称之为 “真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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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时期楷书体势,由平城时期的 “平划宽结”“斜划宽结” 转变为 “斜划紧结”,具体特征为:横向笔画左低右高,撇捺舒展,点画俯仰向背,结构欹侧繁密,体态严整端庄。这种楷体是北魏后期正体,最初在洛阳地区上流社会流行,可称其为 “洛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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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时期 “斜划紧结” 的楷书,《牛橛造像记》(495 年)年代较早,《北魏元桢墓志》(496 年)最为典型,《始平公造像记》(498 年)最为著名,笔画皆方峻。当时,皇族、元氏嫔妃、贵族官僚的墓志、碑刻及造像记普遍采用这种楷体,“写经体” 也是此类楷书,并流传至北魏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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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时期众多楷书书迹虽有 “斜划紧结” 的共同特点,但姿态各异,可谓 “各显奇妙,无一相同”。例如在洛阳地区出土的墓志,《元绪墓志》结字修长,有左倾之态;《元详墓志》(508 年)圆润秀雅,笔韵十足;《元怀墓志》(517 年)笔画匀称瘦劲,结字宽宏,疏秀静谧;《孟敬训墓志》(513 年)结字紧凑侧偏,呈纵势;《李超墓志》(525 年)峻美且富笔趣;《始平公造像记》笔画极为方锐厚实,如斩钉截铁,结体严密,字势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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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河北地区的 “洛阳体” 书迹也各具特色,《郑文公碑》(511 年)笔圆体方,含蓄沉稳;《张猛龙碑》(522 年)笔画方峻,结字左倾;《马鸣寺根法师碑》(523 年)峻宕不整;《高贞碑》(523 年)笔方字正;《刁遵墓志》(517 年)笔力内蕴,圆融柔和;《崔敬邕墓志》(517 年)笔画挺劲,结体斜耸而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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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铭石的楷书出自各地书手,虽皆尊崇 “洛阳体”,但各有书写习惯,刻工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形貌各异。即便一人所书,因字迹大小、体势正斜、刻工精粗不同,也会产生不同形态。
近代康有为喜用主观想象追述北魏书作美感并进行品第,但不区分当时正体与俗体,不辨别隶书和楷书差别,不厘清书作先后关系。当下书家承袭康有为观点,沉迷审美品评,难以知晓北魏书法演进的真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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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书风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铭石书的主要书体由隶书转变为楷书;二是楷书体势由 “平划宽结” 的 “古质” 演变为 “斜划紧结” 的 “新妍”。这两个变化,北方滞后于南方。早在 5 世纪中后期,南方铭石书已以 “斜划紧结” 的楷书为主导。而以 “二王” 为代表的欹侧遒美的新体楷书出现更早,4 世纪末东晋后期已在江左地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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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书风的变化,在平城时期已有不自觉的渐变,如《晖福寺碑》采用楷书且体态欹侧便是例证。洛阳时期书风与南朝接轨,出现彻底革新的骤变,此时 “魏体” 楷书接近王献之《廿九日帖》中的楷式。
二、北魏帝王贵族的“汉化”
北魏书风的演变,无论是平城晚期的渐变,还是洛阳时期的骤变,都与北魏帝王贵胄的 “汉化” 进程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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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由鲜卑族拓跋珪于 386 年建立。398 年,拓跋珪从草原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开始统治汉族农耕地区。为实现有效管理,鲜卑统治者迫于形势,不得不招揽北方汉族士人进入政权。这些汉族士人凭借文化优势,践行儒家的人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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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魏书・太祖纪》记载,拓跋珪称帝之初,在平城 “营造宫室,建立宗庙,设立社稷”,皆模仿 “邺、洛、长安的规制”。“初建台省,设置百官,封授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全部任用文人”。“令五经群书各自设置博士,增加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还 “召集博士儒生,依照义类相从之法编定一部四万余字的《众文经》字典”。此外,“诏令尚书吏部郎中邓渊掌管官制,确立爵品,制定律吕,协调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写郊庙、社稷、朝觐、飨宴的礼仪;三公郎中王德制定律令,申明科禁;太史令晁崇制造浑仪,观测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领并裁定”。平城初期实施的这些安邦措施与文治政策,彰显出鲜卑统治者对汉族文明的敬服态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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