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治问毛主席要3000万，周恩来不忍插话：那找我们干什么

1950年1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城朔风凛冽。中南海灯火未歇，门口警卫忽然拦下一位拎枪而来的中年军官。警卫电话请示，毛主席在屋里听完报告，摆摆手：“让他进来，别为难李治同志。”几个字，把众人心里那点紧张驱散得干干净净。

屋里炉火正旺，李治脱下呢子大衣，腰间的手枪沉甸甸晃了一下。他和毛主席、周总理寒暄几句，神色却显得有些拘谨。毛主席见状，主动开口：“军事学院那边都安顿好了？”李治点头，却挤出三个手指：“缺医用器材，得三千万。”周恩来忍不住轻声嘀咕：“三千万，找我们干什么？”毛主席一笑：“三千万不够，加个零，三亿，拿去办事。”一句话落地，窗外的寒风似乎都缓了几分。

很多人不明白，为何这位少将军医敢这样张口。把时针拨回二十多年前，答案就清晰了。1927年，江西永新青年李治从海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在南昌开诊所。国民党拉夫，他被迫参军做军医。1930年，赣南战场，张辉瓒部覆没，李治成了红军俘虏。有人劝他改行，他却毅然留下：“给红军治病，心里踏实。”

一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誉为“医界四大金刚”之一。长征途中，缺药、缺布、缺麻醉，他用自制的手术刀割开脓肿，用盐水煮过的纱布包扎创口。1935年6月，毛儿盖小镇硝烟未散，周恩来高烧昏迷，呼吸微弱。李治与外科大夫王斌守了两昼夜，冰袋降温，土法排脓，把周恩来硬是从死亡线上拉回。邓颖超后来回忆：“那个姓李的大夫，我永远忘不了。”

也在那年春天，川北草地上空突然飞来敌机，炸弹如雨。正在休息的贺子珍多处中弹，血浸衣襟。有人以为她已经牺牲，李治扒开人群探脉，低喝：“还活着！快抬担架。”他取出细镊，掏弹片，清创包扎，连夜照看。毛主席赶来时，听见他淡淡一句：“只要不发烧，就能保住。”主席握住他的手，沉声说：“多谢。”

行至延安，李治自己却病倒，肺炎高烧不退。毛主席派人送来一篮鸡蛋，上面压着纸条：“李治同志不能死。”简短七字，仿佛最好的药引，他硬撑着挺了过来。那时的窑洞里，毛主席常同他聊天，夸道：“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跟着我们翻山越岭，可真不简单。”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李治始终在卫生系统辗转：边区卫生处处长、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担负首长保健，也给普通伤兵缝合刀口。前线发来求药电报，他用骡驮背篓赶夜路；后方医院缺血浆，他让妻子罗伯文带头输血。一次，林彪急性腹泻，拍桌子限他“一日痊愈”。李治微微一笑：“两军对垒，给你一天打败敌人，你敢接吗？”林彪愣了半晌，随即哈哈大笑：“有理！”药到病除后，林彪在战报上特意写下“军医李治，立功”。

1949年春，西北战场吃紧。彭德怀见老友咳得厉害，劝他：“先回北京治病，打完仗我去看你。”李治这才离开前线，调至南京军事学院筹建卫生部。缺钱、缺设备，开院在即，所有预算加起来还不够买全套X光机。他想起了在延安窑洞里那盏煤油灯下写“李治不能死”的人，于是北上进京。

这才有了1950年初的那场深夜会面。三亿元旧币拨付到位，卫生部添置了手术床、高倍显微镜、现代消毒设备。刘伯承院长握着账本感叹：“医学也是战斗力。”从此，军事学院培养的医务军官遍及全军野战部队，行军帐篷里多了输血器、手术灯，成千上万条生命得以保全。

李治此后又出任院务部副部长、军医进修学院副院长，授衔时，他因为贡献卓著获颁少将。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到各地医院授课，谈的最多一句话是：“医生救人，别怕苦，更别怕穷。”

九十高龄时，李治回到老家江西永新，乡亲们把祖屋前那口老井重新修整，题字“仁心井”，纪念他当年立志学医的初心。停售已久的旧制“3000万”纸币，早成收藏品；可在医疗战线打下的基础，却撑起了后来的军队卫生体系。有人说，这位少将一生得遇贵人，实则更因他选对了道路，也守住了医者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