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期间，一支红军小队伍因迷路误入缅甸，后来的结局如何？

1935年11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军队调集了130多个团，修筑了大量碉堡，建立起封锁线，一步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19日，在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和政委任弼时作出重要决定，命令部队马上进行战略转移。

部队进入贵州后，红军在连绵的乌蒙山区和追敌周旋，在山岭间来回移动，试图拖垮和分散敌人。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乌蒙山回旋战”虽搅乱了追兵，但红军自身也极度疲劳。

行军队伍中，伤病员日益增多，掉队战士也越来越多。1936年4月，部队在贵州盘县短暂休整后，接到新命令，马上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下一道难关是金沙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渡河工具却十分缺乏。

战士们砍竹扎筏，捆木为排，在汹涌的江面上冒险强渡。有人成功到达对岸，也有人被浪涛吞没。主力渡过这天险继续北上时，队伍末尾还散落着许多实在走不动的战士。为此，军团部专门下令，组织人员返回，收容掉队的同志。正是这道命令，引出了后来一段意想不到的曲折历程。

1936年5月底，红二军团主力已进到川西藏区巴塘附近。军团政治部巡视员曾敬凡负责收容任务。这位22岁的湖南茶陵小伙，马上召集十多名战士，组成一个小巡视团。团里还包括一名军医和两名需要照顾的伤员。他们装备简陋，唯一的指路工具只有一个指北针。

开头几天还算顺利，尚能辨认大部队行迹。但高原天气多变，一天傍晚，队伍翻越山梁时突降暴雨。雨水倾泻，山谷顷刻浓雾弥漫，几步之外不见人影。大家躲到岩下避雨，混乱中，最重要的指北针丢失了。

雨停雾散，眼前却是陌生群山，层峦叠嶂，不见尽头。更紧迫的是，前方不远处断续传来枪声，可能就有敌军。为安全起见，曾敬凡临时决定改道，带队拐进一条更偏僻的西南向山谷。他们原以为只是绕一段小路，很快便能回到原路，却没有想到这一步走岔，再也找不到归途。

他们闯入的是一片当地人都不敢轻易进入的“野人山”。山中尽是数人合抱的古树，藤蔓密如蛛网，抬头难见天日。随身携带的炒面很快吃完，饥饿迫使大家寻找一切能入口的东西。

可食野果采尽后，一名战士发现悬崖上有岩蜂窝。岩蜂凶猛，他们便用湿树叶烧出浓烟，熏走蜂群，再冒险爬上悬崖，割下沾满蜂蜡和蜂蛹的蜜块。正是这些蜜块，救了大家的命。

伤口感染是另一大威胁。一名战士小腿溃烂，脓水不止。药品早已用尽，随队军医别无他法，只能把步枪通条烧红，咬紧牙关烙在伤口上。“刺啦”一声青烟冒起，战士死死咬住木棍，脸上滚满汗珠。

在一次为渡独龙江支流时，大家手拉手向对岸挪动。两名持续高烧的病员到河心时体力不支，一个浪头打来，瞬间被激流卷走。岸上战友眼睁睁看着，呼喊无声，无能为力。

森林仿佛永无尽头，这支小队又饿又病，失去同伴，只能朝着西南方向，一步步艰难前行。在昏暗的原始森林中跋涉十多天后，时间已到1936年6月中旬。走在最前的战士忽然从叶隙间望见山下谷地似有房屋。

那是十几座竹制高脚楼，一些穿筒裙的男女在楼间走动。曾敬凡心头一沉，这里可能已不是中国地界，他们很可能误入了云南和缅甸北部交界的地带（今缅甸克钦邦）。

走出去，风险极大，可能被当作敌人；不出去，所有人都会饿死。曾敬凡下定决心。他让大家把步枪捆好留在林边，仅派两人看守，自己则带其余人空手走出树林。他们的出现惊动了寨民，男子们立即持长刀和弩箭围拢上来。

曾敬凡连忙举起双手，反复指着自己干裂的嘴唇，又拍拍饿瘪的肚子。此时，一位被搀扶的老人发出痛苦的呻吟。队中医生见状上前，用手势询问病情，判断是急腹症，便拿出药箱里仅存的薄荷油，为老人轻轻揉腹。一段时间后，老人疼痛渐缓，村民的眼神也随之缓和。

一位头人模样的男子走出来，比划示意他们等候。不久，村民端来热腾腾的米饭和煮玉米。双方语言不通，便蹲在地上画图交流。头人终于明白他们想返回中国，抬手指向北方，示意沿眼前河流上行即可。

临行前，村民又用芭蕉叶包了许多食物塞给他们。曾敬凡过意不去，把全队凑出的最后几块银元硬塞给村民。有了食物，明确了方向，大家心中重燃希望。他们按头人所指，沿河（后知是恩梅开江支流）向北行进。

有河水指引，终于不再迷路，但前路依然艰难。河道曲折，常常需要涉过齐腰冷水，或攀爬湿滑石壁。伤员无法行走，大家解下绑腿布连接成绳，拖着树枝捆成的担架，在河滩乱石中一点点向前挪动。

约半个月后，周围山势渐显熟悉，远处山坡飘起藏族经幡，可见石砌碉房。1936年7月初，这支衣衫褴褛、须发蓬乱、形如野人的小队，终于在西藏白玉县境内，追上了正在休整的红二方面军主力。

哨兵把这群“野人”带到军团部时，贺龙等首长均感惊讶。听完曾敬凡的讲述，贺龙上前用力拍拍他的肩膀，曾敬凡从贴身衣物中取出一个小布包，外层裹着油布，里面是七位党员伤员失散前托付给他的党证和团员证，嘱咐他务必交给组织。

随后曾敬凡还把那位缅甸头人写的英文纸条交给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甘泗淇翻译后告诉大家，上面写的是表达友好和祝愿红军胜利的话。

归队后，曾敬凡随红二方面军继续北上，前往甘孜。过草地时，他染上严重伤寒，高烧昏迷十几天，全靠战友轮流用担架抬出这片死亡沼泽。这段从鬼门关生还的经历，让他对革命队伍中高于亲情的战友情理解更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八路军一二零师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东北独立第十二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一五七师师长，从东北转战到华南，参加多次硬仗。

1955年，曾敬凡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曾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长征中误入缅北的惊险经历，他后来很少主动提起，但在绝境中寻求生路、紧紧依靠老百姓、坚守纪律的点滴，已深深刻入他的品格，影响了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