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万历二十三年秋后，也就是公元1595年，漳州府刑场出了件邪门事儿，邪乎到后来的史关都不愿意细写。
那天行刑关刚把“斩”字的令签扔地上，刽子手的鬼头刀还没挨着死囚张守义的脖子呢，城南突然就跟炸了雷似的，地动山摇。
老百姓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就看着那座代表张家百年荣耀、皇上御赐的“孝义传家”大牌坊，轰隆一声，直接从根上断了。
这时候暴雨哗啦啦往下倒，从断裂的石柱底下冲出来的，根本不是泥水，是那种发黑发臭的血浆子，跟着一块儿滚出来的，还有一大堆早就烂没了的婴孩骨头。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那个本来要掉脑袋的“杀兄恶魔”张守义，这会儿竟然挣开了锁链，疯了一样扑向监斩台，怀里死死护着个带血的和田玉坠，那嗓门比雷声还大：“老天爷开眼啊！
这牌坊塌了，我张家的脓疮才算真的破了！”
这一幕，直接把大明万历年间那层虚伪的伦理遮羞布，撕得连渣都不剩。
这哪是什么简单的灭门案，分明就是一场憋了整整三十年的复仇局。
要想弄明白这里的弯弯绕，咱们得把镜头从刑场拉回来，回到半年前那个全是樟脑味儿的晚上。
那时候漳州的老少爷们谁能想到，那个连《本草纲目》都要提一嘴的“百草堂”张家，里头早就烂透了，蛆都爬满了。
在那之前，张家就是漳州的金字招牌。
当哥哥的张守仁，那是第七代掌门人，手里攥着祖传“九蒸九晒”的熟地黄秘方，出门那就是神医下凡；弟弟张守义呢？
纯粹是个笑话。
分家的时候就被打发了二十亩破药田，自己开了个“济世堂”，结果因为卖假阿胶被官府给查封了。
街坊邻居那时候都拿这事儿当笑话讲，说什么“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就是个败家玩意儿。
可谁也没留神，这个看起来窝囊废一样的弟弟，天天在自家那破药田边上，捣鼓一种红土——观音土。
正月十六那场灭门惨案，就是从这不起眼的烂泥巴开始失控的。
百草堂一夜之间凉了七口人，那场面，尸体摆成了个怪模怪样的“北斗七星”阵，每个人喉咙眼里都卡着铜钱，房梁上还挂着写了血书的灯笼。
这要搁在茶馆说书人嘴里，那就是厉鬼索命。
按理说，这证据硬得跟铁板一样，抓人结案不就完事了吗？
这一屋子的人证，那叫一个铁。
一边是板上钉钉的杀人痕迹，一边是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这在当时那就是个死局，根本解不开。
谁能想到，破局的关键，竟然是源自宋代的一项黑科技。
这玩意儿可不是摆那儿看的，居然是宋代“水运仪象台”的缩小改良版。
那个大家眼里的假药贩子张守义，居然是个被埋没的机械天才。
他就是利用这漏壶滴水的重量变化，加上齿轮杠杆，搞了一套能延时三个时辰的“自动杀人机”。
他在诗会上跟人推杯换盏的时候，百草堂梁上的机关正随着水滴一点点失衡，直到“咔嚓”一下，苗刀下劈，收割得那叫一个精准。
这哪是杀人啊，这分明是在炫技，是用智商碾压那个看不起他的家族。
但这仅仅是技术活儿，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动机。
在他那光鲜亮丽的“神医”袍子底下，干的全是吃人的买卖。
衙役们在药田深处挖出来的四十九具婴孩骨头，把张家“回春散”的底裤都给扒下来了——什么祖传秘方，竟然是用七月大胎儿的脐带血做药引子。
还有那个在案发现场活下来、后来发现有点痴呆的张继祖，名义上是张守义的儿子，实际上呢？
那是张守仁跟弟媳乱伦搞出来的。
张守义忍了十五年，眼睁睁看着老婆被亲哥霸占，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亲哥用药喂成了一个只会听话的“提线木偶”。
这种恨，早就不是什么兄弟打架能形容的了。
不过，真正把这案子捅破天的，是张守义在刑讯室里那阵狂笑。
“三十年了，你们拜的那个‘大善人’，才是真正的弑父凶手！”
这一嗓子，直接把案子从“弟杀兄”这种恶性刑事案件，给拉回到了嘉靖年间的旧账上。
后来开棺验尸，结果还真让张守义说着了：老太爷颈骨上的勒痕，根本不是意外摔的，是被人活活勒死的。
那块在刑场掉出来的和田玉坠里，就藏着老爹当年的血书绝笔。
这时候，案子就不再是简单的杀人偿命了，它直接撞上了大明律法最尴尬的死角。
按《大明律》，弟弟杀哥哥，那是“十恶不赦”，必须凌迟，千刀万剐；可如果哥哥先杀了爹，弟弟杀兄就变成了“为父报仇”。
在大明那个以孝治天下的逻辑里，这叫大义，是可以减刑甚至免死的。
万历年间的法场上，礼教跟法理直接干了一架。
刑部的大佬们翻遍了《大明律》，也没整明白该咋判。
杀了张守义吧，就是否定了“孝”；放了他吧，就是鼓励私刑复仇，乱了“法”。
这事儿一拖再拖，最后连深宫里的万历皇帝都惊动了。
最后的结局也是充满了妥协和讽刺。
万历皇帝特旨，改凌迟为绞立决——留了个全尸，算是给“孝”一个面子，但死罪难逃，这是给“法”留的底裤。
行刑那天牌坊塌了，真像极了大明王朝晚期的命：外表看着金光闪闪，立着“孝义”的招牌，底下全是烂骨头和见不的人的罪恶。
在这个吃人的礼教之下，究竟谁是人，谁是鬼？
张守义死了，但这事儿没完。
那个被药物控制了一辈子的“侄子”张继祖，死后被做成了“警戒俑”，在漳州府衙门口足足站了十年。
那个人偶不说话，就用那双青灰色的眼睛，死死盯着过往的路人。
那个曾经牛气冲天的百草堂，后来改成了“警伦书院”。
据说，每到阴雨天，书院讲堂的梁柱上，怎么刷大白都没用，总会浮现出几枚血手印。
这可能不是什么鬼神显灵，而是历史在用它自己的方式提醒后人：当伦理纲常成了遮羞布的时候，再牛的机械、再好的医术，也救不了这个病入膏肓的世道。
参考资料：
（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外一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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