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那套房子
我爸李德祥这辈子分过两次东西。
一次是分家里的那几块高粱饴。
一次是分厂里那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两次都像用刀子往下切豆腐,干脆,利落,从不问豆腐疼不疼。
分糖那年我六岁,哥李建军八岁。
我妈张桂兰从供销社的油纸包里,小心翼翼地捏出五块半透明的、颤巍巍的糖块。
我跟哥的眼睛,像两对被磁铁吸住的铁珠子,死死粘在那油纸上。
屋里没开灯,昏暗的光线下,那几块糖像是发着光的宝贝。
我妈把糖放在我爸面前的炕桌上。
我爸正就着一碟花生米喝着小酒,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伸出两根粗壮的手指,拈了三块,放在我哥面前的破碗里。
又拈了两块,放在我面前。
我哥碗里是三块,我碗里是两块。
我看着我哥,我哥看着他碗里的糖,口水都快流到下巴上了。
他抓起一块就往嘴里塞,腮帮子立刻鼓起一个大包。
我没动。
我看着我爸。
他终于喝完最后一口酒,咂了咂嘴,用眼角余光扫了我一眼。
“看啥?”
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沉,像厂里那台老旧冲压机落下的声音。
“建军是小子,将来要干力气活,得多吃一块。”
我妈在旁边赶紧搭腔:“对对,你哥得多吃点,萍萍是女娃,吃多了牙疼。”
我低下头,看着碗里那两块晶莹的糖,忽然觉得它们一点也不甜了。
那是我记忆里,第一次尝到“不公平”的味道。
涩的,像没熟的柿子。
第二次分东西,是十年后。
一九九零年的夏天,纺织厂里最大的新闻,就是新盖的家属楼要分房了。
足足六栋红砖楼,崭新,气派,窗户都比我们住的“筒子楼”大一圈。
消息像长了腿的蚂蚱,一天之内就蹦遍了厂里每一个角落。
我们一家四口挤在筒子楼三十平米的单间里,已经十几年了。
一张大床是我爸妈的。
用布帘子隔开的另一边,是我和哥的双层铁架床。
我睡下铺,哥睡上铺。
他一翻身,铁床就“咯吱”乱响,天花板上的灰就簌簌地往下掉。
我做作业的桌子,就是吃饭的桌子。
一到饭点,我就得把课本作业全收起来,给我妈腾地方摆碗筷。
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在长长的走廊尽头。
每天早上,整层楼的人都端着脸盆、拎着马桶在走廊里排队,那场面,比厂里开大会还热闹。
所以,当“分房”两个字传进我们家时,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变得滚烫起来。
我妈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地盘算。
“德祥,你可是厂里的老师傅,工龄最长,这次分房,怎么也得有咱家吧?”
我爸躺在床上,背对着她,含糊地“嗯”了一声。
“要是能分个两室一厅就好了。”
我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憧憬。
“建军一间,我和你爸一间,萍萍……萍萍可以在客厅隔个小地方。”
我在帘子这头,听得清清楚楚。
黑暗里,我攥紧了拳头。
我也在想。
我想,如果分了两室一厅,那该多好。
我和哥,一人一间。
爸妈睡大屋,我们俩睡小屋。
我要在我的房间里,靠窗的位置,放一张属于我自己的书桌。
桌上摆着我的课本,我的文具盒,还有我偷偷攒钱买的《读者文摘》。
再也不会有人在饭点催我收东西了。
我甚至连墙上要贴什么画报都想好了。
那几天,我连走路都是轻飘飘的。
每天放学,我都会绕远路,跑到那几栋新盖的红砖楼下。
我仰着头,从一楼数到六楼,想象着哪一扇窗户会是我的。
阳光照在崭新的玻璃上,晃得我眼睛发酸。
可那光,真暖和。
哥也一样兴奋。
他已经技校毕业,进了厂里的维修车间,是个大小伙子了。
他跟他的那帮朋友,天天凑在一起,烟雾缭绕地讨论着分房的事。
“军哥,你爸可是李师傅,这次分房头一份肯定是你家!”
“就是,到时候分个大套间,你小子结婚就有地方了!”
我哥被他们吹捧得满脸通红,嘴上说着“还早着呢,还早着呢”,那咧到耳根的笑,却怎么也藏不住。
我们全家,都沉浸在这种即将被巨大幸福砸中的期待里。
只有我爸,一如既往地沉默。
他照常上班,下班,喝酒,看报纸。
仿佛分房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终于,名单公布了。
红纸黑字,贴在厂门口最显眼的布告栏上。
我放学的时候,布告栏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我个子小,挤不进去,只能在外围踮着脚尖,听着里面传出的一阵阵欢呼和叹息。
“哎呀,有老张家!”
“老王的工龄比我长,他分到了,我没分到,唉!”
“李德祥!快看,李师傅家分到了!4-201!两室一厅!好位置啊!”
我听到“李德祥”三个字,心脏猛地一跳。
一股巨大的喜悦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冲得我头晕目眩。
我疯了一样往家里跑,书包在身后颠得“哐当”作响。
我冲进家门,我妈正坐在床边抹眼泪,脸上却挂着笑。
我哥靠在墙上,拼命地吸着烟,烟头一明一暗,映着他极度兴奋的脸。
“妈!分到了!我听见了!4-201!”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喊。
我妈一把拉住我,眼泪掉得更凶了:“分到了,萍萍,分到了!你爸没白在厂里熬一辈子!我们有新家了!”
那天晚上,是我们家十几年来最奢侈的一天。
我妈破天荒地割了半斤肉,炒了四个菜。
我爸也拿出了藏在床底下的好酒,给我哥也倒了一杯。
饭桌上,我妈一直在说,一直在笑。
她说要把旧家具都扔了,换新的。
她说要给新厨房装上抽油烟机。
她说新房子的阳台朝南,可以养两盆花。
我哥喝得满脸通红,大着舌头说:“到时候,把我的那帮哥们都叫来,在新家好好喝一顿!”
我低着头,拼命地往嘴里扒饭。
米饭混着肉香,香得我鼻子发酸。
我心里那个关于自己小房间的梦,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
我爸还是话很少。
他默默地喝着酒,听着我们娘仨叽叽喳喳。
饭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了酒杯。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
我和我妈,我哥,都停下筷子,看着他。
他清了清嗓子,那声音,又像冲压机落下来了。
“这套房子,”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落在我哥李建军的脸上,“是给建军准备的。”
我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我哥也愣住了,嘴巴微微张着。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
“建军也二十了,到了该谈对象的年纪了。”
我爸的声音不带一丝波澜,像是在宣布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没房子,哪个姑娘愿意跟他?这套两室一厅,正好给他当婚房。”
“那……那我们呢?”我妈的声音有些发颤。
“我们还住这儿。”
我爸指了指脚下这片住了十几年的地。
“等建军结了婚,这筒子楼也就宽敞了。”
他说得那么理所当然。
就好像,这套全家人都翘首以盼的房子,从一开始,就只属于李建军一个人。
跟我们其他人,没有半点关系。
我妈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哥的脸上,先是惊愕,然后是狂喜,最后是一种不好意思的、手足无措的表情。
他偷偷看了我一眼,又迅速移开目光。
我的手在桌子底下,死死地抠着自己的裤腿。
指甲陷进肉里,很疼。
可这疼,远远比不上心里的疼。
我那个彩色的、带着阳光味道的梦,就在我爸那几句轻描淡写的话里,“哗啦”一声,碎成了满地玻璃碴子。
每一片,都扎得我鲜血淋漓。
“萍萍是女娃,”我爸的目光终于落在了我身上,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审视。
“迟早是要嫁出去的人,是婆家的人。”
“给她留房间,没用。”
这句话,像最后一锤,重重地砸在我心上。
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被我带得往后一倒,发出一声刺耳的响。
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冲出了家门。
我没哭。
一滴眼泪都没掉。
我只是沿着厂区那条漆黑的小路,一直跑,一直跑。
风从我耳边呼啸而过,带着铁锈和煤灰的味道。
我跑到了那几栋红砖楼下。
晚上,楼里没有开灯,黑漆漆的,像一只只沉默的巨兽。
我找到了四单元,仰起头,看着二楼那扇黑洞洞的窗户。
4-201。
那就是我们家的新房子。
不,是李建军的新房子。
我的鼻子很酸,很酸。
可我还是没哭。
我只是觉得,六岁那年,我爸分给我的那两块糖,和今天分给我的这间看不见的“空气房”,一模一样。
都是早就提前算计好的。
我,李秀萍,从一开始,就不在那个“分”的名单里。
第二章 一根绳的两头
那套房子,很快就装修好了。
我妈像是要把这辈子积攒的热情都用光一样,天天往新房跑。
她指挥着工人刷墙,铺地,安装水电。
她用我爸给的钱,添置了崭新的组合柜,弹簧床,还有一台十八寸的彩电。
每一颗螺丝钉,每一块地板革,都凝聚着她的心血和骄傲。
我哥李建军,则成了厂里人人羡慕的对象。
他走路都带风,见了谁都笑呵呵的。
很快,就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
是隔壁车间的一个女工,叫赵娟,长得白净,嘴也甜。
赵娟第一次上我们家“筒子楼”吃饭,看着那斑驳的墙壁和拥挤的空间,眉头不自觉地皱了一下。
我妈赶紧把她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像是在炫耀一件稀世珍宝。
“小娟啊,别看我们这儿破,建军的新房可敞亮了!两室一厅,都装修好了,就等他娶媳妇呢!”
赵娟的眉头立刻舒展开了,笑得比花还灿烂。
从那天起,她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但她很少在筒子楼里待着,总是拉着我哥,往新房那边跑。
有时候我放学回来,会撞见他们从新房里出来。
两个人亲亲热热地挽着手,讨论着窗帘要买什么颜色,阳台上要不要吊一盆绿萝。
他们看见我,也只是点点头,脸上带着一种客气又疏离的微笑。
好像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
我爸的决定,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从这个家里,硬生生地隔了出去。
我成了家里最沉默的人。
我不再跟我妈谈论学校里的事。
我也不再跟我哥开玩笑。
我每天放学回家,就钻进帘子后面的小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假装自己不存在。
我考上大学那年,是家里最平静的一年。
我考去了一个南方的城市,离家很远,要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走的那天,我爸给了我三百块钱,那大概是他半个月的工资。
他还是那副样子,沉着脸,只说了四个字:“好好念书。”
我妈给我收拾行李,一边叠衣服一边掉眼泪。
“萍萍啊,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穿。”
她偷偷又往我口袋里塞了一百块钱。
我哥把我送到火车站。
他已经和赵娟结了婚,搬进了那套新房子。
他看起来成熟了不少,身上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
站台上,他递给我一个网兜,里面装着苹果和橘子。
“路上吃。到了学校,安顿好了,给家里来个电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有些不自然。
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着窗外他越来越小的身影,心里忽然觉得一阵轻松。
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让我喘不过气的家了。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去待几天。
每一次回去,都感觉自己离那个家更远了一步。
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成了我哥和我嫂子的天下。
我侄子出生后,更是热闹非凡。
过年吃团圆饭,都是在新房那边。
宽敞的客厅,明亮的灯光,大彩电里放着春晚。
我哥我嫂子,抱着他们白白胖胖的儿子,坐在沙发正中间。
我爸我妈围在旁边,一会儿给孩子喂块点心,一会儿逗他笑。
所有的对话,所有的目光,都围绕着那个小小的孩子。
我像个客人一样,拘谨地坐在角落的单人沙发上。
有时候我嫂子会想起来,跟我搭句话。
“秀萍,在南方还习惯吧?听说那边冬天没暖气,冷不冷?”
话语里透着一种城里人对乡下亲戚的客套和优越。
我只能笑着说:“还行,习惯了。”
我爸偶尔会问我一句:“学习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拿了奖学金。”
他“嗯”一声,点点头,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他更关心的是,我哥的职位是不是又升了,我侄子是不是又长高了。
我和这个家,就像一根绳子的两头。
他们在热闹的那一头,我在冷清的这一头。
中间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结,叫“血缘”。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那个南方城市。
我进了一家公司,做文员,工资不高,但足够我养活自己。
我租了一个很小的一居室,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当我拥有第一把属于自己的家门钥匙时,我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我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空间。
我按照我十六岁时幻想的样子,靠窗摆了一张书桌。
我在墙上贴了梵高的《星空》。
我买了很多书,把书架塞得满满当当。
我常常一个人,在夜晚,开着一盏昏黄的台灯,看书,或者发呆。
我很享受这种安静。
我和家里的联系,只剩下偶尔的电话。
大多是我妈打来的。
电话的内容,也总是千篇一律。
“萍萍啊,最近工作忙不忙?”
“钱够不够花?别太省了。”
然后,话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到我哥那边。
“你哥他们单位又有效益奖了。”
“你侄子考试又是双百,老师都夸他聪明。”
“你嫂子给你哥买了件新夹克,真精神。”
我总是静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表示我在听。
我很少主动说我自己的事。
我的喜怒哀乐,升职加薪,失恋痛苦,他们从不关心,我也懒得分享。
有一年,我爸妈来我这儿住过几天。
那是我工作后,他们第一次来。
他们看着我那个小小的,却被我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家,表情很复杂。
我妈一边帮我擦桌子,一边叹气。
“你这房子,太小了,还没你哥家一个客厅大。”
我爸则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停在我的书桌前。
他看着墙上的《星空》,皱着眉头问:“这画的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
我没解释。
我知道,他们不懂,也永远不会懂。
他们住的那几天,我觉得比上班还累。
我们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话题。
吃完饭,他们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的还是他们在家常看那些抗战剧。
而我,只能躲进自己的卧室里。
临走的时候,我妈又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萍萍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别太挑了,找个差不多的,赶紧嫁了,妈就放心了。”
在她眼里,我人生的终极归宿,还是“嫁人”。
就像当年我爸说的那样,“迟早是婆家的人”。
那套房子,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心里。
它不仅仅是一处居所,更是我爸妈心里那杆秤的秤砣。
秤的一头,是我哥李建军,是沉甸甸的,是全部的希望和未来。
秤的另一头,是我李秀萍,是轻飘飘的,是可以随时被舍弃的。
后来,厂子改制,效益越来越差。
我爸也退休了。
他和我妈,还住在那个破旧的筒子楼里。
我哥他们一次也没提过,要接二老去新房住。
我嫂子赵娟说:“家里地方小,孩子又要学习,老人来了不方便。”
我妈在电话里跟我抱怨过一次,声音里充满了委屈。
但我哥一个电话打过去,哄了几句,她就又没事了。
她说:“建军也不容易,一家子要养活,压力大。”
我爸从来不说什么。
他只是比以前更沉默了,每天就是去公园跟老头们下棋,或者看报纸。
有一年我回家,看到他的背影,忽然发现,他已经那么老了。
背驼了,头发也全白了。
那个曾经像山一样强硬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座风烛残年的小土丘。
我心里有些发酸。
但那根刺,还在。
它提醒着我,十六岁那个夏天的夜晚,那个被无情碾碎的梦。
它提醒着我,这么多年来,我所承受的那些被忽略的、不被看见的时光。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和他们这样,不远不近,不咸不淡地相处下去。
直到那个电话打来。
第三章 红色的电话
那天是个周二,下午。
我正在公司对着电脑做报表,数字密密麻麻,看得我头昏眼花。
办公桌上的那部红色座机,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我们公司为了省钱,每个人的座机都是这种最老土的款式。
红色的塑料外壳,因为年头久了,颜色有些发暗,像凝固的血。
我接起电话,习惯性地说:“您好,这里是行政部。”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和我哥李建军焦急万分的声音。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完全没有了平时的沉稳。
“萍!萍!是我!你快回来!爸不行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手里的圆珠笔掉在地上,滚到了桌子底下。
“哥?你说什么?爸怎么了?”
“早上还好好的,突然就吐血!现在在市医院抢救!医生说……医生说很危险!你快回来!快!”
他几乎是在吼叫。
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我妈撕心裂肺的哭声,还有各种仪器的“滴滴”声。
我的心,瞬间被揪成了一团。
我什么也来不及想,跟主管请了假,抓起包就往外冲。
我冲到路边拦出租车,冲到火车站买最近一班的票。
整个过程,我的手脚都是冰凉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我爸。
那个沉默的,强硬的,从来没对我笑过的男人。
那个亲手把房子分给我哥,把我推出家门的男人。
他不行了?
怎么会?
过年的时候,我还见过的。
虽然他还是话很少,但身体看起来还很硬朗。
火车在铁轨上“咣当咣当”地响着,我的心也跟着一下一下地抽搐。
三十多个小时,我几乎没合眼。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物,过去几十年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一帧帧闪过。
六岁时那两块糖。
十六岁时那套房。
大学临走时,他塞给我的三百块钱。
他来我的小出租屋里,皱着眉看我的《星空》。
这些画面,有的清晰,有的模糊。
它们交织在一起,让我对那个被称为“父亲”的男人,产生了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
有怨。
有恨。
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
等我终于赶到市医院,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了。
我冲进住院部大楼,刺鼻的消毒水味立刻包围了我。
我找到了重症监护室(ICU)。
长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
只有尽头ICU的门口,亮着一盏惨白的灯。
灯光下,我哥、我妈、我嫂子赵娟,三个人像雕塑一样,或坐或站地守在那里。
我妈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头发乱糟糟的。
我哥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嫂子靠在墙上,脸色苍白,眼神空洞。
听到我的脚步声,他们猛地抬起头。
“萍萍!你可算来了!”
我妈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踉踉跄跄地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
“你爸他……他还在里面抢救……”
我被她哭得心烦意乱,扶着她,看向我哥。
“哥,到底怎么回事?”
我哥站起来,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急性肝衰竭,大出血。医生说……说情况很不好。”
我嫂子在旁边补充道:“需要大量输血,但是……但是爸的血型很特殊。”
“特殊?”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Rh阴性血,就是俗称的‘熊猫血’。”
我哥的声音里透着绝望。
“医院的血库里,这种血型的存量根本不够!医生问我们家属里有没有一样的,结果……我,妈,还有我儿子,我们都不是!”
他说着,狠狠地捶了一下墙。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Rh阴性血。
熊猫血。
这几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乱的思绪。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很多年前,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过一次献血。
那时候,我献完血,过几天,学校医务室的老师特意把我叫了过去。
那个和蔼的老师告诉我,我的血型很特殊,是Rh阴性O型血,让我记一下,以后万一有什么事,可以救人,也方便别人救自己。
当时我年纪小,根本没当回事,只觉得挺酷的,自己是“熊猫”。
回家跟爸妈提了一句,他们也只是“哦”了一声,没放在心上。
这么多年,我自己都快忘了这件事。
没想到,今天,在这个要命的关头,它又被翻了出来。
我看着我哥绝望的脸,看着我妈哀戚的脸,看着我嫂子六神无主的样子。
我张了张嘴,想告诉他们。
我是。
我是Rh阴性血。
我可以救爸。
可是,话到了嘴边,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十六岁那个夜晚。
我爸那张冷硬的脸,和他那句不带任何感情的话。
“萍萍是女娃,迟早是要嫁出去的人,是婆家的人。”
“给她留房间,没用。”
是啊。
我是个“没用”的女儿。
是个迟早要成为“婆家的人”的外人。
现在,你们需要我了?
需要我这个“外人”的血了?
一股说不出的、混杂着委屈、愤怒和悲凉的情绪,猛地涌上我的心头。
我看着ICU紧闭的大门,那盏红色的“手术中”的灯,像一只嘲讽的眼睛。
我沉默了。
就在这时,ICU的门开了。
一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满脸疲惫。
“谁是李德祥的家属?”
我们三个人立刻围了上去。
“医生,我是他儿子!我爸怎么样了?”我哥急切地问。
医生摇了摇头,脸色凝重。
“情况非常不乐观。病人失血过多,我们虽然尽力止血,但他本身的凝血功能很差。现在急需大量输血来维持生命体征,否则……撑不过今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
“血库的Rh阴性血已经用完了,我们正在紧急联系周边城市的血站,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再问一遍,家属里,真的没有Rh阴性血吗?”
我妈已经瘫软在我哥身上,只会哭了。
我哥的声音带着哭腔:“医生,我们都验过了,真的没有啊!求求你,想想办法,救救我爸!多少钱我们都愿意花!”
医生叹了口气:“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命。没有血,神仙也救不了。”
他说完,又深深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准备回手术室。
“准备后事吧。”
这五个字,像五把冰冷的锥子,狠狠地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我妈当场就昏了过去。
我哥抱着我妈,一个一米八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爸——!爸——!”
我嫂子也蹲在地上,掩面痛哭。
整个走廊里,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我站在他们中间,像一个局外人。
我的手脚冰凉。
我的心,也凉透了。
我看着那个医生即将消失在门后的背影。
我看着我哥那张悲痛欲绝的脸。
我看着我妈毫无生气的样子。
我心里,两个声音在疯狂地打架。
一个声音说:告诉他们!那是你爸!你不能见死不救!
另一个声音说:凭什么?他们是怎么对你的?那套房子,那些年的冷落,你都忘了吗?这是老天在帮你出气!
我死死地咬着嘴唇,尝到了一股血腥味。
医生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ICU的大门。
我哥的哭声,越来越凄厉。
我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冲着那个医生的背影,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
“医生!”
“等一下!”
“我……我是Rh阴性血。”
第四章 求我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又充满哭声的走廊里,却像一颗炸雷。
哭声,戛然而止。
我哥,我嫂子,还有刚刚苏醒过来、一脸茫然的我妈,三个人,三双眼睛,齐刷刷地钉在我身上。
那眼神里,充满了极致的震惊,和一丝不敢相信的狂喜。
那个正要进门的医生,也猛地转过身,几步冲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肩膀。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他的手劲很大,捏得我生疼。
“我说,我是Rh阴性血。”我一字一顿地重复道,“O型,Rh阴性。”
医生脸上的疲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疯狂的兴奋。
“太好了!太好了!简直是奇迹!快!跟我去做交叉配型!快!”
他拉着我就往检验科的方向跑,脚步快得像一阵风。
我被他拖着,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
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哥他们三个人,还愣在原地,像三尊被点穴的雕像。
配型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完全匹配。
我的血,可以救我爸的命。
当医生拿着化验单,兴冲冲地宣布这个结果时,我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面前。
“萍!我的亲妹妹!你是我爸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他抱着我的腿,嚎啕大哭。
眼泪鼻涕,蹭了我一裤子。
我嫂子也冲了过来,拉着我的手,语无伦次。
“秀萍,不,妹妹,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以前是嫂子不好,嫂子给你赔不是了!”
她说着,竟然真的要给我鞠躬。
我妈更是拉着我的另一只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老天开眼,老天开眼啊……我的萍萍,是来救你爸命的……”
他们三个人,围着我,又哭又笑。
那场面,要多戏剧性,有多戏剧性。
我被他们围在中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只是觉得很荒唐。
几个小时前,我还是那个可有可无的、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女儿。
几个小时后,我就成了全家的“救命恩aroll人”。
这种身份的转变,快得让我头晕。
医生催促着:“别耽误了,救人要紧!你,跟我去抽血!”
我点了点头,挣开他们的手,跟着医生走向献血室。
我哥他们想跟过来,被护士拦在了门外。
我坐在椅子上,护士熟练地把粗大的针头扎进我的胳膊。
殷红的血液,顺着透明的管子,缓缓流进血袋。
我看着那袋血,心里五味杂陈。
这是我的血。
它即将流进那个男人的身体里,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那个,给了我生命,却没给我多少温情的男人。
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
我只知道,我做不到见死不救。
我抽了400CC。
护士说,这是安全献血量的上限。
医生拿着那袋血,像拿着一件绝世珍宝,匆匆赶回了手术室。
“救命的血来了!”
我隐约听到他喊了一声。
ICU的大门,再次紧紧关上。
门外,气氛和刚才完全不同了。
绝望被驱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焦灼的、充满希望的等待。
我哥扶着我,把我安置在走廊的长椅上。
“萍,你怎么样?头晕不晕?要不要喝点水?”
我嫂子立刻递过来一瓶矿泉水,还细心地拧开了瓶盖。
“妹妹,喝点红糖水吧?我马上去买!”
我妈则拿出一件外套,盖在我身上。
“别着凉了,刚抽完血,身子虚。”
他们三个人,对我嘘寒问暖,体贴入微。
那种热情,是我这三十多年来,从未在这个家里感受过的。
我觉得很不适应。
甚至,有些恶心。
我摇了摇头,轻声说:“我没事,你们别忙了。”
我靠在墙上,闭上了眼睛。
我真的很累。
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我需要安静一会儿。
可是,他们不让我安静。
我哥在我身边坐下,搓着手,欲言又止。
“萍……那个……”
他“那个”了半天,也没说出下文。
我睁开眼,看着他。
“哥,有话就直说。”
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终于开口了。
“医生说,爸这次出血太厉害,你这400CC……可能……可能不太够。”
我的心,沉了一下。
“什么意思?”
“医生说,后续的治疗和恢复,可能还需要输血。而且……而且他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再次大出血。”
我嫂子在旁边急忙补充道:“是啊,秀萍,医生说,你就是爸的‘移动血库’啊!接下来这段时间,可全靠你了!”
移动血库。
这个词,像一根针,狠狠地刺了我一下。
我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热情了。
因为,我爸的命,攥在我手里。
我这条命,对他们来说,还有用。
而且,是大用。
我看着他们三张写满“期盼”和“恳求”的脸,忽然觉得很想笑。
原来,我李秀萍的价值,就是这么体现的。
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女儿,他们的妹妹。
而是因为,我身体里流淌着他们需要的血。
我没说话。
我又闭上了眼睛。
我的沉默,让他们感到了不安。
走廊里的空气,开始变得凝重。
过了一会儿,我妈在我身边坐下,轻轻地拍着我的手。
她的手心很粗糙,带着常年做家务的茧子。
“萍萍啊……”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妈知道,这些年,家里对不起你。”
“特别是分房子的那件事,是爸不对,是妈也没用,没能为你多说一句话。”
“你心里有怨,有恨,妈都懂。”
“可他毕竟是你亲爸啊!你身上流着他的血,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啊!”
“你就看在妈的面子上,救救他,行不行?妈给你跪下了!”
她说着,真的就要从椅子上滑下去。
我赶紧一把扶住她。
“妈,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我哥和我嫂子也慌了,一起过来拉她。
一场家庭伦理苦情戏,就在这医院的走廊里,有声有色地上演了。
我看着眼前这混乱的一幕,心里那股荒唐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早干什么去了?
分房子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受了委屈,掉了眼泪的时候,你们在哪?
现在,需要我的血了,就想用几句忏悔,几滴眼泪,来抹平这几十年的伤痕?
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挣脱开他们的拉扯,站了起来。
我走到走廊的窗户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空。
城市里的星星,稀稀拉拉,一点也不亮。
“我累了。”
我背对着他们,轻轻地说。
“我要回去休息了。”
“萍!别啊!”我哥急了,“爸还没脱离危险呢!”
“是啊,秀萍!”我嫂子也说,“你现在可不能走啊!万一……万一医生又找你怎么办?”
我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们。
“医生有我的电话。”
“你们放心,我不会见死不救。”
“但是,”我加重了语气,“我也不是你们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我需要休息。”
“我明天再来。”
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反应,转身就走。
我的脚步很稳,很坚定。
身后,传来我哥焦急的喊声,我妈的哭声,还有我嫂子不知所措的劝解声。
我都没有回头。
走出住院部大楼,晚上的冷风一吹,我打了个哆嗦。
我才发现,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附近一家酒店的名字。
坐在车上,我的手机开始疯狂地响起来。
是我哥打来的。
我挂断。
他又打。
我再挂。
接着,我妈的电话打进来了。
我挂断。
我嫂子的。
挂断。
他们就像疯了一样,轮番轰炸我的手机。
我索性关了机。
世界,终于清静了。
我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城市夜景,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不是铁石心肠。
我也不是真的想看着我爸死。
我只是……只是觉得太委屈了。
这迟来的亲情,太廉价了。
廉价到,让我觉得恶心。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这个城市里最受欢迎,也最“大牌”的人。
我每天上午去医院,抽血,或者只是让医生确认我“还在”。
然后,我就回酒店。
我哥他们,几乎是寸步不离地守着我。
我嫂子每天变着花样给我送吃的。
乌鸡汤,鸽子汤,海参,燕窝……所有她认为“补血”的东西,都堆在了我的酒店房间里。
我哥则负责给我跑腿。
买水果,买杂志,甚至帮我把我换下来的衣服拿去干洗。
我妈每天都要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问我睡得好不好,吃得香不香。
除了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我的七大姑,八大姨。
我爸以前工厂的老同事,老邻居。
甚至还有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他们都是被我哥和我妈请来的说客。
“十几个人”,一点也不夸张。
他们轮番上阵,对我进行“亲情教育”。
“秀萍啊,你可得想开点,你爸都那样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是啊,血浓于水,哪有隔夜的仇啊。”
“你哥都跟我说了,等你爸好了,那套房子就给你!他净身出户!”
“你救了你爸,你就是咱们老李家最大的功臣!”
他们一个个,说得情真意切,唾沫横飞。
我就静静地听着。
不反驳,不争辩,也不表态。
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围观的猴子。
而他们,都是来看耍猴的。
我爸的命,悬在那里。
而我,成了那个唯一能决定他生死的人。
这种感觉,很奇怪。
有一种报复的快感。
也有一种沉重的、喘不过气的压力。
我常常在夜里失眠。
我想起我爸那张冷硬的脸。
我恨他。
但我也记得,我小时候发高烧,是他背着我,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向卫生所。
他的后背,很宽,很暖。
我该怎么办?
原谅他们吗?
接受他们这迟来的、充满了功利目的的“亲情”吗?
然后,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
我做不到。
那根扎了我二十年的刺,已经和我的血肉长在了一起。
不是说拔,就能拔出来的。
第五章 我的血
我爸在ICU里待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里,我像个按时打卡的上班族,每天去医院“报到”。
我一共给他输了三次血。
每次400CC。
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一圈。
我哥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们对我的照顾,也越来越无微不至。
我嫂子甚至提出,要搬到我住的酒店来,全天候地照顾我。
被我冷冷地拒绝了。
“我需要安静。”我说。
他们就不敢再提了。
那十几个说客,也被我用沉默逼退了。
我的酒店房间,终于恢复了清静。
但我的手机,依然是全家最关注的焦点。
他们不敢再疯狂地打,但每天早中晚,我哥都会雷打不动地发来一条信息。
“萍,今天感觉怎么样?”
“萍,中午想吃什么?我让娟子给你送过去。”
“萍,爸今天情况稳定了一些,医生说多亏了你。”
这些信息,我从不回复。
但他们,也从不间断。
我爸的命,就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把我们所有人都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谁也挣脱不了。
第七天的下午,我正在酒店房间里看书,接到了我哥的电话。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喜悦。
“萍!爸醒了!他从ICU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了!”
我拿着电话,愣了半天。
醒了?
那个在鬼门关徘徊了一个星期的男人,活过来了?
“医生说……医生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萍,你快来!爸……爸他想见你!”
想见我?
我的心,猛地一抽。
我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那个清醒过来的父亲。
我换了身衣服,慢慢地走向医院。
一路上,我的脚步很沉重。
我推开普通病房的门。
一股浓烈的药味扑面而来。
靠窗的病床上,我爸躺在那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脸色蜡黄,嘴唇干裂。
他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看起来比以前老了二十岁。
那个曾经强硬得像一块石头的男人,现在,脆弱得像一件瓷器。
我妈坐在床边,正一勺一勺地喂他喝米汤。
我哥和我嫂子,站在另一边。
看到我进来,四个人都停下了动作。
病房里,一片死寂。
我爸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浑浊,无神,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有愧疚,有感激,有尴尬,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陌生。
我们就这样,隔着几米的距离,对视着。
仿佛隔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最后,是他先移开了目光。
他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
我哥赶紧过去扶他。
“爸,你别动,医生说你得静养。”
我爸不理他,只是固执地,用胳膊肘撑着床,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撑了起来。
他靠在床头,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然后,他向我伸出了一只枯瘦的、布满老年斑的手。
他的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他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我妈在旁边哭着说:“萍萍,你爸他……他想跟你说话。”
我想走过去。
我的脚却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
那套房子。
那句“迟早是婆家的人”。
那些被忽略的、冷落的岁月。
像潮水一样,瞬间淹没了我。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哥急了。
他冲到我面前,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在哀求。
“萍!算哥求你了!爸都这样了,你就过去一下,行不行?啊?”
我嫂子也过来拉我的衣角。
“是啊,秀萍,你看爸多可怜……”
我看着他们,又看了看病床上那个苟延残喘的老人。
我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提线木偶。
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地拉扯着我身上的线,想让我按照他们的意愿,做出他们想要的表情和动作。
他们要我上演一出父女情深、冰释前嫌的戏码。
他们要我用一个拥抱,一句“爸,我原谅你了”,来为这场家庭危机,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后,大家就可以皆大欢喜。
我就可以功成身退,继续当我的“移动血库”。
而他们,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我的“奉献”。
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满足你们所有人的期待?
我心里的那股叛逆,那股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怨气,在那一刻,彻底爆发了。
我甩开我嫂子的手,冷冷地看着我哥。
“我为什么要过去?”
我哥愣住了。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为什么要过去?”我提高了声音,“就因为他是我爸?就因为我救了他?”
“李建军,我问你,十六岁那年,他把全家唯一的房子给你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他也是我爸?”
“这么多年,你们一家三口住着大房子,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现在,他需要我的血了,你们所有人都跑来求我了,就想让我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
“你们当我是什么?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吗?!”
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利,在小小的病房里回荡。
我哥被我问得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嫂子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妈捂着嘴,无声地哭泣。
病床上,我爸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指着我,眼睛瞪得老大,嘴巴一张一合,似乎想骂我,却只能发出绝望的“啊……啊……”声。
监护仪上,他的心率开始急速飙升,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爸!”
“老头子!”
我哥我妈慌了,赶紧扑到床边。
护士和医生闻声赶来。
病房里,顿时乱成一团。
我站在门口,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看着他们手忙脚乱地给我爸做检查,上镇定剂。
看着我哥对我投来愤怒又无奈的目光。
看着我妈瘫坐在地上,捶着胸口,骂我是“讨债鬼”。
我心里,没有一丝快感。
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荒凉。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
我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场歇斯底里的争吵。
我只是……只是想要一个公道。
想要一句发自内心的,“对不起”。
而不是这种,被逼到绝境后的,虚伪的、充满功利目的的“亲情”。
医生和护士们忙了好一阵,我爸的情况才慢慢稳定下来。
他睡着了,或者说,又昏过去了。
病房里,重新恢复了安静。
一种死一样的安静。
我哥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眼睛。
“李秀萍,你满意了?”
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哀求,只剩下冰冷的失望。
“把他气死,你就满意了,是吗?”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好,好,算我们错了,我们一家都对不起你。”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用力地塞到我手里。
是那套房子的钥匙。
“房子,给你。行了吧?”
“从今往后,我们一家,跟你,跟爸,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死活,我们不管了!你有本事,你就自己救!”
说完,他拉起还坐在地上的我妈,又对我嫂子使了个眼色。
三个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
他们走了。
就这样,把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和一个刚刚跟他们吵完架的女儿,一起扔在了这里。
我握着那串冰冷的钥匙,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突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傻瓜。
我以为,我的血,可以换来他们的正视和尊重。
结果,换来的,只是一场更彻底的决裂。
和一串,我根本不想要的,带血的钥匙。
第六章 不欠了
他们真的走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哥,我嫂子,我妈,没有一个人再出现过。
电话不打了,信息不发了。
就好像,他们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样。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我爸。
还有一个医院请的护工。
护工是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大姐,手脚麻利,话不多。
她负责我爸的日常起居,擦身,换药,喂饭。
而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我爸。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镇定剂的药效很强。
他偶尔会醒来一会儿,睁开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看看天花板,又看看我。
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我们父女俩,就这么沉默地对视着。
有时候,我会给他读报纸。
挑一些他以前喜欢看的社会新闻和体育版块。
我读得很平淡,不带任何感情。
他也就那么静静地听着。
我不知道他听进去多少。
我只是觉得,这个空旷的病房,需要一点声音。
医生每天会来查房。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同情和无奈。
“你一个人,撑得住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还好。”
“你父亲的情况,还需要后续治疗。而且,关于血源的问题……”他欲言又止。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医生,你放心。”我说,“只要他需要,我的血,随时可以抽。”
医生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第四天早上,我正在给我爸擦脸。
他的睫毛动了动,醒了。
他看着我,眼神比前几天清明了一些。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
“水……”
我赶紧倒了一杯温水,用棉签蘸了,一点一点地湿润他干裂的嘴唇。
他喝了几口,似乎有了一些力气。
他看着我,嘴唇又动了动。
这次,我听清了。
他说的是:“走……”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你……走……”他的声音微弱,但很清晰,“别……管我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
“让他们……也别来了……”
“我李德祥……没……没你们这些……子女……”
他说得很吃力,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半天。
说完这几句,他闭上眼睛,眼角,流下一行浑浊的泪。
我看着他苍老的、写满痛苦和绝望的脸,心里那堵坚硬的墙,忽然开始崩塌。
他让我走。
他连我哥他们,也一起赶了。
这个强硬了一辈子的男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了一种最惨烈的方式,来维护他那所剩无几的尊严。
他宁愿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也不想再看到我们,不想再欠我们的。
特别是,不想再欠我的。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
我趴在病床边,放声大哭。
哭我这三十多年来,所有的委屈和不甘。
哭我这摇摇欲坠的,所谓的亲情。
也哭这个,我恨了半辈子,却终究无法割舍的,我的父亲。
我的哭声,惊动了护工大姐。
她走过来,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姑娘,别哭了。哭坏了身子,谁来照顾你爸?”
她递给我一张纸巾。
“你爸这人,就是要强了一辈子。他说的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摇着头,泣不成声。
不,那不是气话。
我懂他。
在他说出那句话的瞬间,我忽然懂了他。
他不是不爱我。
他只是,用他那套陈旧的、僵硬的、可笑的价值观,爱错了方式。
他以为,把所有资源都给儿子,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负责。
他以为,女儿终究是外人,不需要投入太多。
这是他那个年代,大多数男人的想法。
他错了。
错得离谱。
而命运,用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他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哭了好久。
直到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干。
我擦干脸,站起身。
我走到护工大姐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姐,接下来,我爸就拜托你了。”
我从包里拿出一沓钱,塞到她手里。
“这是预付的费用,不够了,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又拿出那串,我哥塞给我的钥匙。
我把它放在我爸的床头柜上。
最后,我俯下身,在我爸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爸,我不恨你了。”
“我们,两不相欠了。”
说完,我直起身,最后看了他一眼。
他依然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我转身,走出了病房。
走出了医院。
我没有回头。
我走到大街上,阳光刺眼,车水马龙。
我买了一张回南方的火车票。
坐在火车上,我给我哥发了一条信息。
“爸在市医院XX病房XX床,我请了护工。床头柜上有房子的钥匙,你们处理吧。以后,不用再联系了。”
发完,我把他的号码,我妈的号码,所有跟那个家有关的联系方式,都拉进了黑名单。
然后,我关了机。
火车启动了。
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我的心里,一片平静。
那根扎了我二十年的刺,好像,被我自己亲手拔了出来。
很疼。
鲜血淋漓。
但是,拔出来之后,伤口,总会慢慢愈合的。
我知道,我爸不会死的。
我哥他们,在收到我的信息后,一定会回去。
他们或许会骂我,恨我。
但他们,不可能真的不管我爸。
因为,那是他们的“面子”,是他们的“孝道”,是他们赖以立足的根本。
至于那套房子,最后会归谁,我已经不在乎了。
从我决定离开的那一刻起,它就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的血,救了我爸的命。
也让我,彻底还清了这辈子欠他的,生养之恩。
从此以后,山高水长。
我们,两不相欠。
回到南方的那个小出租屋。
我打开门,看到窗边书桌上的那幅《星空》。
我走过去,静静地看了很久。
然后,我笑了。
从今往后,我的人生,只属于我自己。
我将拥有我自己的星空。
璀璨,明亮,再也没有人可以遮挡它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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