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钱三强的七次对话

我采访钱三强，是从一封信件开始的。

1988年初，钱老虽然已退居二线，但仍然事务繁杂，约访难如登天。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采访意图——聚焦他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的十年成长历程，展开报道。为了便于他了解我，我还把自己以往撰写的茅以升、杨乐等科学家的作品一同寄了过去。没想到过了一阵子，他的秘书回信了，约定每周抽半天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室里跟我畅谈。

我没有上过大学，仅拥有中学阶段积累的一点物理常识。尽管采访前做了不少准备，但第一次交谈时，诸多地方仍似懂非懂。临别时，钱老递过来一摞材料，其中《科坛漫话》一书格外显眼，里面那篇《原子史话》被他特意折了角。回到家后，我将这篇文章连读三遍，待第二次见面，我已能顺畅地跟上他的思路。就这样，我们从他在清华大学的读书时光，聊到居里实验室的清晨，再聊到核物理研究中的困境。我们一谈就是五个半天，每次三个多小时。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仿佛也经历了他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一步步成长为科学家的那段时光。

当我整理完笔记准备动笔时，却犯了难。面对钱老厚重的科研人生，我竟一时不知如何下笔，甚至生出了稿子要“砸锅”的焦虑。梳理出写作提纲后，我发现钱老前五次谈话中从未提及“三分裂”成果，但这恰恰是他科研生涯的核心成就。于是，我将提纲与补充采访的请求一同写信寄给了钱老。他看后手写了几十页的详细材料，完整阐述研究始末。随后我们又畅聊了两次，这让我意外又感动。

写作过程中，我仔细揣摩如何平衡新闻性与科学性，避开复杂的技术细节，着重挖掘背后的科学思想与精神——写他“立足常规，着眼新奇”的科研理念，写他重视动手能力的实践态度，写他不唯名家、坚持真理的治学品格。通过吹玻璃、做实验等典型细节，我力求既能让读者看懂，又能从中汲取力量。

初稿完成后，钱老很满意，只在技术细节上补充了两百字。他还特意从家里翻出一叠发黄的老照片，让我拿去登报。其中，有他与居里夫人在实验室外的合影，还有夫人何泽慧年轻时梳着小辫的模样，一张张都承载着珍贵的回忆。这份信任，如暖流般淌过我的心底。

1988年2月23日，《通往科学家之路》在《科技日报》刊登，很快在科技界传开。后来，钱老还特意把我翻旧的《科坛漫话》题上“纪念我们愉快的合作”送给我，又补了本崭新的签名版给我。

1992年，钱老去世了，但这份情并未终结。多年后，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周年座谈会举行，何泽慧推掉了中国科学院的会，专程来参加。那天，她还受了伤，胳膊用绷带吊着坐在主席台上。她专门带了一本新出版的《钱三强文集》，上面题写着“送给郭梅尼同志”。科学家这样的认可，是对记者的最高奖赏。

（科技日报原记者郭梅尼口述，本报记者荆晓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