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文化程度到底是有多高？专家：其实他真实学历让你望尘莫及

1959年，北京一个普通的派出所里，一个中年男人拿着笔，对着户口登记表上的“文化程度”一栏，半天没动。

旁边的人催他，他才迟疑地写下两个字：“初中”。

写下这两个字的人，是爱新觉罗·溥仪。

这简直是往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上，甩了两个苍白又刺眼的字。

一个动用了整个帝国最后一点力气去培养的“真龙天子”，在新社会的尺子下一量，居然只值个初中毕业。

这事儿背后，是一场从开始就跑偏了的教育。

一、 给一个不存在的帝国，培养一个皇帝

溥仪六岁那年，读书这事儿，就不是家里请个先生那么简单了。

那是国家大事，得由隆裕太后亲自抓，再让钦天监挑个黄道吉日，才算正式开张。

上课的地方叫毓庆宫，光绪皇帝当年就是在这儿启蒙的，这地方的一砖一瓦，都在提醒溥仪：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来继承大统的。

整个教育体系的目标非常纯粹，甚至可以说是一根筋：就是要造出一个标准的、符合儒家想象的君主。

所以，当别家孩子还在念“人之初，性本善”的时候，溥仪的书桌上摊开的就是《十三经》这种硬核原著。

给他上课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当时学问界和官场里响当当的人物。

这套师资，搁在当时，就是给皇帝预备的顶级配置，再也找不出更好的了。

教法更是把“皇权”两个字刻在骨子里。

老师上课，得毕恭毕敬地站着讲；学生溥仪呢，稳稳当当坐在炕上听。

老师进门，得先给学生行注目礼，因为不管学问多大，老师终究是臣子，学生再小，那也是君主。

知识本身是次要的，先把谁大谁小的规矩立起来，才是头等大事。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那套“伴读代罚”的规矩。

溥仪上课淘气，把袜子脱了扔桌上，或者伸手去拔老师的胡子，老师的眼睛一瞪，骂的却不是他，而是旁边坐得笔直的伴读溥杰：“你看你，怎么这么没规矩！”

这话骂的是溥杰，可听在溥仪耳朵里，意思就变了。

他学到的不是“我错了”，而是“我永远不会错”。

这套教育系统，从根子上就在把他跟普通人隔开，把他变成一个活在祖宗规矩和书本里的抽象符号。

可这套系统有个要命的问题。

它要伺候的那个大清帝国，在溥仪六岁那年，就已经不存在了。

当宫里的太监还在给他念叨着《满洲实录》，讲述祖宗们如何金戈铁马打下江山的时候，紫禁城的高墙外面，挂的已经是中华民国的旗子了。

他被关在宫里，学着怎么去统治一个四分五裂的天下，却连墙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模样都不知道。

他学的这一肚子东西，打从一开始，就是一堆不合时宜的古董。

二、 一扇被撬开的窗，和一个分裂的人

1919年，紫禁城这堵高墙，最终还是被一个叫庄士敦的苏格兰人给撬开了一条缝。

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的洋人，带着一股子既懂中国规矩又不卑不亢的劲儿，成了溥仪的英文老师。

他的出现，就像一阵大风，直接吹进了毓庆宫那间沉闷的书房。

庄士敦带来的东西，可不只是“ABC”这么简单。

在这之前，陈宝琛他们给溥仪打造的是一个封闭的、眼睛朝后看的儒家小世界。

庄士敦一来，直接在他面前摊开了一张世界地图，一个活生生的、向前奔跑的现代世界。

他不再讲“子曰诗云”，而是讲欧洲历史、地理知识，讲科学是个什么东西。

他甚至跟溥仪一块儿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聊各个国家的政治是怎么玩的。

这对溥仪的冲击是颠覆性的。

他头一回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个地球，好像不是围着他一个人转的。

于是，他开始干一些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事：戴上了近视眼镜，让人剪掉了拖在脑后那根象征祖宗家法的辫子，甚至在紫禁城宽阔的广场上，歪歪扭扭地骑起了自行车。

这些事儿，在今天看来屁大点事，可在当时的紫禁城里，每一样都是对老规矩的公开叫板。

更要紧的是，庄士敦让他体会到了另一种师生关系。

面对这个蓝眼睛高鼻梁的“洋师傅”，那套打了伴读等于打了皇帝的把戏不灵了。

溥仪犯了错，庄士敦会直接了当地指出来，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学生一样对待。

溥仪的英文学得飞快，很快就说得一口流利的“牛津腔”。

这口音，既是他跟外面那个大世界接上了头的证明，也成了他内心世界彻底分裂的标志。

他的一只脚还深深地陷在《资治通鉴》的故纸堆里，梦想着当康熙、乾隆那样的圣君；另一只脚，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迈进那个由汽车、电话和议会组成的新时代。

庄士敦给他开的这扇窗，让他看到了外面的风景，也让他更清楚地闻到了紫禁城里那股陈腐的霉味。

他的脑子里，从此装进了一对根本没法和解的矛盾：一个想恢复祖宗基业的皇帝，和一个想穿西装、喝咖啡的现代青年，在他一个人身上打得不可开交。

三、 一肚子学问，一身的麻烦

那么，这场横跨中西、耗尽心力的教育，到底给溥仪留下了什么？

他肯定不是没文化。

他能大段背诵经书史籍，能写一手不错的旧体诗，能用流利的英语跟洋人聊天，甚至对明清两代的野史笔记都了如指掌。

单论知识的储备量，当时没几个年轻人能比得上他。

可偏偏是这些学问，成了他一辈子最大的包袱，不仅没帮他看清道儿，反而把他一次次往沟里推。

他满脑子的帝王心术，读烂了的《资治通鉴》，让他天真地以为可以跟日本人玩“借师助剿”的权谋游戏，借他们的力来恢复大清的江山，结果呢？

被人家牢牢捏在手心里，当了个有名无实的伪满洲国傀儡。

他懂历史，但懂的都是几百年前的套路，对现代国家之间的利益算计，他几乎一窍不通。

他被教育如何当一个“君”，却从来没人教他怎么做一个“人”。

所以，当他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重新成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他前半辈子学的东西，一夜之间全都作废了。

他不知道怎么排队买票，不知道怎么去银行取钱，连最基本的生火做饭都不会。

他站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前，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茫然又无助。

那张户口本上尴尬的“初中”二字，就像一个精准的总结。

那套专门给“天子”设计的、花了无数人力物力的顶级教育，放到这个讲究文凭、讲究技能、讲究生活常识的新社会里，它的实际价值，确实也就只配得上“初中”这个认证了。

他那满腹的经纶，成了一堆没地方使的“屠龙之技”。

直到他彻底不再是皇帝，他脑子里的那些知识，才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在北京植物园工作时，他能准确说出许多植物的科属和典故；后来在写《我的前半生》时，他那如同“活字典”一般的记忆力，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历史记录。

他晚年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了一名文史专员。

那个从小被教导如何创造历史的人，最终的工作，是整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