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是个体力活,更是个技术活。
我,陈静,一个当了十五年语文老师的38岁女人,自以为对生活中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颇有心得,可真刀真枪地把自己的生活打包、拆开,再塞进另一个人的生活里时,才发现自己笨拙得像个初学写字的小学生。
李伟,我交往了半年的男友,也是我决定与之同居的男人,此刻正赤着上身,汗珠子顺着他结实的背部线条往下滚,消失在牛仔裤的腰线里。他像一头精力旺盛的豹子,轻松地把我的双开门大冰箱从货车上弄下来,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流行歌。
“静静,放哪儿?”他回头,冲我咧嘴一笑,牙齿在下午四点的阳光里白得晃眼。
我指了指厨房那个预留好的位置,心里有点发虚。那是我原本放餐边柜的地方。现在,为了迎接他的冰箱,我的餐边柜被“发配”到了阳台,看起来孤零零的,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好嘞!”李伟没察觉我的小心思,他指挥着搬家师傅,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庞然大物推进了厨房。
我站在一片狼藉的客厅中央,四周堆满了贴着标签的纸箱子:“厨房用品”、“冬季衣物”、“书籍(一)”、“书籍(二)”……一直到“书籍(十五)”。李伟第一次来我家时,看到我那面顶天立地的书墙,咂了咂嘴,说:“陈老师,你这是把图书馆搬回家了啊。”
我当时笑了笑,没说话。那些书,是我过去三十八年里,一个一个夜晚、一个一个周末积攒下来的堡垒。它们是我最忠诚的朋友,也是我最坚固的铠甲。
现在,我正亲手拆掉我的堡垒。
李伟的“家当”不多,一个大号行李箱,一个游戏机盒子,还有就是这个双开门冰箱。他说他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之前的房子是租的,家具都是房东的。他说这话时,眼神坦荡,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了”的真诚。
我就是被这种真诚打动的。
38岁,在我的学生嘴里,是“中年妇女”;在相亲市场上,是“高龄剩女”;在我妈的电话里,是“再不抓紧就只能找二婚带娃的了”。我也焦虑过,也曾在一个个深夜里,对着镜子里那张开始出现细纹的脸问:“陈静,你这辈子就这样了吗?”
直到我遇见李伟。他在一家创业公司做市场,比我小三岁,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劲儿。他带我去吃路边摊,带我去Livehouse听摇滚,带我半夜十二点去江边吹风。他像一阵突如其来的季风,吹散了我生活里沉积多年的尘埃。
他说:“静静,你活得太紧绷了,像一根拉满的弓。你得松下来。”
于是,我决定“松下来”,我邀请他住进我的生活。这套一百平米的两居室,是我用工作十几年的积蓄付了首付,每个月用工资一分一分还着月供的。这是我的家,我的地盘。我以为,多一个人,不过是多一双碗筷,多一个枕头。
搬家师傅走后,李伟从他的冰箱里拿出一罐冰可乐,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瓶,然后打了个响亮的嗝。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环顾四周,像一个检阅自己领地的国王。
“嘿,静静,”他朝我招招手,“过来。”
我走过去,挨着他坐下。他一条胳膊自然地搭在我肩上,下巴蹭着我的头发。
“有家的感觉了。”他满足地叹了口气,“真好。”
我的心,在那一刻,软得像一块被太阳晒化的黄油。之前那点因为餐边柜而起的小别扭,瞬间烟消云散。我靠在他温热的胸膛上,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心里默默地说:陈静,这次,你赌对了。
同居的第一个星期,是甜的,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蜜桃。
我们一起窝在沙发里看电影,他会把我的脚捂在他怀里。我们一起做饭,他刀工不行,切的土豆丝像土豆条,却抢着要掌勺,理由是“不能让油烟熏着我们陈老师”。我们会在清晨的阳光里接吻,也会在深夜的黑暗中相拥。
他把我那些“书籍(一)”到“书籍(十五)”的箱子,整整齐齐地码在了次卧。他说:“这些宝贝疙瘩,得单独给它们一个房间。”然后,他把自己的游戏机和一堆乱七八糟的充电线,堂而皇之地摆在了电视柜上,那里原本是我放香薰和绿植的地方。
我犹豫了一下,说:“阿伟,这些线……是不是有点乱?”
他正专心致志地连接着手柄,头也没抬:“哎呀,先这么放着,方便。你看你那几个瓶瓶罐罐,碰一下都怕倒了,我这皮实。”
我没再说话。我安慰自己,生活嘛,就是磕磕碰碰,你退一步,我让一步。不能太计较。
第二个星期,甜味里开始夹杂了一点别的味道。
我发现我的海蓝之谜面霜,那个我攒了两个月钱才下决心买的“贵妇面霜”,边缘出现了一圈手指的划痕。我平时都是用配套的小勺挖的。
晚上,我状似无意地问李伟:“阿伟,你最近是不是皮肤有点干啊?”
他正躺在床上玩手机,闻言,抬起头,一脸“你怎么知道”的惊喜:“是啊!你别说,你那个小绿瓶挺好用的,我这两天抹了,脸上都不起皮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人用钝器敲了一下。那不是什么“小绿瓶”,那是海蓝之谜!我花了两千多块钱买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比如“那个很贵的”,或者“你以后用我给你买的男士面霜吧”。但看着他那张毫无城府、甚至有点得意的脸,我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他是在用我的东西,但他用得那么理所当然,好像那就是他的。我如果开口,会不会显得我太小气,太斤斤计较?我们不是要一起生活的家人吗?家人之间,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我把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挤出一个笑:“好用就行。”
从那天起,我开始默默观察。
我的进口洗发水,消耗速度快了一倍。我珍藏的、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零食,总是在我还没来得及回味第二次的时候就空了。我放在书房的MacBook,有几次我下班回来,发现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他玩剩下的游戏界面。
我的东西,正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我们”的东西。不,更准确地说,是正在变成“他”的东西。
我感到一种微妙的恐慌。这种恐慌,就像温水煮青蛙,一开始你只觉得温暖,等发现水烫的时候,已经跳不出来了。
我开始失眠。夜深人静时,我躺在李伟身边,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脑子里却乱成一团麻。我想起我的餐边柜,想起我的香薰,想起我的面霜和笔记本电脑。这些东西,单拎出来,都不算什么大事。但它们凑在一起,就像一块块小石头,压在我的心上,让我喘不过气。
我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人。当老师这么多年,我知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师生、同事还是朋友,清晰的边界是相互尊重的前提。我以为爱情可以模糊一些边界,但我不确定,这条界线应该退到哪里。
我试着跟我的闺蜜小婉聊了聊。小婉是个雷厉风行的律师,听完我的叙述,她在电话那头冷笑一声。
“陈静,你就是个傻子。什么叫‘家人之间不分彼此’?那是写在琼瑶小说里骗小姑娘的。现代社会,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他这不是把你当家人,他这是把你当殖民地,理直气壮地开采资源。”
“话说得太难听了吧?”我有点不舒服,“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性格比较大大咧咧。”
“大大咧咧?”小婉的声音拔高了八度,“他怎么不对他老板大大咧咧?怎么不用他老板的电脑打游戏?陈静我告诉你,一个男人在小事上对你没有分寸感,在大事上就敢要你的命!你信不信?”
我沉默了。我信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和李伟之间,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缝。而这道裂缝,在一个月后的那个周六,彻底崩塌了。
同居满一个月的那个周六,天气格外好。
我提议去郊外的湿地公园走走,李伟欣然同意。我换好衣服,准备拿车钥匙出门。我的车,一辆白色的甲壳虫,是我工作十年时,送给自己的礼物。它小巧、可爱,有点不实用,但它是我青春尾巴上的一点任性。
我走到玄关,发现钥匙不见了。
“阿伟,你看到我车钥匙了吗?”我问。
李伟正坐在沙发上穿袜子,闻言,头也不抬地说:“哦,我哥们儿借去了。”
“谁?”我愣住了,“哪个哥们儿?”
“就大刘啊,你见过的。他今天要去机场接他女朋友,他那破车半路抛锚了,就跟我说借个车用用。我寻思咱今天也不出门,就让他开去了。”
我的血“嗡”地一下冲上了头顶。
“你让他开去了?我的车?”我的声音在发抖。
李伟终于察觉到我的不对劲。他抬起头,看着我,一脸无辜:“对啊。怎么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哎呀,这不寻思跟你说一声嘛,你这不是问了嘛。”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想拉我的手,“多大点事儿啊,借一下而已,下午就还回来了。咱俩谁跟谁啊。”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后退了一步。
“李伟,那是我的车!”
“我知道是你的车啊。”他的表情也开始变得不耐烦,“但咱俩现在不是住在一起了吗?你的东西,不就是我的东西吗?”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
这句话,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我的心脏。过去一个月里所有的不安、委屈、恐慌,在这一刻,全部找到了源头。
原来是这样。
在他眼里,我们同居,不仅仅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而是我的生活,我的空间,我的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向他敞开了。他是这里的男主人,他有权支配这里的一切,包括我。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他的脸在阳光下依然帅气,但那份理所当然的表情,却让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
“不是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清晰而坚定,“李伟,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你的东西,是你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享,但你不能不经我同意,就擅自支配我的东西。”
李伟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陈静,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在跟我分你我?”他上前一步,咄咄逼人,“你是不是觉得我住你的、用你的,心里不平衡了?我告诉你,我李伟不是吃软饭的!下个月开始,我给你交房租!水电费咱俩平摊!这样总行了吧?”
他把事情引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以为我在乎的是钱。
不,我不在乎。如果他在用我的面霜前问我一句,如果他在借我车之前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会笑着说“没问题”。我在乎的,是尊重。是一种被视为独立个体的尊重。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边界的问题。我们是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就算我们是情侣,也应该有最基本的边界感。”
“边界感?我他妈第一次听见谈恋爱还要谈‘边界感’的!”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猛地一挥手,把玄关柜上的一个花瓶扫到了地上。
“啪!”
花瓶碎了,清脆的声音,像我们之间关系的断裂声。
那是我从景德镇淘回来的,一个很素雅的青瓷瓶。我一直很喜欢。
他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愣住了。
我看着地上一片狼藉的碎片,忽然觉得很累,很累。
我不想再争辩了。跟一个认知完全不同的人争辩,就像对着一堵墙说话,除了能听到自己的回声,什么也得不到。
“你走吧。”我平静地说。
“什么?”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你走吧。”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把你的冰箱,你的游戏机,你的一切,都从我的房子里搬走。”
“陈静,你来真的?”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
“是。”
“就为了一辆车?就为了这点破事?”
“不是为了车。”我一字一句地说,“是为了我自己。”
那个周末,李伟没有走。
他大概以为我只是在气头上,说的是气话。吵架嘛,女人嘛,哄一哄就好了。
他先是试图跟我讲道理,把“我们是一家人”“我都是为了我们好”“男人在外面需要面子”这些陈词滥Diao翻来覆去地讲。
我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抱枕,不说话。我就看着他,看他像一个蹩脚的演员,在舞台上卖力地表演着深情和无辜。
他的道理讲不通,就开始道歉。
“好了好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不跟你商量就把车借给大刘。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他想来抱我,我侧身躲开了。
他的耐心终于告罄。
“陈静,你到底想怎么样?我都道歉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给你跪下?”他烦躁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你一个三十八岁的女人,你以为你还年轻吗?你以为你还能找到比我更对你好的人吗?你别给脸不要脸!”
恶毒的话,像淬了毒的箭,从他嘴里射出来。
我抱着抱枕的手,指甲深深地陷进了布料里。
原来,在他心里,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三十八岁的、应该感恩戴德地接受他的“恩宠”的女人。我的年龄,成了他可以用来攻击我的武器。
我忽然笑了。
“李伟,”我抬头看他,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你错了。我三十八岁,不是我的劣势,是我的优势。”
“因为我三十八岁,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侵犯。我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打着爱的名义的控制。”
“我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过得很好。我有我的事业,我的房子,我的车,我的朋友,我的书。我不需要一个男人来‘拯救’我,更不需要一个男人来告诉我,我应该怎样生活。”
“所以,请你离开。立刻,马上。”
我的平静,彻底激怒了他。他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开始口不择言地咆哮,把所有能想到的难听的话都砸向我。
我不再理会他,径直走进次卧,那个堆满我的书的房间。我关上门,把他的声音隔绝在外面。
我靠在门上,身体因为愤怒和委屈而微微颤抖。但我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
小婉说得对,这不是小事。一个不尊重你物权的人,也绝不会尊重你的人权。一个随意侵犯你边界的人,迟早会试图吞噬你的整个灵魂。
我在次卧里待了一个下午。我打开一个箱子,拿出我最喜欢的马尔克斯。我翻到《百年孤独》的某一页,但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门外,渐渐安静了。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等我打开门,客厅里已经空无一人。
空气中,还残留着他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草味,混合着他惯用的古龙水味道。
地上的花瓶碎片,已经被他扫到了一边。茶几上,放着我的车钥匙。
他终究还是走了。
我走到阳台,看到我的那个被“发配”的餐边柜。夕阳的余晖洒在上面,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
我走过去,用手抚摸着柜子的边缘。
那一刻,我忽然很想哭。
但眼泪并没有掉下来。
我只是觉得,我的房子,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空旷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完整过。
接下来的几天,我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戒断反应”。
早上醒来,我会习惯性地摸向床的另一边,摸到一片冰冷的空虚。刷牙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看一眼旁边那个空了的漱口杯位子。下班回家,打开门,迎接我的是一片死寂,而不是那句“你回来啦”和拖鞋被踢到脚边的声音。
我的生活,好像被硬生生地挖掉了一块。
这种感觉很糟糕。
我开始疯狂地做家务。我把李伟睡过的床单、被罩、枕套全部扔进洗衣机,放了双倍的消毒液。我用吸尘器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吸了一遍,特别是他经常坐的那个沙发位置。我把他的游戏机、充电线、他留下的半瓶古龙水,全部打包,塞进一个纸箱,堆在门口,像处理一堆有毒垃圾。
我甚至,把我用了多年的密码锁密码也换掉了。
我试图用这种方式,抹去他存在过的一切痕迹。
然而,那个双开门的大冰箱,像一个巨大的、沉默的纪念碑,杵在我的厨房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这场同居战争,我是如何惨败收场的。
我给李伟发了条信息:“你的冰箱,什么时候来拉走?”
他秒回:“你要是看不顺眼,就扔了。”
我看着这行字,气得发笑。扔了?这个冰箱是他花八千多买的,才用了不到一年。他用这种自暴自弃的方式,来彰显他的“不在乎”。
我回:“行,我知道了。”
然后,我打开手机通讯录,找到一个收二手家电的电话,拨了过去。
第二天,两个师傅上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个庞然大物从我的厨房里抬了出去。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把它塞进一辆破旧的小货车里,车身印着“XX家电回收”。
师傅递给我一沓钱:“大姐,给你,一千五。”
八千多的冰箱,变成了一千五。
我捏着那沓薄薄的、带着各种味道的钞票,心里五味杂陈。
我把钱转给了李伟。
他没收,附言:“说了不要就不要了。”
我没再坚持,把钱收了回来。就当是,他赔偿我的花瓶和那瓶海蓝之谜的钱吧。
冰箱的位置空了出来,厨房一下子显得宽敞了许多。我把我那个孤零零的餐边柜,又搬了回来,擦得干干净净。我把我喜欢的香薰、绿植,重新摆回了电视柜。
一切,好像都回到了原点。
但有些东西,回不去了。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做梦。梦里,全是过去一个月里的一幕幕。他笑着对我说“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他把我的面霜抹在脸上,一脸得意;他把我的车钥匙随手扔给他的“哥们儿”;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给脸不要脸”。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
我不得不承认,我伤得很重。
我对爱情,对亲密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恐惧。
我开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是不是我太“作”了?是不是像李伟说的那样,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就不配挑剔,就应该找个人凑合着过日子?
我把这些困惑,一股脑地倒给了小婉。
我们在一家很安静的咖啡馆见面。我形容枯槁,黑眼圈重得像烟熏妆。
小婉听完,没有像上次那样激动地骂我,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说:“陈静,你这不是‘作’,你这是‘自救’。”
“自救?”
“对。你及时止损,把自己从一段有毒的关系里解救了出来。你应该庆幸,而不是怀疑自己。”
她给我举了个例子。
“你知道什么是‘煤气灯效应’吗?”
我摇摇头。
“就是一种心理操控。操控者,通过否定、误导、歪曲事实,让被操控者怀疑自己的记忆、感知和理智,最终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
“他否定你的感受,说‘多大点事儿啊’。他歪曲事实,把‘不尊重’扭曲成‘你太计较’。他给你贴标签,说你‘三十八岁,给脸不要脸’。他让你觉得,错的是你,有问题的也是你。”
“陈静,你差一点,就掉进这个陷阱里了。”
小婉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我混乱的思绪。
我回想起和李伟相处的种种细节。他总是在不经意间,打压我的想法,否定我的品味。
我说喜欢一部文艺片,他说“装什么小资,多没劲”。我说想去学插花,他说“浪费那钱干嘛,还不如在家睡大觉”。我说我教书育人很有成就感,他说“当老师能挣几个钱,还不是穷清高”。
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们性格和观念的差异。现在想来,这何尝不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精神打压?他让我慢慢地相信,我的喜好是错的,我的价值是低的,只有他,才是对的,才是“接地气”的。
而那句“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不过是他这种控制欲的终极体现。他要的,不仅仅是支配我的物品,更是支配我整个人。
我想起小婉曾经说过的话:“一个男人在小事上对你没有分寸感,在大事上就敢要你的命。”
我打了个寒噤。
如果,我没有因为车的事情爆发,如果我继续忍让下去,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开始干涉我的工作?干涉我的交友?甚至,像新闻里演的那样,偷偷把我的房子卖掉?
我不敢想。
“谢谢你,小婉。”我由衷地说,“谢谢你点醒我。”
“谢我干嘛。你能醒过来,是你自己够强大。”小婉喝了口咖啡,看着我,“陈静,你忘了你是什么人了。你可是我们高中的‘铁娘子’。那时候,有男生在班里说黄段子,全班就你一个人敢站起来拍桌子,骂他‘流氓’。那股劲儿呢?”
我愣住了。
是啊,那股劲儿呢?
我有多久,没有那样“拍桌子”了?
这些年,我被年龄、被社会时钟、被旁人的眼光,磨平了棱角。我变得小心翼翼,变得委曲求全。我以为这是成熟,其实是怯懦。
我忘了,我陈静,从来就不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那天下午,我和小婉聊了很久。阳光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暖暖地照在我身上。
我感觉,心里那块被挖掉的地方,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一种新的力量填满。
生活,渐渐回到了正轨。
我每天去学校上课,给学生们讲鲁迅,讲沈从文。讲到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我比以前有了更深的感触。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永远是最重要的。
一个女生在课堂上站起来问我:“陈老师,那如果很爱一个人,是不是就可以为他放弃一切?”
我看着她那张年轻、充满憧憬的脸,笑了笑,说:“你可以为爱奋不顾身,但不能为爱失去自我。真正的爱,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让你失去自己。”
全班响起了掌声。
我不知道他们听懂了多少,但我知道,这些话,是我说给他们听的,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周末,我不再宅在家里。我报了那个我一直想学的插花班。我把自己的作品,那些歪歪扭扭、但充满了生命力的花,插在客厅的各个角落。
我还开始重新跑步。每天早上,沿着江边,跑五公里。汗水浸透衣服的感觉,让我觉得无比真实和畅快。
我发现,当我把关注点放回到自己身上时,那些关于李伟的噩梦,渐渐消失了。
他这个人,就像一场重感冒,来势汹汹,让我发烧、头痛、浑身无力。但病好了,也就好了。身体会自动产生抗体,下次再遇到类似的病毒,就不会再轻易被击倒。
有一次,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了大刘,就是那个借我车的人。
他看到我,一脸尴尬,搓着手,说:“陈老师,那次……真对不住。我不知道李伟没跟你说。”
我看着他,这个李伟口中的“哥们儿”。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看起来老实巴交的。
“没事,都过去了。”我平静地说。
“我跟李伟也说了,他不该那样。他这人,就是有点……有点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大刘小心翼翼地措辞。
我笑了笑,没接话。
“他……他最近过得也不太好。”大Dila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工作丢了,新找的也不顺心。前两天喝酒,还说……还说挺想你的。”
“是吗?”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陈老师,你看,要不……你俩再聊聊?他其实人不错的,就是有时候脑子转不过弯。”
我摇了摇头。
“不用了。我们不合适。”
说完,我朝他点点头,转身走进学校。
我没有再回头。
我知道,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而有些“错过”,其实是“放过”。
放过他,更是放过我自己。
转眼,到了年底。
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甚至,比以前更加丰盈。
我的插花作品,在朋友圈里获得了无数点赞。我的一个同事,一个教美术的年轻男老师,开始每天早上给我带一份楼下新开的、我最爱吃的那家店的生煎包。
他会把生煎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然后红着脸,说:“陈老师,早上好。”
我看着他那副青涩又真诚的样子,像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我笑着说:“谢谢你,小王老师。”
我没有进一步,也没有退一步。我只是享受着这份来自他人的、带着清晰边界感的善意。
我开始相信,好的关系,应该是像放风筝。线在你手里,但风筝要在天上飞。你拉得太紧,它飞不高;你松了手,它就丢了。只有不松不紧,给它空间,给它自由,它才能飞得又高又远,同时,还跟你保持着连接。
我和李伟,他就是那个一上来就想把线全部攥在手里,甚至想把风筝也扯下来的人。
他不懂,风筝的美,在于飞翔。
就在我以为,李伟这个名字,已经彻底成为过去时的时候,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
那天,我刚跑完步回家,正在拉伸。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随手接起:“喂,你好。”
“静静,是我。”
是李伟。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和沙哑。
我沉默了几秒钟,说:“有事吗?”
“我……我下周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他说,“去我表哥那儿,在另一个省。”
“哦。”我淡淡地应了一声。
“走之前,想……想再见你一面。”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乞求,“就一面,行吗?我有些东西,想亲手还给你。”
我本能地想拒绝。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去吧,陈静。去跟你自己的过去,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好。”我说,“时间,地点。”
我们约在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家咖啡馆。
他比上次我见他时,憔悴了很多。胡子拉碴,头发也有些乱。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克,看起来有些旧了。
他看到我,眼神复杂。
我穿着一身运动服,头发随意地扎着。因为刚跑完步,我的脸颊还带着健康的红晕。
我们相对而坐,像两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
“你……气色很好。”他先开了口。
“你也是。”我客套了一句。
他苦笑了一下,从旁边拿过一个纸袋,推到我面前。
“这是……你的东西。”
我打开纸袋,里面是一瓶全新的海蓝之谜面霜,还有一个包装精美的青瓷花瓶。
“面霜,我托人从香港带的,保证是真的。”他说,“花瓶,我找人专门定做的,跟原来那个一模一样。”
我看着这两样东西,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你这是干什么?”
“道歉。”他说,“迟来的道歉。静静,之前,是我错了。我混蛋,我不是人。我不该说那些话伤你。”
他看着我,眼睛里,似乎有泪光。
“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你说的‘边界感’,是什么意思。我……我从小家里穷,兄弟多,什么东西都是抢着用。我以为,亲密,就是不分你我。我把这种想法,带到了我们关系里。我错了。”
“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就是……就是想在走之前,把这些话说出来。”
我沉默地看着他。
我相信,他此刻说的,是真心话。一个人,只有在真正摔了跟头之后,才可能真正地反思自己。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有些伤害,造成了,就无法抹去。有些裂痕,出现了,就无法复原。
“李伟,”我开口,声音很平静,“谢谢你的礼物,也谢谢你的道歉。我收到了。”
“那你……”他眼里闪过一丝希冀。
我摇了摇头。
“但是,我们回不去了。”
我把那个纸袋,又推了回去。
“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不想再跟它有任何牵连。”
“静静……”
“我祝你,前程似锦。”我站起身,拿起我的包,“我也要开始我新的生活了。再见。”
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咖啡馆。
冬日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一点也不温暖,但很明亮。
我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看着身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的生活,匆匆忙忙地奔波着。
这个世界,离了谁,都照样转。
我的手机响了,是小王老师发来的信息。
“陈老师,我看到一家新开的甜品店,他们家的提拉米苏看起来超好吃!下次一起去尝尝?”
后面,还跟了一个害羞的笑脸表情。
我停下脚步,站在街角,看着这条信息,忍不住笑了。
我回了他一个字:“好。”
然后,我收起手机,深吸了一口气,汇入了人流。
我知道,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38岁,又如何?
我有人生的下半场,而且,裁判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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